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思潮辨析为特色——读黄伟宗《当代中国文学》

著名当代文艺理论批评家黄伟宗的《当代中国文学》 (广东旅游出版社 ,2 0 0 0年 1 2月版 )一书 ,是他继出版《创作方法史》、《文艺辩证学》等 9部书之后 ,出版的第 1 0本著作 ,在方法论上集中体现了他的治学特色 ,显示了一个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线参与者、深谙艺术辩证法的文艺理论家的治学特色。“如果有人问我的批评观如何 ,我的回答就是这论文集的题目所示的‘辨’字。” (黄伟宗 :《新时期文艺论辩·序》)至于“辨”而有成 ,则有赖于作家主体的一种结构性认识能力的自觉养成。黄先生有一个颇具个性的“点、线、面、学”说。 1 979年初他回…     

文学意识形态性质的再认识

这两年来,随着文艺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文学的本质又成了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不少同志在探寻文学本质的新观念时,都从“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思想意识形态”这个命题开刀入手,认为它只讲客观,不讲主观;只讲再现,不讲表现;只讲反映,不讲创造……,总之,已经到了“寿终正寝”,应该受到“普遍地唾弃”的时候了。但具体分析似乎非常欠     

巴赫金“对话”理论中国化的启示

巴赫金“对话”理论被移植到中国后,不断被中国化,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对巴赫金“对话”理论中国化的个案研究,能够佐证我国文艺理论家移植外国现代文论的过程中,已经有了自主和创新意识,中国的当代文艺理论研究只有中国化才能走上创新之路。     

追寻与超越——论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与批评思维的现代性

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景观.文艺创作若沿着良性之路发展,迫切需要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指导,尽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道路.作为文艺的指南针——文艺理论与批评,它的宗旨本来是帮助接受主体理解艺术的奥秘,提高审美鉴赏力,指导作家、艺术家更好地创作艺术品,但是当今的文艺理论与批评却出现了滞后性,即文艺理论与文艺创作相分裂,文艺理论与批评对作家、艺术家失去了指导作用,接受主体也不理睬文艺理论与批评了.这主要表现在当前文艺理论与批评所患的“失语症”,所谓“失语症”,是批评者和文艺理论者被“他物”遮蔽了自己独有的思维和言说方式,以“他人”的基本理论范畴和基本运思方式进行批评.正象当前文艺批评中不再有韵味、风骨的     

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致斐·拉萨尔两封信札记

1859年4月19日和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分别由伦敦和曼彻斯特写信给当时在柏林的斐迪南·拉萨尔,评论他写的五幕历史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这两封信谈到了一系列重大的思想问题和美学问题,是不可多得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文献,也是今天我们在文艺理论领域里批判“四人帮”,拨乱反正的锐利武器。一马克思在信的一开始就说:“如果完全撇开对这个剧本的纯批判的态度,在我读第一遍的时候,它强烈地感动了我”,并说,剧本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恩格斯在信的开始处也说,第一二次读这个剧本,“使我在情绪上这样地激动”,     

废名的《河上柳》

大家都说,废名的小说最难懂,这个评价,连作家自己也承认。《河上柳》就是其中之一。废名在谈到这篇小说的创作时曾说,“简直是一个梦,我不知这梦是如何做起,我感到不可思议!” “我写《河上柳》,是在某一种生活之中,偶然站在来地一颗杨柳之下”引起的。这确是一篇从内容到形式都很别致,也颇费解的小说。其原因,是因为小说实实在在写了一个“梦”,写了作家“个人的脑海深处”的东西,所以有很多的跳跃,空白,联想,     

文艺理论课题对文艺理论创新的异化

近几十年来,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已申报并完成不少文艺理论课题,几乎涉及文艺理论的方方面面。如果按照这种发展速度推算,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就应有很大发展。但在事实上,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发展却是差强人意的。一是不少文艺理论家在文艺理论研究上没有根本突破,而是以更为精致的形式重复着过去的文艺思想。兼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中国文学组副组长、文艺理论家王元骧十几年前提出的审美超越论就比较典型。     

