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宗岱文学批评的诗笔特征与心灵体悟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梁宗岱是个性鲜明的诗学批评家。他的批评文本往往意象纷披,元气淋漓,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批评家李健吾的文笔即缜密流畅又有"迂回"的曲意,不乏深蕴的情致,自我的坚执。梁宗岱的浪漫气质决定其文笔特色必然是华采的、瑰丽的,也不乏精致透彻的。"走内线"的诗学批评观构成他心灵与个性的写照。梁宗岱的艺术化诗学批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有重要启示作用。     

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诗论述评

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大多集诗人与批评家于一身,他们不仅创作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流芳百世的诗歌作品,在诗学理论上他们也颇有建树。本文拟对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学观的核心命题作一解读,以冀对其有一个总体把握。     

论文学批评家的心理特征

文学批评家的心理活动是一种在欣赏基础上的理性化符号传达和二度创造的过程，其特征表现在审美体验、审美意向、意义表现三个方面。批评家的审美体验贯穿于从审美感知到艺术理解的过程中，这种体验是一种多元体验，它综合了批评家对对象的全部认知和理解。批评家的审美意向性活动突出了批评对象的特征，它通过简化行为和强化行为两种方式实现了批评活动在批评主体与对象间的连接。批评家的意义表现行为体现于从意蕴领会向理性表述的转换活动中，以“事实性描绘”和“表现性描绘”的手段显示了文学批评的理性整合力和审美创造力。     

文化诗学批评的成功实践——评蒋述卓《宗教文艺与审美创造》

<正> 文化诗学批评是近几年来在西方新历史主义影响下而兴起的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有的批评家称之为“第三种批评”。什么是“文化诗学批评”?目前国内对它的认识并不一致。王岳川就把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特征概括为三点:跨学科研究性、文化的政治学属性、历史意识形态性。童庆炳也认为,文化诗学是一种外部研究,是文学与文化的交叉研究。     

魏晋才性观与人化批评

本文以几个审美范畴为基础探讨了魏晋才性观与人化批评的关系 ,认为人化批评的昌盛是魏晋才性观念进入文学批评领域的结果 ,其直接影响就是产生了“文气”、“气韵”、“味”、“风骨”等审美范畴和文学批评概念 ,对中国诗学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     

“美丽心灵”：康德诗学伦理及其价值旨归

康德将诗积极融入他对审美及伦理问题的思考中。诗被康德视为最高级的“美的艺术”。诗人凭借艺术天才和诗学义务赋予作品以典范精神,这种作品能够为人所追随,并让心灵脱离病态,为人建构起真正的“美丽心灵”。以“诗心”为内核的美丽心灵,召唤出心灵的“共情”能力,它是关切社会、理解他者和奠基道德的重要条件。康德诗学是一种融合了伦理纲维的“大诗学”,目的不是为了宣扬文学艺术的怡情及审美个人主义,而是将文学作为进阶伟大人格与正义社会的有效选择,因而它追求的是一种诗学正义。     

论儒家诗学的向日情结

在东方儒家诗学文化传统里,“经”作为一个本体范畴即是一个隐喻词。在儒家诗学文化传统中,“经”是“缘光—太阳”,儒家诗学批评是在“经”的“向日式隐喻”中指向文学艺术审美的感性大地。儒家诗学对诗的批评是一种在隐喻中完成的审美感性的德道理性化过程,所以,儒家诗学在批评中对诗进行阐释而生成的意义,只是本体的理性缘光投射在诗之感性大地上的傀儡戏影像。因此,当儒家诗学从“六经”文本中提取意义而指向诗时,诗学与诗之间的意义关系就是一个隐喻的过程。“六经”正是以“向日式隐喻”的缘光烛照着这个此在世界,“烛照”就是阐释,正是“烛照”的阐释赋予这个世界以意义。因此,在儒家诗学这里,阐释仅是以诗学主体为中介而完成的一个本体论隐喻过程而已,如果我们把伽达默尔的一个阐释学概念“前理解”带入这里,“经”之本体的缘光就是儒家诗学批评无可回避的前理解。在皈依本体的信仰之下,这个此在的感性审美世界永远是“洞穴”或“幽室”,诗学主体永远是“穴居人”。     

