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满教文化因素与东北作家群创作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东北作家群的创作中,有很多作品都提到或描绘了“跳大神”现象或情节,如肖红的《呼兰河传》、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大江》等。尤其是端木蕻良的两部长篇小说,以酣畅的笔墨和较大篇幅对“跳大神”的场面与过程作了精彩的铺排与描述,成     

鲁迅与《科学新闻》

《鲁迅书信集》附录收有鲁迅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致“编辑先生”的一封信,这封信记录了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迫害进步作家的罪行,谈到关于茅盾被捕,丁玲被害等问题,是一封内容十分重要的信件。但信中提到的这位“编辑先生”是谁?是哪个刊物的编辑?信中所说的《科学新闻》是一个什么样的刊物?关于《科学新闻》所载茅盾被捕、丁玲被害的消息是怎么回事?由于一直未能找到这位“编辑先生”,《科学新闻》这种杂志也一直未能发现,所以对此信存在的一些疑难问题,更是茫无所知。在一次访问端木蕻良时,端木蕻良偶然谈到,这封致“编辑先生”的信是鲁迅写给     

试谈《高老头》的艺术结构

在《人间喜剧》这座艺术的金字塔中,《高老头》占着特殊的地位。它标志着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创作进入了崭新的阶段,反映了作家对现实的深刻理解和艺术地、真实地再现生活的卓越才能,体现了巴尔扎克创作上独特的艺术风格。《高老头》巧妙新颖的艺术结构,正是从一个重要方面表现了巴尔扎克小说的创作特色。关于《高老头》的写作,巴尔扎克曾经谈到,他想在这部作品中塑造一位象“基督教的神圣的殉道者”般的父亲,描写“一个上流人物,一个野心家如何抹煞良心如何走上邪路”,借此揭露巴黎衰败的世风。《高老头》的艺术结构,是服从这一创作意图的。在作品中,巴尔扎克精心设计伏盖公寓这个场景,以高老头和拉斯蒂涅这两条线索作为结构的骨架,以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作为情节矛盾冲突的基础,对整个情节结构作了严密的巧妙的安排,形成一个完整的,独具一格的艺术结构。     

与抗战无关的两篇故事——端木蕻良的《初吻》与《雕鹗堡》

端木蕻良一般被认为一位抗战文学家或者东北作家,但是1940年代初端木蕻良开始从现实、时代的主题意识离开,把自己的视角转移到个人的内面世界,而用细腻精致的叙事方式来转换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在此事实的背后存在着很现实、个人的理由,那就是妻子萧红的死亡。端木蕻良通过那种很痛苦的经历转换了以前的叙事方式。可以说抗战正在很激烈时端木蕻良就写了与抗战无关的小说。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初吻》和《雕鹗堡》两篇小说。     

从《包法利夫人》看福楼拜创作的政治动机

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是法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出生在卢昂一个医生家庭,在巴黎攻读法律,因病退学。1845年父亲谢世,此后福楼拜迁至卢昂近郊,潜乙于文学创作,直至1880去世。福楼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1856)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著名作品,被誉为世界十大文学名著之一。它与司汤达的《红与黑》和巴尔扎克的《幻灭》同视为法国的三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杰作。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本名埃里克．阿瑟．布莱尔)在“我为什么写作”(Why I Write)     

萧红的生日到底在哪一天?

《社会科学战线》八○年第三期《文学日历》栏载:“6·5我国著名女作家萧红生于黑龙江呼兰县(1911)。”据我所知萧红生日的说法不一。现把各家之说,胪列如下: 一、端木蕻良《纪念萧红,向党致礼》(原载《广州日报》1957年8月15日,转引自《新文学史料》80年第一期第259页葛浩文《寄自美国的读者意见》):“萧红生于1911年5月5日”。     

一个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典型——论《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葛朗台形象

《欧也妮·葛朗台》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在一八三三年写成的长篇小说,是作家自称“最出色的画稿之一”。在这部作品中,巴尔扎克极其鲜明生动地塑造了葛朗台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典型。剖析一下这个暴发户形象,有助于我们对新生的资产阶级、暴发户的认识,这对我们进一步深入学习理论,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有现实意义。     

