梁启超对康有为宗教思想的凸显及用意

梁启超是最早对康有为的思想予以介绍和阐发的近代思想家,而他介绍得最早且最多的无疑是康有为的宗教思想。除了述康南海之言的《论支那宗教改革》之外,宗教思想也是《南海康先生传》的重头戏。梁启超之所以将康有为誉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宗教家,并对康有为的宗教家身份和宗教思想津津乐道,与他对宗教作用的认识密不可分。由此,梁启超将宗教说成是造就康有为这一中国千载难逢的真英雄、大英雄的要素,借此表达对英雄的热切呼唤。     

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不属桐城派

《江淮论坛》一九八二年第四期发表的《桐城派末代主要作家》一文,简要地评介了桐城派后期一些作家的情况,很有参考价值;对于进一步展开关于桐城派的研究,是有帮助的。但是,文章在援引胡适的“严复、林纾是桐城嫡派,谭嗣同、康有为、梁启     

康有为的不变与梁启超的善变——史料解读与史事探究

康有为、梁启超师弟二人,虽然一体并称,实则从来和而不同.梁启超的善变与康有为的不变反差尤为鲜明.不过,深究内情,梁启超的善变虽然公开而坦白,背后故实周折复杂;而康有为的不变则有故意掩饰的诸多情节,甚至不惜抹去变的痕迹,以维系不变的形象.如此一来,研治康梁就面对共同的难题,而须采取不同的办法.对梁启超,应尽力收集文字的所有版本,比较解读其相异之处及其所以然;对康有为,应注意文字标注和披露时间的差异,分别不变的自述与变化的实事之间的纠结.     

“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华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３～２７日，在广东省新会市和南海市召开了“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坟研讨会”，这是首次以戊戌后的维新派为主题举行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会议由《历史研究）杂志杜、《近代史研究》杂志...     

先驱者走向世界的足迹——谈康有为、梁启超出国日记

一、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戊戌政变以后,康梁俱出游国外,撰有以游记为名之日记。南海日记,颜名《欧洲十一国游记》,经编定者,有意、瑞士、奥地利、法、匈、德、丹麦、瑞典、比利时、荷兰、英国等十一国所记,惟印行不全。康氏弟子蒋贵麟辑印《康南海先生游记汇编》,纂补较全,足资循览。据其《导言》所叙,知康自出亡后,漫游十六载,足涉卅一国。     

民国初年康有为的政治理念及政体构想——兼与梁启超、孙中山作比较

民国初年,康有为针对时局变动提出了自己的政体构想,先是有“虚君共和”的政治主张,继而有总统制的宪法设计。二者形异质同,但均遵循着同样的政治原则或价值理念,即对权威的崇拜和对重建权威的诉求。近代中国重视权威并非只有康氏一人,梁启超、孙中山对权威也较为看重,但在建立什么样的权威体制以及遵循什么样的价值理念上则各有不同。康有重建权威体制的种种努力遭到失败,但给人们留下了值得思考的空间。     

《康有为先生墨迹》、《梁启超年谱长编》简介

由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和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进步的爱国运动。它代表着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中华民族觉醒中的重要一环。 为了纪念戊戌维新运动八十五周年,和康有为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及梁启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特修订了《梁启超年谱长编》,整理编辑了《康有为先生墨迹》,这两部书最近分别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中州书画社出版,为从事康梁研究工作的同志们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现将该两部书的概况简介如下:     

重评康梁维新派──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

以往认定康梁维新派在戊戊政变后由进步、先进转向保守、落后，主要是立据于两个不争的事实：一是此时康梁维新派在实践行动上成立保皇会，武装勤王；二是在思想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于1993年11月在广东新会、南海两市举行的“戊戌后康有为梁启超与维新派”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不少与会者经过对这两大事实的讨论和辩析，认为这一定论是有失偏颇的。关于“保皇”问题c与会者指出，以往认为康梁维新派成立保皇会进行武装勤王，是维护清朝腐朽的封建统治，是康有为等人对光绪报思的行为，这只看到事实的表象，而没有抓住本质。第…     

中学或西学?——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的底色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多次上书光绪帝,提出了看起来相当"西方化"的改革建策;梁启超在《时务报》《知新报》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宣传以"西方"的样式改造中国社会。然读康有为的著作,感觉恰是相反,仍是中国传统的思想;梁启超亦有类似的著述。由此而试图具体说明康、梁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中"中学"与"西学"的成分,采用了解剖级的量化分析,以能判断其底色。     

对康有为哲学体系的思考

<正> 康有为哲学思想表述上的一个特点是:大量借用古代和西方哲学及自然科学的名词、概念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这就决定了康有为思想形式的模糊性质.但是,与康有为借用西方自然科学的术语相比,他更多地是沿用中国古代一些重要的哲学概念和范畴.在中国古代的哲学里,本来就存在着哲学思维的模糊倾向.到了康有为,又借用旧概念去说明新的世界观,在同一概念上旧内容与新含义往往并陈着,而人们又往往习惯于用原来的意思和规定去理解这些概念,这就加深了康有为思想的模糊性.     

