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党内合作”的形式

关于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党内合作”策略的形成。发展、失误到最后失败的过程，本人曾有专文论述。现在，试对“党内合作”的形式作一个总的评价，以求教于学术界。几十年来，学术界对于党内合作的形式，是充分肯定的。他们强调“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是正确的”，是“当时能够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所接受的唯一合作形式”。只有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就能够在孙中山这面颇有号召力的革命旗帜下，通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加速推进民主革命”。对这些肯定性的意见，我认为可以商榷。我…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党内合作”形式新探

一、国共“党内合作”形成的不可选择性国共“党内合作”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只要客观地分析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形成过程,就不难断定它的形成关键是外力作用的结果,它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唯一”形式。中共“一大”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便找到孙中山商谈有关国共合作事宜。当时,孙中山表示,中国革命只能有一面旗帜,革命力量应集中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国共两党只能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孙中山反对党外联盟与平等合作的背景下,马林依据自己以往的经历,提出国共“党内合作”的建议。陈独秀坚决反对马林的此项主…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中共政策的演变

1937年7月，日本法西斯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国民党终于放弃了“剿共”政策，实现了与中共的抗日合作，但抗战时期国民党的联共抗日政策却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演变。1936年12月，西安发生了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对蒋介石的兵谏─—“西安事变。”该事变在共产党的努力下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是中共的‘通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策略方针的转折点，而且也是中国国民党由‘剿共’内战到国共合作抗日政策重大转折的开端。”①还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过程中，…     

国共党内合作形式的确立及其评析

党内合作,对于国共两党都不是无条件的。孙中山之所以坚持党内合作是惟一的合作形式,前提就是共产党必须服从国民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最终接受这一形式,其原因不仅在于共产国际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更重要的是在三大前后从理论上也认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在此前提下,中共提出国民党必须是各革命阶级的政治联盟、中共在国民党中必须具有独立性作为党内合作的两个条件。然而,这两个条件并没有得到国民党方面的认可。在苏俄、共产国际的作用下,两党的党内合作是在分歧并不明显的情况下确立的,从一开始便呈现出不稳定性、暂时性的特点。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党内合作形式不能简单否定。同时,考虑到中共实现其独立性的困难程度,对这一合作形式的肯定不应该绝对化。随着上述合作条件的相继变化,对这一合作形式的肯定评价也不能贯通整个国民革命时期,而只能限于两党合作伊始。     

西兰会议与甘肃党内纠“左”的艰难曲折

西兰会议与甘肃党内纠“左”的艰难曲折郭维仪西兰会议即中共中央西北局于１９６０年１２月在兰州召开的书记处会议，一般通称西北局兰州会议，简称西兰会议．这是一次纠正甘肃党内＂左＂倾错误的极为重要的会议。回顾和研究这次会议，从甘肃党内纠＂左＂的艰难曲折中汲取...     

陈水扁“文化政策”背后的玄机

民进党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就竭力宣扬要“彻底检讨现在国民教育内容中的‘大中国’思想，要调整关于中国历史与地理的内容教材”，主张“以台湾本土相关的内容材料取代教材中的中国历史和地理”，“以‘台湾立场’看台湾，以‘台湾观点’看台湾历史，要放弃‘大中国观点’”。     

蒋介石对日“以德报怨”政策探析

1945年8月15日,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前的一小时,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亲临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表了著名的“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广播演说”。他说: “我相信今后地无分东西,人无论肤色,凡是人类都会一天一天加速的密切配合,不啻成为家人手足。……基督宝训上所说的‘待人如己’与‘要爱敌人’两句话,实在令我发生无限的感想。” “我们中国同胞须知‘不念旧恶’及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来龙去脉——早期中共党史问题研究

马林主张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播下了“二次革命论”的种子,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陈独秀因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策略,主持起草了中共二大决议,抵制了“二次革命论”.西湖会议后,陈独秀服从共产国际纪律,接受、宣传了“二次革命论”,受其影响,中共三大留下了“二次革命论”的痕迹.由于国民党反对被改造、部分党内同志以及一些国际代表对“二次革命论”的批评,加上陈独秀内心深处不接受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策略,1925年五卅运动后,陈独秀部分地抵制了“二次革命论”.共产国际导致“二次革命论”的错误,受到共产国际代表、反对派以及陈独秀本人的批评；斯大林、布哈林以及部分中国同志为共产国际政策进行了辩护；在批判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时,回避了其错误来源于马林和共产国际.     