论《百年孤独》对陈忠实《白鹿原》创作的启示

一　　陈忠实在回答一个评论家提出的“哪个作家、哪部作品对你的长篇写作影响最大”的问题时谈到:外国作家作品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1] 马尔克斯1982年因《百年孤独》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是制造震惊世界文坛效应拉美文学爆炸现象的主将。他的成功,无疑鼓动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文学创作者的创作激情。他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当代文坛有许多小说家的创作都与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陈忠实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且是最能抓住其精髓并付诸于自己的文学实践的一位。通观马尔克斯和陈忠实的代表作《百年孤独》和《白鹿原》,笔者以为两位作家有…     

从《摩罗诗力说》说开去——浅析鲁迅的早期文学观

鲁迅于1908年发表在《河南月刊》上的长篇论文《摩罗诗力说》无疑为当时的中国文坛带来了不同于以往传统的文学观.简言之,这一文学观对中国传统社会中旧有的“不撄人心”崇尚“和乐”的文学观进行了无情抨击,并试图通过对“摩罗诗人”创作经历及作品的论述,为中国文坛树立起由“天才”型作家创导的富于斗争精神和不妥协性的“撄人心”的新时代文学观.     

前言后语 判若两人

不久前,我拜读了台湾著名文学评论家叶石涛的《台湾乡土作家论集》、《台湾文学史纲》等著作,对叶先生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客观公允的批评风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近,又读了他发表于5月13日台湾《自立晚报》上的《总是听到老调》,对叶先生观点的变化,感到十分惊讶。叶先生一向善于将台湾文学置于台湾近四百年特殊历史际遇中加以剖析,不同在于,叶先生过去在着力揭示台湾文学的殊相时,从未忽视与中国文学血脉相通的共相。比如,叶先生在《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中云:“日据时代的文学始终是和台湾的现实环境息息相关的,它属于中国抗日民族革命运动不可分割的一环。”在《台湾的乡土文学》中,还将台湾乡土文学定性为“真正属于中国文学一环的乡土文学”。在《日据时代新文学的回顾》中,叶先生更明确地论述道: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反映了全体台湾民众的共同意愿,那便是     

“向后看就是向前进”？——索尔仁尼琴与俄国的“分裂教派”传统

不只是“伟大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于2008年8月4日去世了。在20世纪以来的俄国作家,可能还包括20世纪以来的整个俄国知识界,索尔仁尼琴都可以列入影响最大的人物之列。他以作家成名,其《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第一圈》等作品无疑是苏联赫鲁晓夫时代“解冻文学”的代表作,当年他也因此成为苏联作家协会成员。他后来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     

《人间喜剧》启示录

本文以“崇高的使命感是创作《人间喜剧》之旨要”、“情与理相融合是《人间喜剧》建构之基本”、“共通的人性是《人间喜剧》的底蕴”、“典型化艺术辩证法”四个方面探讨文学大师巴尔扎克这部巨著的艺术真谛和对文学创作的启迪。本期发表的是文章的前三个部分。     

关于写“理想人物”问题——论柳青的艺术观之五

<正> 无论是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还是以往各个时代的许多进步的作家甚或一些反动的作家,他们在创造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的时候,都注意塑造自己的理想人物。正如柳青所说,写理想人物,并不是从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才开始的,过去的现实主义和过去的浪漫主义,也有写理想人物的。《红楼梦》写了贾宝玉,《三国演义》写了诸葛亮,《水浒传》写了宋江,《西游记》写了孙悟空;在欧洲,雨果、巴尔扎克、拜伦、狄更斯和托尔斯泰,都写过他们的理想人物,甚至于连果戈理,也想在《死魂灵》第二部写他的理想人物,他写不出来,烧掉原稿,悲观绝望地死了。在历代各个阶级的作家中,都有一些执着于现实,对生活持进     

乱世背景中知识分子的智力角逐及其心理博弈——评麦家的长篇小说《风语》的叙事艺术

麦家是近几年声誉鹊起的一位作家，因为其作品多涉及战争中的“智力角逐”，所以被冠以“谍战作家”的称号。长篇《风语》自从在《人民文学》连载以来，又被《作品与争鸣》连续转载，金城出版社高价收购其版权后，迅即于2010年7月出版发行，电视剧版本的《风语》也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也谈陶渊明诗文的倾向性——与张啸虎同志商榷

