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亚泉的政党思想

清末民初,杜亚泉在力主中国移植西方政党制度的基础上,对政党的目的及政党种类、政党制度构建进行了积极的宣扬。虽然其对政党的理论认识存在一定局限性,民初政党政治的实践也以失败告终,我们并不能由此而否认杜亚泉的超前认识在推进国人接受西方政党观念的过程方面的作用。     

论杜亚泉的中西文化观

杜亚泉是“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中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提出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中国文明是静的文明,两种文明实属“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其优劣殊未易定,各有长处,又各有局限。对于西方文明,应用中国文明去调和、统整。杜亚泉的中西文化观力避偏宕、温冷稳健,无不显示出睿智、冷静的理性光辉,在“五四”思想界可谓独树一帜。     

杜亚泉与《东方杂志》

在20世纪中国救亡图存和追逐"现代"的文化语境中,杜亚泉的渐进启蒙思想与占据主流的激进主义相颉颃而被人误解,致使其主编《东方杂志》期间的笔政生涯及编辑实践活动所显示出的文化价值和学术旨归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理解。然而作为成就卓著的一代学者和编辑家,他秉持的文化立场及苦心经营的《东方杂志》所蕴涵的文化品格却具有丰富的阐释意义,一方面他以稳健持中、超然独立、开放多元的编辑思想成就了《东方杂志》在近现代出版史上的独特风格,另一方面又因为自由知识分子的渐进启蒙文化主张而遭逢众议。其在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历史命运令人深思。     

杜亚泉文化思想的价值重估

杜亚泉与陈独秀等人的中西文化论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大理论事件。此次论战中,杜亚泉因为站在陈独秀等人的对立面而成为反对西学的代表。但实际上,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之后的长时段里,杜亚泉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都有深刻的反思与批判,只不过在中西文化论战之前,杜亚泉主要批判中国文化的弊病,而在此次论战之后,杜亚泉则以中西文化比较视野,非常理性地将批判矛头指向了西方文化的病症。另外,杜亚泉辨析中西文化在宏观、中观、微观上的差异性,提炼文化生理论与中西文化调和论,为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寻找根据与出路。总的看来,杜亚泉无论是剖析中西文化的病症,还是树立中西文化差异观,或是提倡中西文化生理论和调和论,都将比较视野、历史意识和忧患意识结合起来,同时体现了对中国文化的自信自强,属于世界文化守成主义思潮的重要一翼,而且他的文化守成与新学(科学)追求并不相悖,是他的文化思想的一体两面。这样的文化态度和理论坚守对当今社会文化反思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五四:文化论战,为何而战?——以陈独秀与杜亚泉为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陈独秀与杜亚泉发生了一场关于东西方文明的论战。对这场论战的评价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往往失之于简单化,但1990年代之后从保守主义立场上对这场论战进行的再估价也非常可疑。因此,这页旧账很有重新清理的必要。他们究竟在争什么?新文化阵营为何而战?论战开始之前,双方都在进行文明比较,但一方志在文化革新,一方意在文化保守,冲突可谓不可避免。论战中的分歧主要在于:一、陈独秀致力于批判专制主义和呼唤思想自由,杜亚泉却习惯于大一统的思想文化秩序,不喜欢思想的自由状态,因而主张“统整”。二、陈独秀致力于批判中国固有文明和引进西方现代文明,杜亚泉却留恋中国固有文明而不满于西方文明的输入。三、杜亚泉致力于维护固有文明之“国基”,陈独秀则为这“国基”阻碍民主共和的健康成长而痛苦。作为共和国的卫士,陈独秀在当时的努力与蔡锷的护国壮举有同样的意义。任何再评价都需要首先尊重这一历史事实。     

杜亚泉多元主义文化观再审视

作为五四时期知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杜亚泉关注国际政局和世界形势,具有开放的文化心态。他对东西文明进行学理意义上的比较,主张多元主义和文化调和论,断定东西文明不仅是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的差异,而且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差异。他不承认西洋文明在总体上比中国文明优越和进步,认为中国文明可以“救济”西方文明,乃至对世界文明作出补救性贡献。这种文化调和论肯定中华文明有其自身的价值,力主通过东西文明的调和,创建以中国传统文明为根基的中国现代新文明,体现了对民族命运的关怀和对中华文明前途的担忧。这一思想顺应并揭示了五四时期东西文化交汇融合的发展趋势：思想自由、价值多元与开放包容的格局。但他夸大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弊端,误解了欧战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消极影响,仅仅看到两种文明的民族性差异而否定两者之间更为明显的时代性差异则是错误的,这无益于东西文化问题的真正解决和中国现代新文明的建构。     

中西文化视野下的杜亚泉调和思想

晚清民初文化思潮和社会政治是杜亚泉调和思想产生的背景。其内容包括新旧文化调和与中西文明调和。新旧文化调和主要包括道德和文学两个方面。他坚持道德改良主义,提倡文言与白话并立分工的观点。中西文明调和是指"静"、"动"不同性质的文明之间应当取长补短,发展创新。     