赫拉普钦科的创作个性研究

作家的创作个性，是前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赫拉普钦科毕生所关注的问题。赫拉普钦科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精神的基础上，根据文学活动的自身特点，围绕作家的创作个性，实事求是地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和看法，形成了较有体系的创作个性理论，成功克服了庸俗的文学社会学和教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束缚，卓有成效地发展了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仰观俯察应目会心--读叶青《应物传神:中国画写实传统研究》

当我在读到叶青先生撰写的《应物传神:中国画写实传统研究》之前,刚好参加了一次全国性的关于中国画与现实主义的学术研讨会。在会上,我发现相当比例的理论家们往往不太去考虑“现实主义”这个概念与中国传统艺术究竟有些什么关系。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理论家们往往习惯性地运用“现实主义”这个外来术语,而且经常性地把这个术语当成是一种“先进的创作方法”的名称。这种原因,与二十世纪上半叶引入西方“现实主义”理论概念时,直接引用恩格斯对“现实主义”概念的定义,即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以及后来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中国当代小说中后现代性的扫描

“后现代主义”已成为90年代中国文化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同80年代文艺理论、批评界曾争论中国有无“现代主义”一样,目前,“中国有无后现代主义”之争又在文艺理论、批评界展开。但是,本文不想直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笔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已“侵入”了中国当代文学,这是一个不争之事实。本文只打算以中国当代部分青年作家的小说为例,简析一下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当代小说“入侵”的几个方面的若干表现,从侧面证明中国当代文学中确实存在着后现代主义因素。     

文学理论:视点、形态、问题

中外文学理论史表明 ,任何一种理论科学都是对文学活动实践经验的理性认识和逻辑概括。而历史同样表明 ,迄今为止任何一种关于文学的理论概括 ,都还没有也不可能得到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所有专家认同。这个事实引起了我长久的关注。过去我想 ,这或许是因为在一些重要问题上 ,存在着一定的文化或意识形态的沟壑 ,影响了理论界对某种观点的一致赞同。后来我又发现 ,即使在相同文化和意识形态背景下 ,理论家们对文学基本问题的认识 ,也不尽相同。迄今为止仍然没有一种理论形态 ,得到持有共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立场的所有理论家的一致首肯。这种事实…     

“两结合”创作方法与“左”倾思潮

去年以来,文艺界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方法问题展开了讨论,特别是对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下简称“两结合”创作方法)争论比较热烈。我认为,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以期求得明确的解决,不但关系到文艺理论的建树,而且关系到文艺创作实践的方向,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毛泽东同志说:“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长期以来,我们在对待创作方法问题上,并没有认真领会毛泽东同志的这个科学的观点。创作方法是一种属于主观范畴的东西,它的正确性和真理性究竟如何,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     

“不自觉”和理性活动两形式

创作中有所谓“不自觉”现象的发生。它与作家的理性意识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需要具体分析。 在这个问题上,俄国论者涉及较多的作家似为冈察洛夫。他曾将作家分为“自觉”、“不自觉”两类:前者是“形象没法说,理智给以补足”;后者则“醉心”于形象的创     

齐鲁文化对当代山东作家的人格影响

<正> 在新时期全国文坛上,山东青年作家群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创作队伍.这不仅是因为这个队伍中出现了张炜、矫健、李贯通、尤凤伟、王润滋、左建明、刘玉堂、尹世林等一大批有成就的作家,而且更因为这个队伍所呈现出的、打着齐鲁文化深刻烙印的个性特点. 一省外文艺界人士曾经这样评论山东作家:“山东作家道德感太重了!”这种不无片面和偏激的指责,却正从一个方面揭示了当代山东作家与齐鲁文化传统的关系.所谓“道德感太     

