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错配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来自中国数字创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模型,利用2012-2018年数字创意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使用GMM动态面板方法,从融资约束视角实证检验了金融错配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错配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投资增长;企业创新投资活动普遍存在外部融资约束,金融错配的提高会加剧企业创新投资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进一步区分企业产权性质和地区市场化程度分析可知,金融错配对创新投资面临的融资约束加剧作用对于非国有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数字创意企业更为显著。     

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370家数字创意产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选取2015—2020年数字创意产业的上市企业数据,就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激励效应”;数字金融通过缓解金融错配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即“数字金融-金融错配缓解-企业技术创新”的传导渠道有效;完善的制度环境会加剧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相对于国有企业,数字金融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表明数字金融有助于缓解传统金融供给带来的“属性锚定”问题。     

资源配置效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不仅包括技术进步,还包括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资源错配是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损失的原因,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方法在于降低生产要素的错配程度。文章基于异质性宏观经济模型的分析框架,对造成资源错配的各种因素及其影响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分析表明,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通过改善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可以有效提高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资源错配程度,改善资源配置效率,能够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动力,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货币政策、实业投资率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我国近年来金融业一以贯之的工作重点,宽松的货币政策未必能有效提振实体经济,实业投资率下降、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已经显现出来。文章首先从企业金融化角度解释我国近年来实业投资水平下降的原因,发现实体企业的金融化投资行为对实业投资水平具有“挤出效应”,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实体企业偏离主业的金融化行为。研究表明：实体投资机会下降是导致非国有企业选择金融化投资行为更为深刻的背景和原因,即使是宽松货币政策也改变不了实体经济对资本吸引力下降。缓解货币政策调控困难的关键,在于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推动企业进行主营业务改革,提高主营业务竞争力,从而增强对资本的吸引力,货币政策才能从根本上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金融资源配置、所有制结构与企业绩效

以往的研究认为,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是实现经济增长和促进企业绩效提高的重要前提。在中国,由于长期坚持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国有银行往往承担着信贷资源配置主体的角色,加上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着某种天然的关联关系,企业所有制结构成为银行信贷的重要考虑因素,影响着资源配置和企业绩效。为了探讨金融资源配置和企业所有制结构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文章利用2007-2016年1054家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金融资源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倒U型"关系,当前我国信贷市场上存在的所有制偏好导致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没有达到最优。这意味着,信贷市场存在金融资源错配,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且长期的负面影响。为此,我国应积极创造竞争性的市场环境,推进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     

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降低企业杠杆率吗？

[提要]本文使用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显著降低企业杠杆率,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财务困境、增加金融可得性和降低资源错配程度实现。进一步分析显示,数字金融对企业杠杆率及其引致的违约风险影响,与中长期信贷存在显著差异,同时数字金融又是传统信贷的替代方式。本文的研究丰富了数字金融对微观企业经济效应的认识,为规范数字金融发展、推动企业去杠杆、促进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协调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金融资源错配与技术进步偏向性研究

金融资源错配不仅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而且对技术进步的方向产生影响。金融资源错配对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的行政干预导致金融资源错配,进而使技术进步偏向资本;另一方面,资本要素价格扭曲导致技术进步偏向资本。金融资源错配致使我国技术进步偏向资本从而产生三种宏观经济效应: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要素的收入份额不断下降,工业部门产能过剩,产业结构失衡。我国有必要进行要素市场化改革、银行体制改革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缓解这三种宏观经济效应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影响。     

金融错配、结构性研发投资短缺与企业绩效--基于工业企业大样本面板数据分析

用面板数据模型和进行研发活动的工业企业数据,验证了金融错配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影响企业绩效。从直接影响看,金融错配导致民营企业、研发强度中、低水平的企业融资成本增加,当期、滞后一期与滞后二期的企业绩效下降;从间接影响看,金融错配释放扭曲的资产价格,导致结构性研发投资短缺,民营企业相对国有企业、按研发强度排序中高水平企业相对强度最高的25％的企业研发投资缺乏,这些企业当期被锁定在劳动密集型或工艺简单的低端环节,并由此遏制企业对技术创新的需求,与国有企业、研发强度最高的少数企业在研发能力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企业绩效越来越低,产业结构升级缺乏内在支撑。     

