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人平淡诗观的特殊指向与内蕴

在宏观上,中国古典诗歌的平淡美,作为审美理想而确立于成熟的理论自觉之中,应该说,是自宋代开始的。这意味着,虽然宋人诗观远非平淡之说所能尽,但平淡诗观却不能不处于宋人诗说之重心。不仅如此,既然是成熟的理论自觉,就不能不具有以下两种特性:首先,它兼有对宋诗实践的指导性和超越性,唯其如此,宋诗之进境于平淡理想者固属当然,而宋诗之未能如此甚至与此相违者也不难理解,换言之,宋人平淡诗观与宋诗平淡美境,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次,它具有对相关的艺术现象和文化思潮的含纳性,唯其如此,对宋人平淡诗观之特殊指向与内蕴的探究,必将是一种多维视野之透视的汇聚,并且只有辩证的思维理性才能把握其精神所在。     

论宋诗的历史地位

凡是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人,提起唐诗,那是众口一辞,誉为中国诗史上的高峰;一提到宋诗,却聚讼纷纭,毁誉不一。贬宋诗者把它说得一无是处,甚至谓“终宋之世无诗”(陈子龙《陈忠裕集》)褒之者有的则把恰恰是宋诗的缺点也加以赞赏,奉为圭臬。建国以来,诸家评论兼顾内容形式两方面,肯定了宋诗的历史地位。但自从公开发表毛泽东同志《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之后,由于信中谈到“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一些文学论著涉及宋诗时,大多不是裹足不前,就是绕道而行,或者只谈宋诗不懂形象思维而不及其它。这就会使人产生宋诗除了“味同嚼蜡”之外再无长处的误解。我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评论本是从诗歌创作的形式方面着眼的,并没有对宋诗给以全面否定的意思。我们绝不能因为毛泽东同志对     

略论方回之宋诗观

方回是由宋入元的诗歌理论家、批评家。他所编注的《瀛奎律髓》（又名《唐宋诗三千首》）是他一生诗学思想的精髓。他以敏锐而高远的宋诗眼光,对宋诗发表了一系列精彩论断。这些观点主要有：宋诗学唐而过之;回护“江西”,倡“一祖三宗”说;虽不喜西昆,但也肯定其“变国初诗格”的功绩;认为‘‘四灵”、“江湖’’救“江西”之彝,却落在了晚唐之下;认为瘦硬与自然,是宋诗格之“两途”;肯定用事是宋诗的一种诗法,而且认为宋诗“善用事”;对于宋代的僧诗这种特有的现象,也给予特别的关注。     

宋诗不歌

配乐之词称为诗,或称为歌诗、诗歌,但不是所有的诗歌都可入乐歌唱,诗有可歌与不可歌者。歌诗依附于“乐”,“乐”一直在流变,歌诗形式必变。仿古诗歌不谐时乐,沦为徒诗。宋诗不在音乐文学史之列,宋人歌词不歌诗;宋代音乐的体制、宋诗所承袭的唐诗格律形式、宋诗的性质限制宋诗入乐。所以宋诗不可歌。     

山谷诗词的谐趣品论

山谷诗词的谐趣品论吴晟严沧浪说：“至东坡、山谷始自出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①所谓变唐人之风，即宋诗风范主要体现者——东坡、山谷诗，变唐诗以韵胜为以意胜者也。个人认为，宋诗之“意”主要体现为“趣”：...     

意境诗的形成、演变和解体——兼论新诗不是意境诗

意境美是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演变的。意境的原初义是生于象外的"真意之境",其中包含着宇宙和人生的先验的真谛;它滥觞于魏晋时代的言、象、意之辨,并接受了佛禅之境的影响。意境的引申义是"情景交融之境",其极致是"妙合无垠"。意境的引申义逐渐压倒了原初义而广为流行,这种演变反映了古代诗歌创作面貌的变化。"真意之境"多见于唐诗,尤以孟浩然、王维等山水田园诗人的作品最为突出。"情景交融之境"多见于宋词,豪放派的苏轼和婉约派的李清照等皆有典范之作。元明散曲开始放松对意境的追求,转而注重俚俗化的明快和风趣。清末梁启超、王国维的意境说标志着古典意境说的终结。梁启超提倡的"新意境"主要是指西方传入的近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远离了意境的原初义和引申义。王国维在承先启后的意境说的系统建构中也显出难以避免的尴尬。新诗诞生初期以直抒胸臆方式表达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宣告意境诗的解体。新诗的基本发展趋势是现代意象诗的建构。现代意象诗以突出诗人的自我意识为核心,在总体上与古典意境诗大异其趣。但意境美仍应加以继承,作为现代诗美的构成因素之一。     