“如画”批评的审美本质及其理论意义

“如画”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术语,如画的诗句再现的对象是趋于静止的风景,读者想象中的形象诉诸直觉,没有象征含义,也不涉逻辑,决定了“如画”批评的审美本质。批评家用“如画”评点诗句意味着强调画意之美,从而淡化了以意义和联系为特征的意识形态属性,从现代视角看是中国古代的审美批评。清代方东树将诗句有无画意作为批评标准,而王国维将“如画”提升为具有规定性的文学法则,即诗人须营造趋于静止的画面感。“如画”奠定了中国文学审美论的理论基础,中国历代批评家与国外的巴托、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布罗夫等批评家用各自的理论语言,共同揭示了这一关于文学和现实关系的一般规律。     

重估寄寓在文学本文中的诗学

探寻和感悟本文诗学实际上就是要探究作家的思想情感图像如何通过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而获得确定的形象创制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服务于作家创作实践的,作家通过对本文诗学学习和研究而获得自己的创作经验和创作智慧,事实上,对本文诗学的感悟过程与自己的创作过程是相辅相成的。本文诗学立足于文本自身,以创作作为自己的理论指向,这样的诗学才能实现诗学的“诗性”。本文诗学直接服务于文学作品的创作,它是创作者自由自觉的理性意识,创作者可以通过这种具有原创性的意识在文学创作中进行诗学试验。一旦创作者的诗学原则在文本的创制中获得成功,创作者的思想原创性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诗学意义。     

审美性与学理性交合：沈从文的批评文体

批评文体是一个批评家的个性显现,沈从文以其作家批评家的优势,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留下了独具特色的美文式批评文体,他的这种批评文体将文学的审美性和批评的学理性交合于一体.形成沈从文美文式批评文体的根本原因是他以人为本的文学观和美学观.     

古代批评文体:批评家的独特“面孔”与“名片”

不同志向追求、知识背景、审美心理、个性特征的批评家,决定和孕育着批评文体的品相和面貌,"文体"是折射批评家主体世界的一面真实镜子,是其独特的"面孔"和"名片"。批评文体是批评家诗学思想的载体、个性特征的流露、审美旨趣的折射与表现手法的舞台。     

论第三代诗歌的传统诗学特征

中国传统诗学观对“第三代诗人”的创作有着明显的影响,这主要反映在诗人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情感上的“物态化”、艺术上的“隐喻”和“象征”、语言上的“玄言化”以及美学上的“谐谑化”倾向.透过传统诗学特征在其诗歌经验和诗歌文本中的存在状态可以看出,只有将中国传统诗学话语与西方诗学理论有机融合,让中国新诗既流淌着母体的血液,又感应着世界潮流的律动,才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必由之路.     

李奎报对中国诗歌创作的“主意”论

结合“以意为主”的诗学观在中国诗学中的流变，以及“意”在李奎报诗歌本质论中的特定内涵，来分析、研究李奎报对中国诗歌创作中“重意”这一审美趋向的两种理论批评倾向。其一，李奎报关照到中国诗歌创作中“意”的思想性，即重视诗歌的社会实践作用；其二，李奎报审视中国诗歌创作中的对“意”的表达的艺术性，即由对中国诗歌的思想内容的揭示，转向对中国诗歌的审美式批评。     

以性统情，裱丽婉至--杨慎“主情”诗学观念及其创作实践研究

杨慎在哲学上主张“合性情”,反对将“性”“情”割裂来谈,同时又强调“以性统情”,使情欲在性的指引下得到合理发展与满足。杨慎“约情合性”“缘情绮靡”“含蓄蕴藉”的诗学主张便是这种“性情”观的体现。他还以自己的创作部分地实践了这种诗学观念,从而形成一种“穰丽婉至”的诗风。     