杜亚泉的科学救国思想及成就

杜亚泉是近代中国著名的以科学报国的先驱者。终其一生 ,尽力输入西学 ,以知识救国是杜亚泉抱定的宗旨 ,传播科学、普及科学知识是他救济国家的主要方式。杜亚泉认为 ,科学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进步的根本力量 ,他通过创办杂志、编撰辞书、编译西方近代科学著作等方式 ,“不但对自然科学的介绍 ,尽了当时最大的任务 ,在政治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等方面 ,亦致力于科学思想的灌输 ,”从而为中国近代科学事业的补白、重构、振兴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由《物权法》争论引发的思考

近年来,《物权法》曾引起很多争论,作者从经济学和法学学理上对《物权法》进行了剖析,并以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对有关观点进行了评述。     

“唯心的进化论”：杜亚泉对进化论的反思与改造

近代思想家杜亚泉对达尔文、斯宾塞式的竞争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过程、给近代中国的政治及社会秩序带来的消极影响,它在欧洲的本来面貌和被误解的状况,它与近代中国一系列社会变革的关联,以及进化论冲击下近代中国呈现出的文化取向危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同时,他还改造了进化论,提出具有多重思想特色的"唯心的进化论"。杜亚泉对进化论的反思与改造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的面貌及其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纷繁复杂关系,更在思想史上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其进化论中的诸多理念对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仍然极具启发意义。     

试析杜亚泉“动”、“静”观念

杜亚泉是五四前后国内重要的思想家 ,他以“动”与“静”来总结中西文化的特点。本文通过考察杜亚泉的“动”、“静”观念 ,并结合考察这对观念在中、西语境下的差别 ,来看这对本是中国哲学中的范畴在杜亚泉那里如何变成了表征中西文化根本特征的概括 ,揭示出其中文背后包含的西方思想的成分。这一“表中里西”的个案 ,从一个侧面来反映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深刻程度。     

章士钊、杜亚泉"新旧调和论"之比较

针对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提出的"除旧布新",打倒一切旧文化的主张,以章士钊、杜亚泉为代表的反对者提出用"新旧调和"的方式处理新、旧文化和中西文化的问题.章、杜界定了"新"、"旧"的含义,并援引进化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在中西文化的选择上,虽然他们不反对引进西方文化,但更注重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评陈独秀与"立三路线"的分歧和争论

按照传统党史教科书上的说法,"立三路线"是中共党内的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且不说这次"路线"错误是否存在,但是当时以李立三为首的党中央确实在革命形势的分析上,以及对当时社会性质的认识上都存在极"左"的倾向.相反,由于陈独秀处于"局外人"的地位,所以摆脱了"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错误判断,对当时的形势有更加清醒的分析.但是由于陈独秀的观点与"立三路线"不同,所以两者就有了争论甚至斗争.     

由终局行政行为引起的思考

终局行政行为因为其涉及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问题等原因,被排除在司法审 查的范围之外。本文从司法审查的范围出发,认为将终局行政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的 理由并不成立,终局行政行为应受司法审查。     

从西方科学转向东方文化——重估杜亚泉思想之转折

杜亚泉思想的特殊性,除了他较早提出东西文化二元论及其调和论主张外,则是他早年作为科学启蒙者的角色,对西方文化所持有的极大热情。从表面上看,杜亚泉有一个从科学救国到精神救国、从推崇西方科学到转向东方文化的思想转变过程,就实际而言,在这两个阶段,杜亚泉在物质与精神、科学与政治、体与用、政与教(艺)之间虽然有所侧重,但整体上仍然主张一种有机的互动。完整地勾勒杜亚泉由推崇西方科学转向东方文化的思想历程,并侧重考察他在这一转变前后思想的微妙变化,对于探讨此后循东方文化派路径进一步发扬光大的新儒家与由五四激进浪潮引发的革命走向之间的内在勾连,具有管中窥豹的意义。     

由部分大学生学习成绩下降引起的思考

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过渡,高等学校日渐市场化,引发了许多矛盾。这些矛盾最突出表现在目前高等学校个别大学生学习成绩存在下降的趋势,从多方面分析了导致这种现状的因素,提出了改善这种现状的几点建议。     

由农村计划生育违法行政引起的思考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主要手段之一。在我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中,还存在大量违法行政的现象。为此,应切实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法治观念,牢固树立公仆意识,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素质,完善立法与加强司法监督职能,以有效制约农村计划生育违法行政的发生。     

超越时代的启蒙:杜亚泉“减政主义”思想探析

基于"重视官吏"等传统思想遗毒以及"出身奖励之政策"、"官僚政治"、增进国势与休养民力的冲突等政府治理难题对民国秩序的困扰,杜亚泉提出一整套逻辑严密、结构完备的制度构想:"减政主义"。"减政主义"以调和政府与社会、集权与分权、个人与国家之关系为思想基础,以裁剪官厅、减官、减政、厘定官俸、区分"官治"与"自治"为具体实行途径。它与传统中国"小政府"思想和西方有限政府理论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本质区别,可以说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杜亚泉的"减政主义"思想涉及到一些政治的基本的、永恒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具有超越时代的启蒙意义。     

2001--哈贝马斯访华引起的争论

哈贝马斯于2001年4月中旬来华访问,历时半个月.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做了七场讲演,还在一系列座谈和聚会中与学术界、文化界人士进行交流.他的访问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他的"人权-主权"话题在学者中产生了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