近代自然科学与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以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为例

甲午以后,随着西学异质文化的大规模传入,崇尚西学、新学之风日盛,中国传统学术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文化秩序处于重建的大动荡中.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新知与保存、改造传统之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以刚接受的西方新知、新理、新法整理中国传统旧籍,发明中国旧学之新义,以适应近代学术演进之大势,成为晚清学术演进之必然趋势.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打开了中国近代思想家的视野,使近代学人得以从一个崭新的角度重新认识宇宙、认识自然,客观上促进了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开辟了一条文化秩序重建的道路.章太炎、康有为及粱启超堪为其中之典范.     

近代心学复兴之路--以维新前后的康有为、梁启超为例

阳明心学被推崇是近代唯意志主义思潮勃兴的重要表现之一,近代时期被用来加强非常国情下国民的心力.它有三种重要形式一,"仁"的博爱思想,被近代思想家作为与西方"人人平等"的政治学说相沟通的重要工具.二,以"心为主宰",不依于天地万物,突出了"创造"的现代精神传统.三,"自作主宰","无假于人"的准个体性原则,也成为启蒙"自由"思想的重要契机.     

梁启超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与反思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变革。梁启超既是立宪派的领袖,又是辛亥革命的亲历者,他在民国初年和辛亥十周年两个不同时段对辛亥革命曾有过不同的评价和反思。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我们回忆并解读梁启超的评价和反思,以揭示他从文化启蒙的角度,回答中国将向何处去的思想。     

康有为与清议的动机

本文认为康有为清议的动机在于达到出仕的目的，他在晚清政坛上所作的一切努力与活动，都是受清议以出仕这一动机的驱使。康氏企盼能挤入最高权力层，在科学等仕途受阻的情况下，而以上书的形式的清议一呜惊人，这恰恰是他高明的进身之术、康有为的历史地位是人为捧起来的，他实际上是一个“私心”超出“公心”的政治人物。     

试析康有为对民主思想的认识

甲午战争后，康有为提出了君民共主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民的地位与君并列，置于最高一级，民不但可以进言、咨询，而且享有决策权。尽管这种权力还是由上所赐，但它毕竟突破了仅仅以民为邦本，仅限于沟通上下，但民却不享有主权的传统民本论的局限，强调建立在近代民主思想基础之上的自主平等的人民主权，强调人民不但应对国家尽义务，而且应享有相应的民主权利。这种思想有利于深化中国人民对民主的认识，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指导方针，为近代化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它在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以往研究对梁启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评价过低。其实五四时期的梁启超并不保守,他坚决支持文学革命并身体力行,是陈独秀、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的同道;他一如既往地坚持资产阶级宪政理想,维护民主政体,同时不再仅仅把民主作为政体变革的目标,而是将其作为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新的伦理精神和人们应享有的自由权利的价值理想,他服膺科学精神,反对科学万能,主张科学与人文相协调,体现了对待科学的理性态度;他为引进新知识、传播新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工作在五四新知识界中无一人能望其项背。梁启超的言行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内容完全合拍,他理应被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五四新文化阵营的重要成员。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

梁启超对整个五四运动都起了巨大而全面的作用：梁启超直接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而北京大学是由康有为、梁启超所办强学会官书局演变而来;以《新青年》为标识的一代新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他们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梁启超的影响;五四运动的两大旗帜是“民主”与“科学”,而作为“新思想界勇士”的梁启超正是这方面的先驱;梁启超领导的政治派别研究系也与五四人建立了密切关系。     

梁启超与今文经学

梁启超与今文经学郑师渠（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众所周知，康有为是清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他正是在公羊“三世说”的名义下，发动了戊戌维新运动。作为康有为的高足与得力助手，梁启超在戊戌时期及其后，对今文经学持何态度，无疑是值得重视的课题。本文拟对此作初步探...     

梁启超与孔教

梁启超思想虽非儒学所能宥(?),但与儒学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纵观梁启超一生的政治与学术生涯,几乎在每一个大的转折中,都与孔教打过交道,其黜陟明显地反映着他在此一时期的思想变化。因此,     

康有为对老子的身份定位

康有为在考辨中国本土文化"学术源流"的过程中,将老子纳入研究视野。在对老子身份归属的认定上,康有为有时将老子说成是孔子后学,有时说老子独立创教。这使老子的学术身份和归属出现了孔子后学与独立创教两种情形,老子的形象也随之呈现出双重性。对孔子的推崇注定了康有为对老子的贬损——因为他对孔子地位的提升与对老子的贬损是相互关联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有鉴于此,考察康有为视界中的老子,不仅可以直观感受康有为对老子身份的厘定,而且有助于理解康有为的孔教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