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不抑兼并"、"田制不立"政策新论

北宋实行"不抑兼并"、"田制不立"政策主要基于两点:其一是土地兼并不会影响到封建国家土地税的征收,只是由"舍地税人"转变为"舍人税地";其二是北宋政权建立在军事政变上,社会没有经历剧烈的动荡,没有出现大量无主荒地,官无闲田,难立田制.实行这种政策虽然导致兼并成风,但兼并的形式不是政治型的大片土地的掠夺,而是经济型的小块土地的买进,农民与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在松弛,而与私人地主的租佃契约关系在发展,这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的进步,在评价"不抑兼并"、"田制不立"政策时应当重视这一点.     

论我国农业制度及其变迁的人口效应

一、改革开放以前的农业制度及其变迁与人口效应：１９４９－１９７７建国以来到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农业制度经历了以下三次重大变迁。第一次是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的土地改革时期。经过短短三年的土地改革运动,实现了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到“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所有制...     

从“田制不立”到“土地兼并”:民生视角下宋朝土地制度的形塑与演化问题研究

耕者有其田、民众安居乐业是历代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美好愿景,民生保障和土地制度则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甚至王朝兴衰的关键。从民生视角出发,本文通过剖析宋朝土地制度与民生实践的互动演化发现:在“田制不立”政策导向下宋朝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封建地主阶级所有制空前发展,民生状况堪忧;尽管租佃制客观上推动了地权分离,有助于农民租佃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然而繁重的地租和徭役赋税进一步恶化了民生问题。两宋期间的土地利用和赋税等制度曾有过阶段性调整,但始终无法缓解地权分配严重失衡所带来的民生状况恶化和社会矛盾冲突。透过民生和土地的内在逻辑发现,民生状况恰是土地制度演化的关键因素,民生保障应是地权结构调整的实践理性。     

关于“着佃交粮”制性质的几个问题

太平天国的“着佃交粮”制在初行时,曾在客观上刺激了农民的抗租斗争,但很快又转化为农民抗租斗争的对立物,成了维护地主收租的工具。它非但没有破坏、反而恰恰是在恢复已被破坏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它建立在承认和保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之上,其归宿只能是输租纳粮,根本不存在向“耕者有其田”过渡的可能性。     

“废井田,开阡陌”刍议

<正> “废井田、开阡陌”是商鞅变法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项内容。但对此问题的认识,历来史学家们意见分歧。当代关于这方面的论著甚多,诸家认识上的距离之大,往往令人瞠目:有人说这是“废除了奴隶制的土地制度”,“从法律上确立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有人说这是“土地私有制的最终形成”,“标志着农村公社经济结构的彻底解体”;有人说这是“把大家庭肢解为小家庭”,“确立了小农经济”,有人说这是国家“完成了对村社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和垄断”,“其实质就是土地国有化”……总之,“废井田、开阡陌”至今还是个聚讼纷纭、有待继续解决的问题。     

论君主专制国家的成熟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本已歧义百出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进一步展开了争鸣。实际上,无论西周封建论、春秋封建论,还是战国封建论、秦统一封建论,以及魏晋封建论,如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来看,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形态等多项指标来看,封建制国家的成熟、定型,是在西汉中期。现试阐析如下。 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全面确立 中国古代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于战国时期。一般认为,其重要条件和标志之一,是土地的自由买卖,以及土地兼并的可能及其实现。质言之,即土地私有化的产生。 然而,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全中国的普遍确立,却是在西汉中期。我们可以从汉代社会经济结构的成分,以及这种结构的垂范后世,得到确证。 关于汉代社会的经济结构,史学界分歧较大。     

关于王安石与张居正清丈土地迥异结局的探析

关于王安石与张居正清丈土地迥异结局的探析吴建华一在中国封建经济史上，主要有两次较大规模的清丈土地运动。一次是宋神宗时王安石推行方田法，另一次即是明神宗时张居正推行清丈法。北宋建国，政府实行“田制不立”①、“不抑兼并”②的国策，对豪强地主兼并采取纵容态...     

