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屈原否定论”者的研究方法

屈原是我国古代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生活在战国时代的楚国,创造了“骚体”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此,在我国近代以前,并没有人怀疑过。只是到了近代,廖季平在他的《楚辞新解》里才提出“屈原并没有这人”的怪论。1922年,胡适在其《读<楚辞>》一文里,也对屈原的存在提出怀疑。尤其是三十年代何天行的《楚辞新考》,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了全面的否定。由于受中国屈原“否定论”的影响,国外的屈原研究者,特别是日本的少数学者,相继对屈原及其作品也提出种种怀疑和否定。近年来日本三泽玲尔的《屈原问题考辨》,可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对屈原其人及其作品,都作了彻底的否定。他声称:“屈原是一躯过去中国文学史上的偶像,……但是为了科学的现代化,我们毫不要什么偶像。” (《屈原问题考辨·后记》)在他文章的字里行间,颇有咄咄逼人之势。从国内外屈原“否定论”的文章来看,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很有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的客观存在,是无须重新研究的。需要研究的是,新老屈原“否定论”者为什么会得出许多奇奇怪怪的结论。我认为,不能仅仅就事论事,必须从研究方法论入手,研究新老屈原“否定论”的研究方法,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以,本文拟从以偏概全、主     

楚辞辩体

“文体”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指体裁，即文章的外在形式；另一个含义是文章的风格，包括影响文章外在表现形式的各种因素以及对风格产生制约和影响的其他一些社会文化因素，如家族、种族、国家、方言、各个历史阶段所形成的文学风尚等等。在汉代楚辞体之“体”是指风格，不是指体裁。汉代以后历代文人的拟骚之作仅仅继承了屈原取向悲情的文学传统，徒具骚体形式，而没有了楚地鲜明的地域特色。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楚文化如盐化水一般消融在渐渐成熟的汉文化之后，作为一种文体的楚辞悄然发生了演变。     

论楚辞体的内在特质兼说楚骚传统

本文认为,宋人黄伯思对楚辞体特征的论说,只是对这一文体语言外壳的描述,未能涉及问题的本质。笔者指出,楚辞是一种内容和形式密切相关的特殊文体,而浓烈的抒情性则是楚辞体最突出的本质特征。文章从情感内涵、情感特征、抒发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具体解析,同时还从文学史的角度对楚骚传统展开论述,认为爱国主义文学传统、“士文学”传统、“骚文学”(骚体诗形式)共同构成了楚骚文学传统。文章最后还对屈原以后楚辞体文学为何辉煌不再的原因进行了简要探索。     

论楚辞流传与“屈原一家之书”的《楚辞》结集

楚辞的长期流传,首先是自上而下,然后自下而上,进入汉代通过三条线索得以汇编结集。今本《楚辞》是一部体例极为特殊的文学选集,它在实质上乃是“屈原一家之书”,所收作品也似有经、传之分。《汉志》不录《楚辞》,并不能否定刘向的编纂之功,刘向编《楚辞》是他在废弃期间的“个人行为”,而他后来奉诏典校经书则是“政府行为”。     

屈原和楚辞对汉代文化的影响

(一)屈原对汉人的影响因汉代不同时期的政治文化特点和具体人物的不同情况而呈现出不同的倾向性:对西汉前期士人的影响主要在品格方面,如贾谊、司马迁所受的影响,西汉后期至东汉,士人由接受屈原品格方面的影响,逐渐转为对屈原进行政治伦理道德方面的评判,如扬雄、班固、王逸等人对屈原的评判。(二)楚辞对汉代文化的影响具有地域性的特点,汉代的淮南、吴、梁诸藩国皆盛辞赋,原因即在于诸藩国或为故楚地,或与楚地接比,其文化明显受到楚辞的影响;楚辞对汉代文化的影响还具有重在情感心理、深层意识、艺术情趣的特点。(三)楚辞对汉赋的影响完成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复归中又有扬弃的圆圈运动:由情到物,再回到情;由怨到颂,再回到怨;由真到假,再回到真。这个圆圈运动明显表现在由骚体赋到汉大赋,再到抒情小赋的演变中。     

对楚辞及屈原文化地位变迁原因的探寻

“楚辞”作为一种文体在汉代经历了由“中心”到“边缘”的过程;而楚辞的创始人屈原却逐渐由籍籍无名的文人解读为中华文化的精神象征,实现了由“边缘”向“中心”的转化。实现这一转化的原因可以从不断被边缘化的楚文化、无法还原的楚辞阐释、“文化想象”中的屈原等方面去寻找。     

