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连·索黑尔的再认识

司汤达的长篇小说《红与黑》,问世后曾长期受到世人的漠视和引起争论,而终于越来越显示出熠熠光辉,成为人们交口称赞的世界名著。它的英文译本1958年版序文中说得有理:“如果说有任何一本书值得被称为现代小说之父,那么理想之作就是《红与黑》”。然而对于这部杰作的主人公于连·索黑尔的评价,却至今众说纷纭。何新同志在《论于连·索黑尔》中说:“于连究竟是一个英雄还是一个骗子”,“这个问题是理解和评价《红与黑》的焦点”。我们认为,这句话正好反映出长期以来对于连认识上分歧的症结所在。人们往往各执一端,不是把于连奉做英雄或伟大人物,就是把他贬斥为个人野心家或骗子。于连果真非居其一端不可么?现在重读这部小说,我们却越来越深信,这个人物尽管才能出众,性格不     

对于连形象复杂性的再认识——《红与黑》人物谈

一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在中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从五十年代至今这部长篇小说曾引起过较大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怎样评价小说主人公于连,索黑尔这个人物形象上。归纳纷纭众说,主要有两种观点:一部分人认为,于连蔑视贵族,勇于抗争,是代表当时受压迫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抗贵族统治阶级的英雄形象,是怀抱“法国大革命的原则”的“一个伟大的人物”①;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于连具有极虚伪和丑恶的灵魂,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极端个人主义野心家的形象”②上述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笔者不能苟同的是,这种文学艺术的庸俗社会学的观点,抹杀了这个形象的丰富的内涵。因此,本文就于连形象的复杂性再作探索以就教于诸位大家。     

《红与黑》中于连形象的再认识

于连·索黑尔是法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长篇小说《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也是一个复杂的艺术典型。长期以来,分析把握这一艺术形象,评论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较有影响的传统观点有两种:一部分人认为,于连蔑视贵族,敢于抗争,是代表当时受压迫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抗贵族统治阶级的英雄人物;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于连具有极为虚伪丑恶的灵魂,是一个个人主义的野心家。对同一人物形象的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截然不同的观点呢?这主要是因为于连性格的复杂性造成的。     

论《红与黑》中的于连形象

于连·索黑尔是小说《红与黑》中的核心人物,也是欧洲文学史上塑造得极为成功的艺术典型之一.长期以来,世人对他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本文仪就这个论题,谈点粗浅的看法.(一)人们对待于连,正如对待司汤达一样,有一个由“冷”到“热”的过程.《红与黑》的作者司汤达(原名亨利·贝尔,1783—1842)生前文名寂寞,他的小说没有得到文坛的重视和公允的评价,只有巴尔扎克器重地,专门写了一篇《贝尔先生     

从“责任观念”看于连形象的进步意义

对《红与黑》中主角于连的评价,过去的文学评论界基本上是否定的,他是被作为一个不择手段,一心向上爬的野心家的形象而受到批判的。更有甚者,有些人对近些年来社会青年中的不良风尚和犯罪行为的产生,也说成是受于连的影响,这些评论都不是实事求是的。回顾《红与黑》问世以来的一百五十年间,它一直是受世界各国读者欢迎的一部小说,并起着一定的积极影响。一九四○年,在德国法西斯占领下的法国,投身于地下反法西斯斗争的爱国青年,曾用这样的话互相鼓励:“我们要象于连·索黑尔一样,为某种理想而生,为某     

于连多元性格的形成——“理想我”与“现实我”的冲突

于连·索黑尔是法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长篇小说<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也是一个复杂的艺术典型.于连的性格中有多重矛盾对立的要素,比如反抗与妥协、自尊与自卑、雄心与野心、虚伪与正直.这种矛盾对立的多重性格正是于连的"理想我"与"现实我"冲突的结果.     

