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事诉讼目的的流变看我国诉讼调解的出路

不同的民事诉讼目的决定了不同的民事审判模式,长期以来决定我国"调解型"民事审判模式的观念基础就是不同时期的民事诉讼目的."程序保障"和"保护当事人实体和程序利益"的现代民事诉讼目的,要求我国现行的诉讼调解制度进行结构性的变革.民事诉讼法修改时,应当将民事诉讼目的、诉讼调解和诉讼和解三者进行统合考虑,建议在取消调解原则的基础上,将诉讼调解与和解进行整合,并专章规定"调解与和解".     

民事纠纷解决的第三领域——法院委托调解

委托调解是对法官主导下诉讼调解工作适度社会化的新模式探索。法院委托调解是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纠纷解决机制,在民间调解人指挥调解程序的背后是法院司法权的支持和支撑。委托调解虽然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基础,但因为调解程序的开始和调解结果都有法院司法力量的介入,法官裁决或命令的作出有时会使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在法院委托调解中也应当强调当事人的程序保障权。     

浅谈民事诉讼调解的效力

民事诉讼调解,又称法院调解,是指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由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就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进行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和结案方式.调解协议,是指在人民法院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其争议即实体权引义务所达成的,并经人民法院批准通过的协议.     

我国民事诉讼程序转换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民事诉讼程序转换制度的确立体现了立法对当事人程序利益的尊重和保护,是对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两大价值平衡追求的结果,也是对当事人诉权及法院审判权行使的制约与平衡.但是现行立法仍在诸多方面存在不足和亟待完善之处,实践中民事诉讼程序转换制度亦呈现随意性和虚无性.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程序转换制度,充分发挥程序转换制度的功能与效用,需要进一步规范程序转换的条件、当事人程序选择权行使的时间、方式和效力,进一步规范程序转换的具体程序,规范法院依职权转换制度、法院对程序转换审查的方式及其处理.     

人民陪审制选择权问题

人民陪审制选择权是指诉讼当事人根据自己的意思决定启用人民陪审制并享有与该程序相关事项的诉讼权利。其实质是当事人根据自身利益对程序价值作出判断的一种处分行为。我国目前由法院启动人民陪审制的做法存在很大弊端,借鉴国外审判形式选择权的实践方式,赋予当事人积极完整的人民陪审制选择权是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制的重要措施。     

人民调解与民事司法衔接十年考(2002～2012)

2002～2012年十年间,人民调解与民事司法衔接无论在国家文本还是在地方实践中都有很大发展.这是党和政府构建和谐社会指导思想,村(居)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功能弱化,法院面临双重困境和国外法院附设调解影响共同促成的结果.人民调解与民事司法的衔接促进了人民调解自身发展,缓解了法院压力,节约了当事人的维权成本.然而,人民调解与民事司法的衔接实践中也存在着诸如当事人诉权和诉讼权利保障不足、法院附设调解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不合理、诉前委托人民调解与启动诉讼的程序衔接不畅等问题.为更好发挥人民调解与民事司法衔接的作用,应充分保障当事人诉权和诉讼权利,调整法院附设调解委员会的人员组成,理顺诉前委托人民调解与启动诉讼的程序衔接.     

以和为贵:民国时期基层民事纠纷中的调解

调解在中国传统纠纷解决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民国时期,建立起了西方式的诉讼制度和司法体制,虽然在法律上保留了调解制度,但审判结案的比例迅速上升,对诉讼程序的重视不免给人以传统调解方式在纠纷解决中逐渐式微的印象。新繁县基层司法实践的情况显示出,在民国基层民事纠纷的处理之中,调解仍然重要。无论是调解的整体比例、半官方调解方式,还是公信力方面,传统的调解方式在基层社会的纠纷解决中仍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与清代相比,传统诉讼中调解和审判完全合而为一的程序已经有了明确的分离。在民国时期,调解的一个重要变化是逐渐脱离了法定的诉讼审判程序,而在正式的诉讼程序外发挥着作用。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法院审判行为约束软化的若干表现及其矫正

民事诉讼法本乃规范当事人诉讼行为与法院审判行为之程序依据,但由于观念上的误差与立法上的罅漏,在实践中明显表现出对法院审判行为的约束软化,滋生出诸多弊端且直接殃及当事人之程序利益。本文着重从期间制度对审判行为的约束乏力、简易程序的结构阙失以及法院“适度”违反法定程序并且“完全免责”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并分别提出矫正方案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法院审判行为约束软化的若干表现及其矫正

民事诉讼法本乃规范当事人诉讼行为与法院审判行为之程序依据,但由于观念上的误差与立法上的罅漏,在实践中明显表现出对法院审判行为的约束软化,滋生出诸多弊端且直接殃及当事人之程序利益。本文着重从期间制度对审判行为的约束乏力、简易程序的结构阀失以及法院“适度”违反法定程序并且“完全免责”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并分别提出矫正方案。     