论作家的创作思惟过程——“形象思惟”异议

关于作家创作思惟过程的规律问题,近年百家争鸣,研究日益深入。不少论者,有时在同一篇文章中当谈论作家的创作过程时,并不乏精辟之见,但一论及“形象思惟”这命题,并想勉强证明作家的思惟就是用形象的思惟或是一种独特的思惟方式时,就不易自圆其说。这是因为,思惟的属性是十分复杂而多面的,夸大其任何一面,或者以偏代全,就必然与事实相乖,难以令人信服。因此我想,先考察创作的思惟过程,或先研究其几个主要的关节,应自有规律可寻,亦与创作有益,不一定急于下“形象思惟”这结论。因为不确切或不科学的结论,早晚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形象思维与语言障碍症

形象思维这一文艺理论术语在我国及原苏联、东欧已被普遍接受,它已进入所有相关辞典。论述这种思维方式的专著、文章浩如烟海,因此它的存在似乎是不容置疑的。然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一术语与其他某些文艺理论术语一样,没有确定、统一的内涵。什么是形象思维?我们可以找到两个答案:一是用形象来思维;二是形象思维即想象,《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的编者就持这种观点。     

多层叙述的艺术力量与"幸福"话题的当代延伸——巴金《复仇》艺术价值构成机制

从巴金的《复仇》艺术价值构成机制看,《复仇》是有自觉文体意识的短篇小说,三个层次的叙述策略是《复仇》成为文学经典的内在原因。三个层次叙述中的“元故事”是福尔恭席太因叙述的故事,作为文本的“核”起支撑作用。“元故事”与“我”和几位朋友谈论幸福的故事构成纯主题关系;“元故事”与医生叙述的故事,以及与“我”和几位朋友谈论幸福的故事构成因果关系。三个层次叙述开辟了宽阔阅读空间,当下的我们是“实际的有血有肉的读者”,俯视角地观察和评价其他各层次的读者。文本将幸福究竟是什么这个难题再次提交到我们这些读者面前。作家的干预表现在提出了幸福这个非常富有伸缩力的话题,并将这个话题放置在三个层次的叙述框架中。     

曹丕的衡文标准与建安风骨

曹丕在文学理论上究竟有没有提出一个衡文标准,对于这个问题,研究者们见仁见智,看法不一。有同志认为,曹丕并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衡文标准,只是论述了文学批评的态度,几种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作家的气质与创作风格的关系,文章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就《典论·论文》来研究,“经国之大业”和“诗赋欲丽”是曹丕用以衡量文学的批评标准,并指出这二者的关系是在“经国”的前提下要求作品“丽”。笔者则以为,曹丕在文学理论上的衡文标准,并不是文学在功用上能够“经国”,也不只是形式上的“丽”,更不能牵强地把二者拉在一起。因为主功用乃是汉代绝大多数理论家在中央集     

在批评围困下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兼论作品的多层次意蕴和多层次评论

在新时期文学发展中,张贤亮是个非常重要的作家,他的作品已构成一种令人无法忽视的文学现象。 本文不想考察读者们对张贤亮创作的不同鉴赏不同反响谁对谁错是否深刻或迷误,也无意判断批评家们对张贤亮创作的不同意见不同评判孰是孰非是否“过高”或“偏低”。我关心的,只是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因为张贤亮作品本身重要,才引起复杂的社会反响并导致批评界争鸣呢?还是因为     

中西文论对话与理论创新——论刘庆璋的“文化诗学”构想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始终是在与西方文论前沿的互动对话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话题,进而完成自我理论更新。对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引入,便同样是本土语境中“语言论转向”与“文化转向”这一文论模式“内—外”更迭后对西方前沿思潮的吸纳、改造与升华。“文化诗学”作为世纪之交中西文论的一次“典型性”异质文论间的跨文化对话,不仅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于现实文化困境中的理论突围,还是刘庆璋等文论家试图于中西文论互动对话中变革更新当下文艺理论范式的时代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