论汉代拟骚之作的文体价值

汉代拟骚之作的价值,不在于其本身艺术水平之高下,而在于其文体意义。代拟之作确认了骚体的外部体式,伤悼屈原之作强化了骚体的文体内涵。两类拟骚之作的文体价值在历代《楚辞》总集的编纂中逐渐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楚骚之“炫”及其文化透视———兼析《诗经》、《楚辞》风格之异同简

屈原开创的骚体代表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尤其表现在其对于“形式技巧”的偏爱,呈现出“炫”的美学风貌。以《山鬼》为例,即以炫词、炫境与炫技构筑了一个五彩斑斓、绚丽多姿的美学世界,并折射出楚文化之“炫”：其一为文学艺术形式的浪漫和华丽;其二为想象的奇特瑰丽,上天入地,完全打破了现实生活的束缚,呈现出浓厚的神话色彩;其三为楚人的个性张扬高调。如果说从整体上而言,《诗经》是中原文化集体意识在文学中的反映,代表着中原文化“和”的审美理想,那么楚辞则是楚文化极度张扬的个性意识在文学中的反映,代表着楚文化“炫”的审美理想。楚辞之“炫”奏响了中国文学“缘情绮靡”的浪漫序曲。     

汉文学与楚文学之关系综论

汉文化的胜利是楚文化的胜利。李长之认为：“原来就政治上说，打倒暴秦的是汉，但就文化上说，得到胜利的乃是楚。”①这大体上道出了汉代文化传承实际情况。秦末，陈涉在大泽乡揭开了反抗暴秦的序幕，并建立了号为“张楚”的第一个农民政权，稍后，项羽、刘邦集团──以楚人为主体的政治集团将推翻暴秦的起义引向深入。这些都在客观上推动着楚文化由地域性的文化走向全国。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虽然承认楚文化对汉代文学的哺育之功，但受思维定势的影响，往往习惯于用屈原、宋玉等人创作的楚辞作品来评估楚文学与汉代文学的关系，这…     

新时代理念与旧传统方法孕育的混血儿——论支伟成《楚辞之研究》的评注特色

支伟成撰《楚辞之研究》的原因,是出于对屈原文学天赋和品格的赞美,以及被作品中屈原的思想和遭遇所深深打动。他研究的主要方法,是把近现代文学理念与传统训诂方式相结合。他在"以近代人的眼光探讨楚辞的文学意义"方面,虽受梁启超《屈原研究》的影响颇多,但也有一定程度的新拓展;他继承了传统训诂学的注释方法,但摈弃了繁琐而选择了简明。尽管《楚辞之研究》也存在不足,但它毕竟是新时代理念与旧传统方法孕育出的混血儿,在近现代楚辞学上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     

新时代理会与旧传统方法孕育的混血儿——论支伟成《楚辞之研究》的评注特色

支伟成撰《楚辞之研究》的原因,是出于时屈原文学天赋和品格的赞美,以及被作品中屈原的思想和遭遇所深深打动.他研究的主要方法,是把近现代文学理念与传统训诂方式相结合.他在"以近代人的眼光探讨楚辞的文学意义"方面,虽受梁启超《屈原研究》的影响颇多,但也有一定程度的新拓展;他继承了传统训诂学的注释方法,但摈弃了繁琐而选择了简明.尽管《楚辞之研究》也存在不足,但它毕竟是新时代理念与旧传统方法孕育出的混血儿,在近现代楚辞学上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     

中国文学形式发展探究

中国文学发展源远流长,文学形式的演变也宛转曲折。本文只是循其发展的某些轨迹,对中国文学形式的产生、变异及发展特点、规律作一探究,以飨读者。 1、“楚辞”的特点是一种骚体形式,这一形式是屈原在学习民歌尤其是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创造的新诗体。 中国未有文字早有诗歌。古代先民传唱的浩繁诗歌集300余篇被收在《诗经》,这是中国文学的起点,也是中国文学发达很早的标志。《诗经》的形式主要是四言形式,屈原打破了四言形式,代     

