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论韩愈之文学理念及其创作

韩愈认为文和道是同等重要而又彼此独立的，各有其不可替代之价值。朱熹从理学出发，以文道一元说取代了韩愈的文道二元说，认为文与道不可割裂，且文从属于道。在对韩文的评论中，朱熹深入阐发了其风格高、变、正、阔、雄的特点，但仍对其重文辞而不悟于道表示惋惜。     

“文从道中流出”:朱熹对文道关系的新理解

在文道关系上，朱熹针对此前的“文以明道”、“文以贯道”的主流观点，提出了“文从道中流出”的新文道观。两种命题字面差异不大，实质却大异其趣。“文从道中流出”更加坚定地站在道理的立场，更加强调文道的一体性，说到底是“理一分殊”哲学思想在文学领域中的反映。它是理学的扩展，对文学有压抑，但从某个角度来说又对散文学有所提升。这种在理论上十分完满、周延而不免矛盾的文道范式的出现，是传统文道理论的一个重要绾结。     

欧阳修之辩证文论观

欧阳修,文学创作成就斐然,诗、词、文章皆具极高造诣;他全面而辩证的思维,集成了前人文论的精华,加以改善,建立了自身完整成熟的文学理论批评,大致分为三个层次:重道亦重文,其道纯实充于内,又外而生发出辉光之文;辩证文道观指导下,合理看待古文与时文;文学创作上对文学理论主张的切实践行,引导着当时文风的健康发展。     

“诗哲”与“文道”——以柏拉图与朱熹为例

柏拉图和朱熹都是世界文化史上弃诗从道的哲学巨人,柏拉图批判荷马接续“诗哲之争”;朱熹批评苏轼则终结“文道之争”.诗哲争强调诗哲二分,哲学超越诗歌;文道争主张以道为本、文与道合.两者对诗文的批评都包容着对诗文最深刻的认识,柏拉图对真理的强调是他批判诗歌不“真”的根据,朱熹哲学的道本论特征是他强调诗本性情之“正”的前提.强调“真”与凸显“正”是柏拉图诗学与朱熹诗学的差异所在.     

融通与折中：宋濂“文道观”的思想内涵与特性

宋濂身兼台阁重臣、儒学大师、文坛盟主三重身份，其哲学思想统摄儒释道三教，异常复杂。受此影响，其“文道观”内涵丰富，涵盖文道合一、经世致用、文为末技等文学思想。宋濂“文道观”继承发扬唐代古文家、宋代理学家和元代中晚期文人的相关理论成果，将文学、理道、事功三者充分结合，折中调和文道关系，使之具有兼融特性，从而成为元代及明初理学家文论的集大成者，为明初雅正质实文风的回归做出积极贡献。     

戴震的文学成就初探

关于乾嘉考据学皖派领袖戴震 ,文学家对其贬抑颇多。笔者认为 ,戴震主张“义理、考核、文章”的统一及“道本艺末”的观点 ,实际上就是唐代古文运动“文道合一”思想在清代的继承和发展。其理论与实践的成就与“桐城派”古文大家相比 ,也毫不逊色。     

朱熹文章学及其理学特点

朱熹的文章学是其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作家修养论、认题立意论、结构论、行文论、文章风格论与文道观等几个方面组成。受其理学家身份的影响,他的文章学与古文家的理论明显不同,带有鲜明的理学色彩。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作家修养与心性论相联系,强调作家只有通过心性涵养来提高自己修养,才能创作出平易自然之文;二是为了文章所言之义理切于日用,强调创作平易自然的文章;三是将明理与文章写作联系起来,认为道是根本,文是枝叶,根于义理而创作的文章必然词气高妙。     

论理学之"文"的审美意蕴

文道关系是理学美学的核心问题,两宋理学家虽然普遍具有重道轻文的倾向,但同时也认为“道”本体必须通过“文”形式而体现,离开“文”,所谓“道”就没有着落,成为“有体无用”之学。为文要求明白自然,质朴平易,反对架空细巧,刻意雕琢。     