从两则土地税税额材料看宋代的土地买卖

宋代的土地买卖发展到了空前的程度,土地购买与出让基本上是自由的。宋初限田政策的失败与继而实行的“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意味着政府对土地买卖的干预越来越少。因而,整个两宋时期中,土地这种商品几乎取得了同其他商品等同的地位。“土地所有者可以象每个商品所有者处理自己的商品一样去处理土地”。这种“完全的、自由的土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土地思想初探

从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到最后一个王朝为止,围绕着土地占有关系的矛盾,中国历史上爆发过无数次动摇地主阶级统治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因之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一直困扰了地主阶级思想家们二千年之久.历史上曾出现了不少土地思想和土地政策,无论是董仲舒的限田论、王莽的王田制、西晋的占田制、北魏的均田制、李觏的限田政策,或则是林勋的所谓井田制和方孝孺的复古井田制思想,到丘浚的配丁田法……等等,但都没有解决土地问题,成为封建社会不能治愈之顽症.到了近代中国,土地问题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课题。虽经历了一个由地主阶级改革派试图改造和修补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的过程,如龚自珍《农宗》中阐述的土地思想,是要借宗法制度来维护封建的剥削关系,按宗法关系占有土地和组织生产,使地主阶级私有关系长期保存下去。到太平天国革命农民提出带有绝对平均主义色彩的《天朝田亩制度》,再到资产阶级改良派,如陈炽主张像英国那样办资本主义农场和梁启超所向往的资本主义的农业经营方式,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相继提出带有资产阶级空想特点的土地公有制和土地国有制的发展演变过程,最后以孙中山提出的较能完整体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纲领。所有这一切主张或政策措施,只不过对地主土地占有作一些限制或者土地重新分配,或者鼓励地主向农业资本家转化,但都没有主张取消地主土地所有制,故均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更不可能实现“耕者有其田”纲领。唯有中国历史进入现代,中国共产党运用暴力革命的手段,依靠广大农民阶级,彻底摧毁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完成了民主革命任务的宏伟业绩。毛泽东正是在这土地问题上显示出他超越前人的见识和解决问题的卓越能力。他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抓住每一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任务、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切实可行的主张和办法,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的土地纲领、土地分配标准和办法,真正实现了数千年以来农民的愿望,做到了“耕者有其田”。本文试从以下三方面探索毛泽东的土地思想。     

宋代学田制中封建租佃关系的发展

我国封建经济制度的发展,到宋以后占主导地位的已经是封建租佃制了。这种封建租佃制在宋代学田制中表现了如下的一些特点:许多学田被地主豪绅租占,然后再转租出去,“二地主”明显地出现了;在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地区,盛行一种小地块租佃制,不仅在学田上如此,在其他封建土地所有制上也如此;以实物和货币这两种形态的定额地租处于支配地位。仅就以上几点给以叙述,借以说明宋代祖佃制关系的发展。错谬之处,请同志们教正。     

从公平优先到效率优先:"不抑兼并"与唐宋变革

在土地制度方面,宋代一反汉唐时期对土地买易、转移的种种干预和限制的传统职能,实行"不抑兼并"政策,并随之成为宋元明清阶段处理土地问题的主要准则.本文认为,"不抑兼并"政策具有广泛的经济内涵,它标志着传统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公平优先转为效率优先.     

西周土地制度国有性质论略

过去学界多认为西周实行奴隶主贵族土地所有制 ,但是 ,通过对西周井田制的分析考察我们发现 :井田民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经济 ,他们在私田之外助耕公田 ,为封建国家承担义务 ;而所谓西周土地“王有”实际也只是一种象征性拥有 ,真正的土地所有权在封建气息颇浓的村社掌握之中。     

试论“商人地主经济”

翦伯赞先生指出:“自春秋末叶起,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土地所有形态,这就是商人地主的土地所有。”翦老的这段论述很中肯地说明了中国历史上土地所有制形态变化的过程。特别是用“商人地主土地所有制”来概述自春秋末叶开始的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特征,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它提供了一把认识中国自春秋战国开始的近2000年封建历史的钥匙。但是,长期以来,支配学术界和我们的历史教科书的不是翦老的这个观点,而是郭沫若同志的观点。     

五代十国大土地所有制发展的途径和特点

唐代与宋代土地所有制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了颇为丰厚的成果。但是,衔接唐宋两代的五代十国时期的土地所有制关系的研究,则迄今论著甚为鲜见。这是唐宋时期土地所有制关系研究中的一大缺陷,亟待弥补和充实。本文拟就五代十国时期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发展的途径和特点作些探索。     