“平民底色”与“俚而不俗”:苏轼黄州诗新论

谪居黄州之后,身同平民、迹等黔首的苏轼开始重新审度自己的人生意义,他把热情投注到平凡的世俗生活中,以朴素而灵活的思维方式孕育了一种带有平民底色的审美趣味,并创作了一批书写琐细平凡日常生活的诗歌。由于能够寄温情于平凡,寓思致于琐细,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白体和晚唐体平庸琐屑的流弊,但黄州诗创作态度的率意、句法的简易以及诗歌语言的俚俗等确实客观存在。这类俚而不俗的作品并非苏轼诗风的主调,但却是中唐以来诗歌进程中“日常化”书写的一次成功实践,是北宋“以俗为雅”这一诗学命题的有意义的尝试。     

浅析班固赋学观的矛盾

汉赋作为有汉一代之文学,从产生之初就伴随和背负上了重重矛盾和尴尬,赋家本身更是充满了矛盾和煎熬。斑回作为“汉赋四大家”之一．其围绕赋表现出的矛盾有其深刻的内涵和原因．他的赋学观鲜明而独特。他基于儒家诗学观的矛盾赋学观、自相矛盾的赋体艺术批评以及理论与创作的自我割裂与背叛是他对赋这种特殊文体的认识矛盾重重的具体表现。班固的矛盾主要缘于其身份的复杂性和当时士人特殊的生存状态与心态。     

“湖苏芝”对朝鲜王朝诗风转变的关键作用辨析

16世纪朝鲜朝诗坛由宗宋转为宗唐,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在学习对象上由宋调转为唐风,尤其是对杜甫的全面推崇。在此过程中,“湖苏芝”（郑士龙、卢守慎、黄廷彧）所起的作用极为关键。三人身居高位,汉诗造诣深厚,推动了当时诗坛宗尚风气的转变,其中,卢守慎是朝鲜朝大力学杜的汉诗人,他与“三唐诗人”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对朝鲜朝诗坛诗风转变贡献最大,后来诗人鲜有逾越者。“湖苏芝”的诗学主张及汉诗创作,推动了朝鲜朝诗坛学唐浪潮的兴起。这表明在明七子宗唐复古论传入前,朝鲜朝诗坛已经萌生出由宋转唐的风气。     

艾略特"非个人化"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之比较

本文探讨了20世纪现代派代表诗人T.S.艾略特的“非个人化”诗学理论以及其深刻内涵,和诗人提出此理论的目的和意义。论文指出“非个人化”诗学强调诗人在创作过程中的主体缺失,客体显现,反映了其对浪漫主义文论的反对,和向西方理性主义的回归。这种诗学观与中国传统诗学中所提倡的以无我之心观察万事万物不谋而合。这种“无我”之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类中心论和情感中心论,从而建立人与历史,人与自然的共时的互相响应。     

论佛教诗学的"兼性"智慧

“佛教诗学”是指使用佛法观看诗歌而形成的理论及其批评实践。佛教诗学中充满着“兼性”智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在佛教不落一边、超越分别的中道智慧影响下形成的“道器为一”诗学观;二是在佛教以善巧方便传递般若智慧方法影响下形成的“诗以言智”诗学观;三是在佛教诸行无常而法无定法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不屑古今”批评方法。佛教诗学的“兼性”智慧对中国诗学的多元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论苏轼诗学理论的本体艺术心理

苏轼文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诗学本体意义上的艺术心理研究,他从创作的全过程探究诗学创作的艺术心理结构,诸如诗人与表现对象之间的空静、物化、神游的相契相融的特征,并且把自己的创作心理体验融会其中,因而使他的诗学本体艺术心理理论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和创作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