述朱熹“心统性情说”之文字学依据

“心统性情”一语出自张载,后来受到朱熹的极大推崇,朱熹将其阐发为“心统性情说”.朱熹在论及“心统性情说”时,常会分析“心”、“性”、“情”的字形结构,从文字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为“心统性情说”寻得文字学上的依据.可见单就义理的论述,对于“综罗百代”的朱熹而言是不够全面的,同时也忽视了朱熹自己以文字分析与义理解说（或可说成训诂与义理）相结合的全面阐释.以文字分析与义理解说相结合的阐释,也会比只偏于二者中的一面进行阐述更为有据更加有说服力.朱熹结合义理的阐述,分析“心”、“性”、“情”的字形结构,为“心统性情说”（“心包性情”与“心主性情”两层意思）寻得文字学的依据,从而使得义理更为坚实有据,也进一步加强了义理的可信度.     

"巧"在文道并进——吕祖谦重建文统的旨趣

朱熹用“东莱之弊尽在于巧”,批评吕祖谦之学问“投机取巧”。学界关于“巧”具体何指,聚讼纷争,且莫衷一是。回归具体历史语境,吕祖谦之“巧妙”,主要在于其文章工夫,表现在其对文道并进的重视与修辞技法的推崇。此种“巧妙”的文章工夫,彰显了吕祖谦重建文统的旨趣：为了实现文以传道、文以经世,他建构了以修辞技法为门户,以文道并进为堂奥,以经世致用为旨归的宋学之文统。     

20世纪朱熹文学研究述评

20世纪以来的朱熹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文道观、《诗经》学和《楚辞》的研究方面,从总体的研究趋势来看,人们渐渐改变了对朱熹的文学思想的偏见,注意到他对文学的重视,并对朱熹关于文学的艺术性的论述有所揭示,间又涉及到朱熹的艺术理论的探讨,但在朱熹的文学思想的研究方面也存在某些不足之处。     

朱熹诗文的文道一本论

朱熹崇正、重统、尚雅、尊古的文化心态代表了近古时代正统文人的文化心理.朱熹把理一分殊的思想贯穿到文学的领域中,引申出文道一本论.同时,又将传道之文和抒情之诗加以区别,肯定诗歌的价值多重性,提倡一种将直觉和理性相结合的体验诗学.而心性义理不同程度的渗透,则形成了朱熹诗歌的丰富层次和各类文本的独特性.文从道出的观念,又使朱熹的文风趋向平易自然,使其文章呈现出以立意为本而不尚词采的风貌.     

以文悟道 因道学文——语文教学“文道统一”原则和教法探赜

语文教学方法林林总总。有的就文讲文,有的架空“论道”,有的文道虽并重,却是“花开两朵,各表二枝”。依我看,文道统一的教法最为可取。 “文”与“道”,本是古代文论中的术语,是指文章的形式与内容而言。“文道统一”,作为文论中的重要命题,前人多有精辟的论述。汉代王充曾在《论衡·超奇篇》中,把“文”与“道”比做是“皮壳”与“实核”的关系。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宋代周敦颐《道书·文辞》中的至理     

朱熹对待扬雄与《反离骚》态度及其原因探析

朱熹注释《楚辞》时对扬雄及《反离骚》极尽讽刺。其实在现实中,朱熹对扬雄的态度比较复杂,他对扬雄学问有批评也有肯定。究其原因,有现实政治方面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朱熹持道文统一并以道为本的道文观念。朱熹认为文从道中流出,道之形体便是性,性乃心之本体,包含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心之用为情感、意志。在评价作家作品上,他并不是追求文字背后所蕴含的道理,而是通过对文章作者道德之考察,来评判其作品优劣。朱熹因不满扬雄失节,便批评其人及其作品,但对扬雄学问却也不得不肯定,显得有些勉强。     