论爱国诗人屈原

屈原是我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吸取了楚国民间文学和《诗经》的优良传统,创造了崭新的文学样式——楚辞,开拓了我国文学的新园地,对后世文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不可磨灭的地位。然而,前几年在“四人帮”炮制儒法斗争模式的恶劣影响下,有些文章以儒法划线,有的为了肯定他,就把他说成“法家革新者”、“法家诗人”;有的为了否定他,就把他说成孔孟之道的“信奉者”。显然,这两种看法,都是十分错误的。当然,早在建国初期就有些研究屈原的文章把屈原说成“法家”,其中许多观点也是很值得商榷的。今天,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还屈原的本来而貌。     

从骚体赋看汉人对屈骚的接受与传播

汉代是有载籍以来全面接受和传播屈骚精神的第一朝,汉代骚体赋又是汉人接受传播屈骚精神的艺术结晶。汉代骚体赋从文体特征到题材内容、思想情感,始终映射出屈骚的光辉。汉代骚体赋对屈骚的接受突显出“士不遇”的忧患,对忠君爱国精神、正直高尚品格的颂扬,同时又表现了对屈原以身殉国行为的批评。凡此种种,忧患、颂扬、肯定与批评,都反映了汉人的人生观、道德观和社会思想观念,并带上汉代大一统的社会文化特征。     

王船山《九昭》试论

<正> 《九昭》是王船山晚年的重要诗作,收在他1635年完成的《楚辞通释》卷末.王船山之所以写这首诗,诗前小序有所说明:“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乡,而遘闵戢志,有过于屈者,爱作《九昭》……以旌三闾之志.”明白地说,就是他在通释楚辞的过程中,有感于自己事南明桂王的一段经历和心志与屈原有类似之处,于是仿效屈赋作此篇。诗篇采取代屈原自白的方式,又于诗句后自加诠释,都是为了便于借屈原写他自己.撰写这种“仿骚体”的诗,早有先例。稍后     

楚辞五体源流论

《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王逸《楚辞章句》确认了屈原作品的具体篇目,由此奠定了中国楚辞学的基本格局.根据战国时期的著述署名习俗,结合近几十年出土文献来看,战国楚辞的发生发展是多元的,汉人确认的屈原二十五篇作品应该是战国南楚辞赋的合集,它像战国子书一样,署名权属于南楚诗坛盟主屈原.如果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现存战国楚辞作品可以分为骚体、天问体、招魂体、散文赋、楚歌五种体式,每一种体式都各有自己的源流.恢复战国楚辞多元发展的原貌,将某些作品与屈原进行剥离,有助于建立楚辞研究的新格局.     

“酌奇而不失其真,翫华而不坠其实”——从《辩骚》篇看刘勰的骚论思想

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骚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文学派别,自秦汉以来一直是历代文论家经常讨论的热门话题。但是尽管对屈原及其《离骚》的评论文章可谓汗牛充栋,我国古代伟大的文艺理论家刘勰《辨骚》篇中的观点却仍为其中最精辟的见解之一。那么,刘勰在这篇文章中到底是怎样地评论屈原及其为代表的骚体文学呢? “奇文郁起,其《离骚》哉！” 首先,作为文艺理论家的刘勰,热情地赞扬了屈原及其作品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高度地肯定了骚体诗人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     

关于楚辞研究的对象审视与历史回顾——楚辞研究一百年

楚辞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现象.楚辞是以屈原及其作品为主体的,所以,研究楚辞,必须首先研究屈原.郭沫若说过:“它的时代的确是群星丽天的时代,而他在这个时代中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屈原研究》)     

独造之域的开掘与文学本位的固守——郭建勋《先唐辞赋研究》简评

《先唐辞赋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是郭建勋近20年来先唐辞赋研究成果的选集，内分楚辞与楚辞学、楚辞的文体学意义、骚体文学研究、汉魏六朝辞赋研究等四个专题。     

谁是“刘安作《离骚》”论的始作俑者?——评许笃仁的《楚辞识疑》

一九三八年在上海孤岛出版的《楚辞研究》,收入了卫聚贤的《〈离骚〉的作者——屈原与刘安》、何天行的《楚辞新考》与丁迪豪的《离骚的时代及其他》等文章,集中宣扬了所谓的“刘安作《离骚》”论。1948年,何天行之书又由中华书局再版,改名为《楚辞作于汉代考》。此书流行于海外,近些年来被有的外国汉学家,称为“最周密、最系统”的“屈原否定论”,是何“提出‘屈原=淮南王刘安’的见解”。我想,这果真是何天行提出来的吗?经过一些时间,在查其它资料的同时,终于查到一九三五年的《浙江省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四期,上面刊登有一篇署名为许笃仁写的文章——《楚辞识疑》。此文的第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