“左”的根源浅析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指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一论断是对我党70多年来在反“左”防右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的高度概括。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内“左”的倾向一再出现并导致严重后果。事实证明,“左”比右更容易产生,更具有危害性。因此,“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本文试就“左”的根源作一番分析。     

中国共产党由“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方针转变原因试析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这次合作“酝酿时间很长,差不多‘九·一八’后就逐渐向着这个方向发展。”在重谋国共合作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表现了很大的主动性,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其中从“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方针的转变,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完成抗日大业,奠定了基础。我党这个方针的转变,是几方面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     

统一战线理论的新发展:“一国两制”和“反对霸权主义”──学习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的若干思考

如何实现中国统一，是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都十分关注的重大问题。在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下，我们实现了香港回归祖国，在今年内澳门也将回归祖国。在实现祖国完全统一问题上，现在仅剩台湾问题还没有得到最后解决。自１９４９年国民党逃离大陆盘距台湾以来，台湾海峡两岸就形成了长期对立的局面，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中国共产党内也曾有和平或武力解放台湾的两种主张，邓小平同志以现实主义态度告诉人们，“是社会主义吞掉台湾，还是台湾宣扬的‘三民主义’吞掉大陆？谁也吞不掉谁”。如何实现统一？邓小平同志以超人的智慧向…     

共产国际“重国轻共”与国共党内合作的形成

共产国际“重国轻共”与国共党内合作的形成刘忠义，田相林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酝酿和创建时期，共产国际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从一开始，共产国际就轻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力量和作用，根本没有指望中共谋求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反而对国民党不加深入仔细的分析而全盘...     

再论广州是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发源地

中共三大召开前的远东会议、广州会议、中共二大、西湖特别会议,不同程度地将国共合作探索推进了一步。中共二大虽然提出了民主联合战线的统战政策,但并未解决国共合作的形式问题,统一战线并未发端。广州有国共合作得天独厚的条件,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广州并在广州召开中共三大。中共三大成功解决了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非常纠结”的难题,正式作出国共党内合作的决策。国民党改组大会在广州召开,解决了国共合作亟待解决的共同纲领和组织形式问题。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由此发端。中国革命统一战线发源地是广州而不是上海。     

文学的内向性——我对“新时期文学‘向内转’讨论”的反省

文学的内向性——我对“新时期文学‘向内转’讨论”的反省鲁枢元一《文艺报》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１８日发表了我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到了１９８７年夏天，以《文艺报》为主要阵地对这篇文章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持续了一年多时间，...     

陈水扁“废统”意在法理“台独”

陈水扁1月28日（中国传统的春节）在岛内放出所谓“震憾弹”，陈水扁说，他觉得应该“认真来思考废除‘国统会’、废除‘国统纲领”’，要“在适当的期间好好来处理”这个问题；“这样的‘国统会’、这样的‘国统纲领’要来追求什么共同的统一，甚至在纲领中来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这都是非常有问题的”。陈水扁的一番话，激起岛内外的强烈反响。台湾各界有识之士和国际舆论纷纷谴责陈水扁的讲话，批判陈水扁是要向法理“台独”迈出实质的步伐。     

《蜕变》之“变”

《蜕变》是曹禺抗战时期创作于重庆的一部话剧,作家试图通过该剧表现“我们民族在抗战中一种‘蜕’旧‘变’新的气象”并实现自己创作模式的转变。但事实上在《蜕变》中作家既没有成功地展现出人们生存环境蜕旧变新的真实过程,也没能成功塑造出蜕旧变新的人物形象,其创作模式的转变反而使其作品沦为政治思想的传声筒,以前作品中的那种诗意与美感荡然无存。     

对"党内合作"形式的再认识

本文就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实行第一次合作的“党内合作”形式作了分析探讨,认为这种合作形式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     

试论“条条”、“块块”的关系和改革

赵紫阳总理在五届五次人大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解决‘条条’和‘块块’的矛盾”是我国今后三年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本文试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大事记

2006年12月 1日国民党人士透露，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密会商讨北高市长选举和国、亲合作问题，但马、宋对此予以否认。 4日被台检方通缉的“枪击案”关键人唐守义称，自己“离开台湾是由台检方策划的，‘枪击案’的笔录也是检方一手导演”。     

略论“六大”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指导意义

1923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党的历史上一次有着重大意义的代表大会,正如周恩来所说:“总的说来,‘六大’关于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方针等问题的决定基本上是对的,所以说‘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对的.”“六大”在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上澄清了党内长期存在的错误认识,对统一全党思想和推动中国革命起了积极作用.“六大”对中国革命所起的第一个重要历史作用,是正确估计了革命形势和制定了正确的策略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