从《朱熹文学思想研究》看朱子对修辞技巧之高度重视

从《朱熹文学思想研究》一书对朱熹各种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文字的具体阐述中,也可看到朱熹对各种修辞方法的重视,许多细节内容可以纠正学界流行的朱熹"重理轻文"观念倾向,使读者能够更加全面辩证地认识朱熹的文学观。     

柳宗元在文以明道运动中的理论、实践和遭遇

从文道矛盾发展的历史看 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 柳宗元的文道观是一个大题目,要了解它的形成原因,不但要了解中唐时代文道矛盾的情况,还得简单回顾一下从先秦到中唐时代文道矛盾发展的整个过程。 在中国历史上,文和道是一对相互依存而又常闹对立的矛盾。 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还没有形成由某家号令各家的局面,自然也就无法形成统一的“道”。各家为了宣扬自己学派的思想观点,除了重视自家的著作中的道之外,对表达思想的文,自然也不会轻视,因为其著作如果言而无文,其道也就可能缺乏吸引力。当时各家对自己的著作都尽量做到道与文的完美统一,所以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儒墨道法各家著述,除《墨子》一书外,大都重视语言文采。就是《墨子》也无非语言质朴一点,也决无文理不顺的现象。至于儒     

略论朱熹建立理学体系的逻辑方法

朱熹(公元1130—1200年)“集诸儒之大成”,融儒、佛、道为一炉。他的以“天理”为核心的理学体系,是借助于一定的逻辑方法建立起来的。本文试就朱熹建造理学体系的逻辑方法问题加以探讨。 朱熹理学思想中一系列哲学范畴的表述,首先是运用明确概念的逻辑方法来实现的。他的理学基本范畴,如理、气、性和格物致知等,既是对古已有之的哲学范畴的继承,又有新的发挥。他对理学思想的基本概念,或作语词解释,或作定义,大都给予合于义理的阐释,作了充分地说明。譬如,对“理”这一最高本体,朱熹怍了这样的阐释:     

披文入情 渗透德育——论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

语文自身蕴含着文、理、情三个要素。“文章不是无情物”,任何名副其实的文学作品或其它文章,不可能只有表现形式而无任何内容,也不可能只有思想内容而无表现形式。“文以载道”、“文以贯道”、“文以明道”,实在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水乳交融,无法分开。这种彼此依存、互为表里、文道统一的特点,正是语文教学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物质基础。但应该看到,语文本身文道的统一是另一回事,教师能否贯彻语文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统一的原则是一回事。有的教师,由于缺乏整体观点,往往把文道割裂开来,或凌     

吕祖谦的理学思想

吕祖谦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他一生的学术活动对南宋理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发起、主持了“鹅湖之会”,让朱、陆双方展开讨论,是学术史上的一个创举。吕祖谦以“理”或“天理”为世界之本原,他所谓“事事物物皆有太极”的观点,与朱熹的“理一分殊”说和“太极”说相通。他又以“理”或“天理”为封建的等级制度和道德规范,他所谓“礼者理也”和“礼无时而不足”的说法,正是“事事物物皆有太极”的原则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贯彻和体现从天理论出发,他主张“安分而循理”的天命论,要求人们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吕祖谦又强调“心”的主宰作用,他提出的“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的命题,与陆九渊所谓“道,未有外乎其心者”的观点相近。他利用古代天人无间的观点将心与天、与神、与理沟通起来,他企图通过这种沟通,调和理本体论和心本体论的矛盾。在认识论和修养论上,吕祖谦兼取朱、陆之长,既承认“明本心”为首要之任务,又强调“明心”要有个“集义工夫”,他主张“存养”与“体察”相结合。吕祖谦的理学思想充满调和折衷的特色,也反映了他善于兼采众长的学术风格。     

朱熹诗评的审美趣味

朱熹是宋代理学(亦称道学)的集大成者。他“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竭其精力,以研究圣贤之经训。”(《宋史·道学三》)或授徒讲学,宣扬义理性命之学。他力主人们讲求义理而不学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