说“春归”

欧阳修的《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是颇为人们称道的一首好诗。《宋诗一百首》也选了它,可谓知诗之选。但笔者对该诗首句“春归”的理解,与《宋诗一百首》的注释颇有些异同之论,因以献芹,以祈斧正。 原诗是:     

唐宋禅宗山水诗的意境特征

唐宋禅宗山水诗是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产物，但作为一种艺术思维方式或审美范式，它已超出了自己的时代，在中国古典诗歌宝库中长期占有一席地位，成为我国诗苑中的一朵奇葩。本文拟就唐宋禅宗山水诗的意境特征谈几点拙见，敬请师长们给予指正。一、禅宗山水诗意境的构思意象思维是禅宗山水诗意境构思的基本要求。禅宗的直觉思维是源于禅定这一修行方法，其结果却大于宗教教义上的涵意。禅定中的直觉思维表象运动，是在人们头脑中进行的。它既是可以与视觉、听觉的意象结合的，也是可以不与之结合的；既可以是具体的，个性化的，也可以…     

禅宗·理学与宋人理趣诗

禅宗·理学与宋人理趣诗阎福玲（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我们知道，宋人“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创作方法，改变了唐诗重情韵重兴象的风格特征而使宋诗具有重气格尚理趣的美学风范。因此，宋诗于赠答、怀古、写景、言志等抒情诗之外出现大量理趣诗，...     

王国维意境说对王昌龄意境说的继承和发展

“意境”是充满着中国艺术特性的美学的范畴。最早提出“意境”的是唐代的王昌龄的《诗格》。《诗格》主要是探讨诗的创作规律的。《诗格》推动了唐代诗歌创作和诗歌创作理论的发展。佛教对于诗人的影响 ,最主要的还是禅宗的思维方式。意境说是中外思想文化融合的产物。王国维的意境说是对文学艺术创作和欣赏综合美感规律的探究。意境说形成后 ,逐渐成为古代独特的文学艺术创作与欣赏的理论核心 ,也逐渐成为现代衡量文学作品的艺术标准。     

“唐音”中的“宋调”——盛唐诗歌中的议论、散体化与用典

盛唐诗歌的审美范型一向被作为与宋诗对立的正面典范。人们批评宋诗的三大主要缺点“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时,往往以盛唐诗为鉴,因而盛唐诗给人以有情韵没有理致,讲格调不讲意兴,写情景不涉典故的印象。其实作为后人眼中诗歌的最高典范,盛唐诗歌已经蕴涵了宋诗的某些音符,这来自于中国诗歌主体精神——言志、抒情和风雅比兴传统。     

宋诗评价略论——学习毛泽东同志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对唐宋诗高下优劣的争论古已有之。尊唐派以唐诗辉煌灿烂、无与伦比的成就为依据,力诋宋诗的败误,甚至宣称“终宋之世无诗”,“宋绝无诗”。尊宋派则津津乐道于宋诗的点化锻造之功、独得理趣之妙,昂然声言:“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更甚者,竟谓“宋诗岂惟不愧于唐,盖过之矣”。两派各执一端,互不相让,从南宋开始,争论了数百年之久。     

同类诗与别样情——李白和苏轼女性诗的情感表现之比较

我们常说唐诗主情而宋诗主理 ,其实宋诗也有情。如果将李白与苏轼两人写女性的诗试作比较分析 ,便可发现 :李白多关注民间下层 ,表现的多是民间的感情和世俗的审美情趣 ;而苏轼多表现贵族上层 ,代表的是政治之情和官方的价值取向。     