调解语境下的民事诉讼和解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和解与法院调解及诉讼上和解均属于合意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在形式上或名称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容易混淆视听,应予以辨析区别。尽管民事诉讼和解属私法行为,并且在当前强调调解的司法语境下,和解存在的制度空间被极度挤压,但民事诉讼法还应对其加以规定。因为从保障当事人权利角度出发,应赋予当事人更多的程序选择权,现代民事诉讼程序也应保障当事人更多没有被纳入法律保护体系的利益需求的实现。     

“接近正义”视阈下我国大调解格局的制度构想

当审判程序从简单蒙昧走向复杂精密之后，诉讼制度在构建得日益文明的同时也暴露出其与生俱来的弊端，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开始越来越难兑换成司法正义，普通民众感到正义似乎愈加遥不可及。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调解制度修正诉讼制度的种种缺陷就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理性选择。而在我国，努力构建社会调解、诉前调解与审前调解三者并驾齐驱，并以调审分离为运行模式的大调解格局，以满足人民群众“接近正义”的法律诉求，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与步骤。     

地域管辖权问题的实践解读

地域管辖权是同级人民法院之间确定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在国外 ,确定地域管辖权的标准与我国虽无多大差异 ,但针对我国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 ,提出借鉴国外立法 ,修改移送管辖并制定违反地域管辖权的法律后果 ,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地域管辖权制度。     

行政管辖略论

行政管辖是行政机关之间就某一类行政事务的首次处理所作的权限划分。行政机关基于行政管辖的法律规定所享有的权力就是行政管辖权。行政管辖可分为一般管辖与特殊管辖。就对某一事务何者享有管辖权,行政机关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即为行政管辖的争议。依据争议的不同类型,对其可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     

论宪法的司法适用与民事审判权的界限

宪法能否在私法领域中适用,是讨论宪法和民事诉讼法的关系时一个不可回避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我国民事审判权的作用范围。在西方国家,关于宪法在私法领域的适用,主要存在“直接效力说”、“间接效力说”、“国家类似说”等理论。我国直接依据宪法判案尚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但是通过借鉴民法上的诉因寄生理论,可以对那些在民商事实体法律中尚未予以具体化的宪法基本权利起到保护作用。当然,最根本的措施是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以权利的归属和处分特征为标准,权利划分为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主见权和私权利三种。在此基础上,民主划分为政治民主和直接民主,法治划分为依法治国和人民自治。民主解决的是法律意志问题,法治解决的是权利界限和民主效果问题,形成“决定”与“办理”的关系。因为政治民主的间接性,社会民众要高度认同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以私权利为契机来关心国家政治,实现政治和谐、秩序和谐及民主法治主观体验和谐。      

对权利与义务本位之争的反思和批判

以权利和义务作为法的基本矛盾构建的权利义务法理学,在理论上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其错误就在于用义务取代了社会公共权力,使社会公共权力这一重要的社会现象脱离了法学研究的视野,从而使权利义务法理学存在着重大的理论缺陷。在民主与法治建设已向我们提出了更新更高要求的新形势下,推倒以权利义务为基础的权利义务法理学,以权利和权力为法的基本矛盾重新构建科学的法理学已是当务之急。     

中国民间“调解法”立法模式及制定

民间调解是当代替代诉讼解决纠纷(ADR)的重要方式,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调解、仲裁、审判)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中国目前民间调解存在立法、运行、效力不统一和不规范等问题,需要借鉴当代西方各国和地区"调解法"立法经验,选择"调解法""仲裁法""审判法"分离立法模式,制定统一的民间"调解法"。中国统一民间"调解法"的制定要解决立法目标、特有原则、调解机构和调解员、调解协议效力、民间调解法与司法调解法关系等问题。     

律师执业刑事诉讼困境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中国律师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历程较为曲折,近现代律师职业及律师制度是在西方法律文化的介入和影响下渐变而来的,而期间又经历了国内诸多历史、政治变迁的影响。律师制度直接体现了国家的文明发展水平和法制化程度。律师在我国执业刑事诉讼的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不妥善解决律师执业所面临的问题,将对律师职业的发展,乃至国家法治的实现造成现实的障碍。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秩序的建立和完善

当前 ,在整治社会经济秩序及规范市场中 ,行政管理只应弱化 ,而行之有效者在于必须强化法律手段。为此 ,应该进一步完善民事立法、经济行政立法、加强行政立法和依法行政、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法 ,使我国尽快从一个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 ,这是解决目前我国经济秩序混乱的根本途径     

试论行政诉讼中设立诉讼调解制度的理论依据

诉讼调解是实现法律效益最大化的有效载体,在行政诉讼中设立诉讼调解制度对于实现法律效益的最大化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对"公权不可处分"理论的质疑和权利制约权力理论、权力制约理论的支持,为行政诉讼中设立诉讼调解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