数字金融与区域金融风险：机制检验与门槛效应

数字金融在重塑金融业态、增强金融服务普惠性的同时，也对区域金融风险演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从理论上解析了数字金融如何影响区域金融风险，并结合2011-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影响的中介传导机制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总体上加剧了区域金融风险积聚，但作用程度具有明显的结构和地区差异性，其中使用深度的作用程度最大，中部地区的加剧效应最强；数字金融可通过提高金融杠杆、增强金融脱媒程度加剧区域金融风险积累；数字金融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其加剧效应随着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呈现边际递增态势。为此，应构建数字金融监管体系，防范和化解区域金融风险。     

金融开放背景下货币错配风险新特点及治理对策——以房地产行业为例

我国货币错配风险的演变逻辑和内部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货币错配风险的形式不再是简单地表现为宏观层面的债权型货币错配,微观企业主体的债务型货币错配风险更具爆发性,而金融开放下资本的双向流动和国内改革的结构调整又使得货币错配的风险化解变得更为复杂。因此,我国企业主体的货币错配风险防范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切实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二是坚定不移地推进金融开放,构建现代化的金融市场体系;三是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深层次发展,鼓励并支持国内各类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积极开展投资经营活动;四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资本市场融资体系,加快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五是增强企业主体的风险意识和风控能力,提升企业管理的现代化水平和国际化素养。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缓解融资约束研究——基于涉农企业的实证分析

伴随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为缓解涉农企业融资约束提供了新的可能和路径。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2011—2020年市级数据与中国涉农企业数据进行匹配,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涉农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显著缓解涉农企业融资约束,该结论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中,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影响效果优于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提高信息透明度等机制缓解涉农企业融资约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相对于国有企业更大,对加工服务业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相对于养殖种植业企业更大。传统金融发展越好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强。总体而言,在缓解涉农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逐利性"大于其"普惠性"。文章为乡村振兴背景下解决涉农企业融资难题、助推农业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引:第一,要继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为涉农企业提供数量众多、业态丰富的新型金融服务;第二,涉农企业要积极进行信息披露,减小与金融机构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拓宽自身融资渠道;第三,要加大对落后地区和经营养殖种植业企业的扶持力度和资源倾斜,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应有之义。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金融摩擦与企业投资

经济增速趋缓背景下,货币政策承担着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等多重责任,但货币政策频繁调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上升又会在很大程度上弱化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应。研究显示,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通过金融摩擦放大效应抑制企业投资水平;国有企业虽具有信贷资源优势,但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会保持更高的谨慎性和风险意识,更易受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金向实体投资的转化。为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需要提高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加强对公众预期的前瞻性引导,避免政策本身成为经济扰动的根源。同时,需要高度关注不确定性冲击的金融摩擦放大效应,采取切实措施缓解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提高国有企业的投资水平和效率,避免资金脱实向虚。     

金融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研究

金融是一种资源,是一种社会资源,是一国的战略性稀缺资源。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影响经济。金融资源配置如何直接关系到区域经济增长。本文探讨了金融资源总量及其增量的规模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区域经济增长状态;金融资源的单一配置结构,制约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金融资源总量不足,影响区域经济结构失衡;金融资源配置失衡,影响区域经济结构失衡;高投资态势既是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首要原因,也是吸纳金融资源的主要手段;企业组织是经济增长和金融资源配置的复式平台;民间资本已经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金融资源配置力量,并相当程度地制约和影响着金融资源的配置格局及区域经济增长态势等七个方面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并提出了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十点对策建议。     

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收入门槛效应研究

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重要的宏观议题.随着国民收入达到中等偏上水平,中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探索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收入门槛效应对于转型时期精准实施差异化的区域金融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987—2018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门槛变量,运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探讨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地区收入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在地区收入水平跨越第一门槛值前后,金融发展均在不同程度上抑制了地区经济增长;当地区收入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后,金融发展才开始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机制方面,市场化建设为"双重门槛"效应提供了解释,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升,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强;而以人才错配为代表的要素市场资源错配并未显著影响上述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中低收入地区,政府应给予更多的金融扶持政策,提高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深度;而在高收入地区,要敢于将金融资源配置的决策权交给市场.上述举措有助于从根本上提高金融市场效率.     