《江汉论坛》1983年第4期张啸虎同志《陶渊明诗文的倾向问题》一文(以下简称张文),对陶渊明某些作品的阐述,给人以启发,读后受益良多。但是,张文论定陶渊明“应属于非倾向诗人之列”,“在主体上是属于无倾向的诗人”,倒有可以商榷之处。一张文在论定陶渊明“应属于非倾向诗人之列”时,曾引用思格斯给明娜·考茨基信里论“倾向文学”的一段话,得出“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不同程度倾向性的作家与作品,是大量存在的;不具有倾向性的作家与     

谢六逸译介志贺直哉作品的意义——以《范某的犯罪》翻译为中心

谢六逸是民国时期我国日本文学领域的权威学者和翻译家,在他翻译的大量日本文学作品中,志贺直哉及其《范某的犯罪》尤其值得重视。一是小说使用了中国题材进行创作,读者可通过作品反观日本作家及民众如何想象作为“他者”的中国;二是志贺直哉是“白桦派”的中坚作家,创作强调描写现实,书写人生,契合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的写作追求;三是《范某的犯罪》乃志贺“心境小说”的代表作,可作为中国现代作家创作时心理描写的借鉴,故《范某的犯罪》的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坛有着非凡价值。     

在战争这块画布上——《西线轶事》与《这里黎明静悄悄……》之比较

<正> 如果从世界文学格局来看中国文学,就不难发现,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潮,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乃至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两者无不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当代军事题材的文学与苏联同题材文学创作,联系尤其紧密.翻开新中国的文学史册,革命军事文学从一起步就受到苏联优秀战争文学的积极影响,从三、四十年代介绍进来的《夏伯阳》(又译名《恰巴耶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到五十年代的《日日夜夜》、《青年近卫军》,到七十年代后期翻译出版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都在我国广泛流传并产生影响.作家徐怀中谈到他青少年时代的文学启蒙时,提起当时流行于太行山区的一些苏联小说,如《铁流》、《毁灭》、《士敏土》等作品,使他十分“迷恋”.新时期的优秀军事文学作品如《高山下的花环》、《一座雕像的诞生》、《沙海的绿荫》等与苏联作家瓦西里耶夫、贝科夫、拉斯普京等的作品发生了“和谐的共鸣”.总之,在战争这块宏阔的画布上,两国     

"跨学科"视域下外国文学类课程教学模式初探 ——以"法律与文学"为例

传统外国文学类课程的教学内容对作家、作品的介绍大多纯粹从文学角度出发,按照年代顺序或文学流派来讲解,对文学作品中不同作家对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中的同一问题的思考和描述、分析不够;其教学方法主要是以教师讲解为主的传统授课方式,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调动不够。遵循“跨学科”理论原则,从“法律与文学”、“经济与文学”、“风景与文学”等视角重新对作家的作品进行分类讲解,这有利于学生学科视野的扩展,同时也会增加学生对作品的理解深度和广度。文章以“法律与文学”为例,选择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屠场》（The Jungle）和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ton）的《中国佬》（China Men）为教学的实践内容,同时探究“翻转课堂”在教学中的应用和意义,为外国文学类课程的教学模式提供新的方法和途径。     

梁启超的两种“新文体”

关于梁启超的“新文体”,我们一般较多关注到其中的一种而多少有些忽略了另一种。事实上,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提到了两种新文体：前一种是他“以宣传为业”时期“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柬”的新文体;后一种是作家“向文艺方面讨生活”的“‘纯文艺’之文”的新文体。前一种侧重引入东瀛文体之“新名词”,后一种在主张“代译西籍”的语文翻译之外。也重视从文体古今流变的延续发展中锻造“国语新文学”。摸索二者的变化脉络,可知梁启超对作为启蒙工具的文学和“为文学而文学”的文学的不同态度。因此前后提出的两种新文体,既是梁启超为寻找理想的文学形式而进行不断探索的执著表现,也显示其在文学“革命”和文学“改良”之间的摇摆择抉。《清代学术概论》作于1920年,梁启超对两种新文体的论述,既是他对清末趋新文学的回顾总结,也是与五四新文学的对话商榷。     

“新写实”已开始成为新的小说潮汐

所谓新写实小说,从总的文学精神来看仍属于现实主义大范畴,是现实主义的发展和深化,是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相异的一股潮流。“新写实”的出现,是一批写实型作家审美意识调整的产物。如近期发表的高晓声的《触毒》、赵本夫的《走出蓝小河》、朱苏进的《在绝望中诞生》、《范小青的《顾氏传人》等。这些作品站在时代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