宋代官田的数量和来源

宋代是中国封建土地私有制蓬勃发展的时代,地主不仅大肆兼并农民的土地,而且通过各种途径侵占官田,有的学者用“官田私田化”、“官田税田化”作为宋代土地制度的重要特征,正反映了官田向民田转化的运动过程。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存在的反向运动,即民田不断地沦为官田。正是因为这种反向运动的存在,“官田私田化”才如有源之水,常流不竭。     

我国20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的宪政意义

民国时期，封建土地所有制是维护封建主义的根本经济制度，而与其紧密依附的民族资产阶级也顽固地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统治，使商品经济无法得到快速发展，宪政也难以产生。我国50年代的土地改革，彻底扫除了这一障碍，为宪政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汉唐间的土地买卖问题——兼论封建土地所有权

汉唐间的土地买卖,以及与此相连的封建土地所有权问题,历史上就有争议,至今仍然意见不一。较早的争论出现于马端临《文献通考》。该书评论唐朝均田制,引了叶适的一段言论:“要知田制所以坏,乃是唐世使民得自卖其田始。……唐世虽有公田之名,而有私田之实……民得自有其田而公卖之,天下纷纷遂相兼并”。马端临说:“水心言唐方使民得立券自卖其田,而田遂为私田。此说恐未深考”。他认为“秦开阡陌之后,田即为庶人所擅”,“民得以自买卖田土矣”。两人都把土地买卖与土地所有权联系起来,但在时间上看法不同。解放后,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中,再次碰到这个问题。一些同志指出:“根据经典著作的指示,结合中国封建社会的史实,土地买卖可以作为衡量土地所有权的标尺”。另一些同志则认为封建社会的土地买卖,不过是一种“诡诈的买卖”,它“不但不能证明‘自由的私有权’的建立,反而意味着在封建社会的农民是以土地所有权的丧失而换取使用权为其特征”。更有同志提出:“所谓经过买卖的私有,只是在封建法律下被承认的,而法律是统治者所订”,因而认为土地所有权“在专制封建主义的中世纪‘就是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封建的土地国有制”。这里的分歧就不仅涉及汉唐时期(乃至封建社会)土地买卖的性质、意义,而且关系到对封建土地所有权的理解了。本文试图结合汉唐间土地买卖的事实,对“封建式的私有”谈点粗浅意见,供讨论。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土地政策

<正>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以广东农民运动为起点、以湖南农民运动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在这一运动的实践中,党逐步提出了农村土地政策问题,为党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土地政策的制定建立了基础。(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我党即初步提出了自己的土地政策。这一政策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从长远考虑,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实现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二是     

关于日本封建土地国有制问题

东方封建社会的特点之一是封建土地国有制,这种所有制形式在印度是一典型。其他东方国家是否也存在这种財产形态?如果存在,各具有哪些特点?这是研究东方封建社会史必須首先解决的重要課題。本文拟就大化改新以后日本土地所有制的演变,对日本封建土地国有制形式及其特点試作粗略探讨。一、日本的封建土地国有制公元七世紀中叶,日本史上发生一次重大政治事件,即所謂“大化改新”,这是以天皇为首的封建主上层統治集团所发起的自上而下的改革。     

从“名田”到“庄园”：民生视角下汉朝土地制度变迁研究

土地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土地制度决定地权分配格局甚至生产经营方式,其演化变迁折射地权结构调整与社会关系变动。汉初民生凋敝、荒地广布,为恢复国力和巩固新政,施行不抑兼并、自由买卖的“名田制”与“授田制”。但是,到了“文景之治”时期已现土地兼并问题,至汉武帝时已经非常严重,大土地所有制不断扩张。限田令虽被提出但未真正实行,农民被迫沦为佃农或附庸甚至流亡,民生状况恶化。西汉末年至东汉时期,“庄园制”经济不断滋长。尽管“赋民公田”等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生压力,但地权转移仍然较为频繁且不断集中于官僚地主手中,社会矛盾愈发尖锐。土地兼并引发的民生状况的恶化,也终致汉朝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