安徽省金融业发展效率测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00-2015年安徽省金融业的投入产出数据,通过Malmquist指数测算金融业发展效率情况,并运用Tobit模型进一步探究经济增长、投资水平、产业结构、政府干预和城市化等因素对金融业发展效率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第一,安徽金融发展效率稳步提升,但总体效率水平仍长期偏低,其中,金融规模扩大和技术水平提高是金融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却阻碍了金融效率的提高;第二,安徽金融发展效率受到诸多宏观变量因素影响,其中,经济增长水平提高、产业结构优化能够显著促进安徽金融效率的提高,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则会阻碍安徽金融效率的提高,而投资水平和政府干预对安徽省金融效率的发挥存在正负两种效应。     

产业成长金融化与中国金融成长模式

在金融成长的不同阶段,金融对产业成长作用的程度不同。当金融成长衍生与附加了商品定价权和金融资产定价权时,产业成长金融化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商品定价机制和金融资产定价机制影响着资源配置的方向和效率;实行金融优先发展战略将会加快一国的产业成长,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金融科技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影响效果、机制识别与异质性特征

金融科技的发展突破了许多传统金融服务在支持实体经济过程中的束缚，对抑制实体企业债务违约、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具体研究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机理。实证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存在显著抑制作用，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的发展能够提升金融的资源配置效率、改善市场信息效率、提升公司治理能力。具体而言，金融科技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股价信息含量，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抑制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异质性检验发现，在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内部治理环境差和成熟投资者参与度高的企业中，金融科技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     

中国区域绿色经济增长与资源错配

以绿色低碳转型为导向,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为研究中国绿色经济增长与资源错配,从环境与经济双重维度评估2000—2018年中国省际绿色增长潜力并对其加以分解,分析资源配置的变动趋势和地区差异。研究结果显示:从增长潜力来看,中国经济绿色增长整体上呈改进趋势,这主要是受地区间资源错配持续改善驱动;从不同维度来看,整体增长主要由经济效率提升所驱动,而环境维度仍有较大改进空间。从资源配置来看,不同地区呈现明显差异,多数省份表现为资源要素稀缺;资源配置总体上呈现改善趋势,结构改进空间出现显著的俱乐部收敛。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对如何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优化资源配置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中间投入视角下的区域资源错配研究——来自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大国经济体中,资源错配已成为阻碍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只关注初始投入而忽略中间投入的两要素资源错配核算框架,容易导致资源错配和生产率的高估。采用2001-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能源这一中间投入的通用部分切入,实证考察能源投入利用如何影响区域资源错配,研究结果显示：（1）纳入中间投入的三因素核算框架,可显著改善资源错配的高估问题。（2）中国资源错配问题集中于资本要素,能源类中间投入对区域资源错配产生了显著影响：在效率层面上,能源效率可降低资本、劳动力、中间投入要素的错配程度;在数量层面上,能源缺口、能源损失加剧了劳动力和中间投入要素的错配,但未对资本错配产生明确影响。     

差异化货币政策下企业债务配置结构优化——来自数字金融与金融关联视角的解释

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11-2018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金融关联对债务配置结构的影响,以及不同货币政策作用下其影响程度的差异。研究表明,金融关联程度越高,企业债务配置结构中的银行借贷比例则越高,而公开债务比例则越低。数字金融与金融关联在债务配置结构中存在替代关系,即数字金融能够削弱金融关联与银行借贷的正相关关系和公开债务的负相关关系。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数字金融与金融关联在债务配置结构中存在的替代关系更强。研究结论为数字金融的发展、实体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融合以及债务配置结构的优化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