以诗为史与以史为诗──论史学介入诗体的两种不同方式

中国古代诗学与史学均很发达，二者在发展过程中，又有不同程度的互渗。诗之渗透于史，表现在从《左传》以来的多种史书中，都有意无意地引诗入史，形成中国中书中中有诗的独特风貌。而史之渗透于诗，也十分多见。概而言之，约为两端：一乃说诗者以诗证史，或以史证诗，有所谓“诗史”之说；二乃作诗者以诗咏史，在诗体中有咏史一格。二者构成了中国古代诗体介人史学的两种不同方式，通过透视这两种方式，以及说诗人对这两种方式的不同观念，可以见出中国古代说诗者对涉及到史料、史实、史法的作品所表现出的二律背反现象。诗史——说诗者对…     

“背郭千峰起,涵空一水横”──谈蔡襄咏福州山水

蔡襄的诗，在后世未受到学者们的足够重视．现代有关中国诗歌史的著作（包括新近出版的许总著《宋诗史》）和一些来诗选本，都很少提及他．就我所见，仅陈衍的《宋诗精华录》选蔡襄诗两首，而且显然是出于敬重乡贤之故（近上海辞书出版社《宋诗鉴赏词典》从这两首中选析了一首）。这很可能是由于蔡襄以书法称名于世，以致于把他的诗名湮没了．这颇似南宋的朱熹，以理学名彪史册，而很少人注意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但朱熹的诗，毕竟还得到过胡铨、胡应麟等人的高度赞誉；近年来，有关朱熹诗的研究也陆续出现，许总著《宋诗史》还列出专门章节…     

古典意境说与英美意象派

古典意境说与英美意象派李亚东一、问通的提出严格说来，把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意境说拿来同现代英美诗歌中的意象派进行比较，是容易引起混乱的。原因在于：其一，“意境”是居于中国美学中心范畴的概念，范围也不限于诗歌，而涉及文学、书法、绘画、园林等广大的领域；而“...     

苏诗例释

<正> 讲到唐诗,人们是一致赞扬的。至于宋诗,则毁誉不一,毁多于誉。笔者曾在《诗的“直说”及其他》一文(载《陕西师大学报》1979年第三期)中分析过宋诗的艺术特点,提出过“宋诗的成就仅次于唐诗”、“其价值不容低估”的看法。现在仍然坚持这样的看法。苏轼是宋诗的主要代表作家之一,但其诗作,解放以来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概论容易流于空泛,因而举几首诗,作一些具体的解释和评论;“一斑”虽微,但未尝不可以窥见“全豹”,对于爱好古典诗歌的同志们了解苏诗、乃至了解宋诗,也许有点帮助。     

《全宋诗·寇准卷》文献述考

寇准是北宋初政治家和诗人,其传世诗共268首。众多学者对寇准诗作的整理和考证做出了不懈努力,但也存在几处失误:《全宋诗·寇准卷》辑佚部分误收《顶山》和断句一条,其它辑佚文章误收《题雷州广济寺》,《宋诗纪事补正》补正的断句存于寇准诗中。并且寇准《汉上偶书》诗在《全宋诗》和《全唐诗》中重出,后者误收。本文根据《全宋诗》"以人系诗,以诗存人"和"校是非为主,酌校异同"之原则,作以述考,供有意于研究《全宋诗》的学者指正。     

日本学者山本和义的宋诗研究

山本和义是日本宋诗研究的重要学者之一,他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宋诗文献整理、宋诗的分期、宋诗的特色以及苏轼个案研究等方面.尤其是后二者,颇有一得之见.在宋诗特色方面,山本和义认为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特色主要体现在理性化、题材日常化以及自然的描写方式上;在苏轼个案研究方面,山本和义主要着力于苏轼诗中的人生体悟、苏轼及其周边文人的社交唱和诗等.山本和义的研究,善于将所要探究的问题纳入到当时的史学与诗学背景之下,深稽博考,细致分析,阐发自己独特的思考和见解,引领了日本学界的宋诗研究,也为我国的古典诗学研究提供了参照与借鉴.     

王韬诗歌中的“新意境”

在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倡导中,"新意境"是重要的构成因素。王韬对"新意境"的追求是开风气之先的。王韬诗歌中的"新意境"主要表现在《蘅华馆诗录》中的酬赠诗和海外诗两类作品中。尽管王韬诗中的"新意境"在他的全部诗歌中还是很有限的,不及后来黄遵宪表现的丰富,但毕竟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对"诗界革命"的发生发展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