妙在画龙点睛——《红与黑》书名小议

一部书的好的书名,应当是确切地表达作品内容、精炼、醒目、甚至还富于文彩的。它能够使人发生兴味,引起联想,加深对作品主题思想的理解。《红与黑》便是这样的好书名之一。《红与黑》是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司汤达的代表作,它的副标题是“一八三○年纪事”。小说揭示了一八三○年法国革命前夕波旁复辟王朝最后阶段的法国社会现实。主人公于连·索黑尔是个平民子弟,靠精通拉丁文被德·端那市长聘为家庭教师。不久,他与市长夫人发生暖昧关系,事情败露后被迫转入神学院。过了一段时间,又被介绍到     

《战国策》“拟托”刍议

一部33卷460章的《战国策》,有据可凭的“拟托”章竟多至110多处。这些“拟托”之笔,不排除作者的少知寡闻和疏忽,但从总体来看,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刘向《叙录》中说:“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这正反映出他对这部书的看法:是书是专讲策谋的。游说之士考虑的是说辩的效果,史实固可以用,夸张拟造也未尝不可用。因此,“拟托”出现于《战国策》中的策士之口便是很自然的事情。     

李大钊在“三·一八”运动中的活动

关于李大钊同志在一九二六年“三·一八”运动中的活动情况,学术界有三种不同说法。笔者作了一点考订工作,提出一些看法,仅供进一步研究者参考。三种不同说法是:一,说李大钊同志是“三·一八”天安门“大会的主席之一。他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二,说第一种说法不准。“这天(“三·一八”)上午李大钊同志和赵世炎同志等正在开区委会,没有参加大会,下午才去游行”;三、说李大钊同志作为“三·一八”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不一定要和群众一起去参加斗争”。据笔者对有     

“云中君”乃爱神

《云中君》是楚辞《九歌》中的一篇祭神辞。那么云中君到底是什么神?很多专家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著名的注家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说云中君“谓云神也”。他这一看法为后来各朝楚辞注家赞同。但细细从本篇文字来分析,把云中君定为云神似乎有点不妥。同朱熹的观点有微妙分歧的有宋朝的洪兴祖,他在《楚辞补注》中说:“云神,丰隆也,一曰屏医”。他这一观点并不见新,其实早在东汉,王逸就在他的《楚辞章句》中注曰:“云神,丰隆也,或曰屏医。”王、洪二氏仅一字之差。可惜的是王、洪二氏都未深究下去,如     

残缺的英雄——我读《红与黑》

司汤达的《红与黑》无疑是一部经典名著。看《红与黑》,当然是先被于连吸引。我无法对其所影射的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有多么深刻的理解,感动我的,是人物本身。喜欢他的自尊与自怜。他的自尊中充满了任性和固执,这当然不是什么优点,但是,很个性化。让人感觉:这就是于连。我敬仰这个在理想与现实矛盾中挣扎的人物。一叶在浪尖上颠簸的扁舟,即使葬身海底,也悲壮得美丽。人们总说他是一个野心家。我觉得他不过是一个顺应了“人往高处走”的生活逻辑的典型。他是一个真正的波拿巴灵魂的皈依者。他的野心让我喜欢他。如果我们不能像五柳先生那样有…     

试谈雪莱及其“西风颂”

波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e Shelley)是英国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生于1792年,死于1822年,享年仅29岁。他死的时候,正是他的政治思想不断发展进步,写作技巧日趋完善成熟,创作能力空前旺盛的盛年。过早的夭折,使他的艺术发展中断了。雪莱是英国贵族社会的叛逆者,是英国人民革命的积极支持者和参加者。对于雪莱溺死于意大利沿岸海中的不幸事件,英国反动派毫不掩饰他们的欣喜之情,一家英国反动报纸说:“雪莱这个反宗教诗歌的作家淹死了;现在他该明白到底有没有上帝了。”而英国人民则深为痛惜,痛惜失去了一位忠实于劳动人民的优秀诗人。     

从郑州的商代城市遗址看孔丘“克已复礼”的罪恶实质

春秋末期,奴隶暴动、奴隶起义的革命烈火遍地燃烧;新兴地主阶级也到处向奴隶主贵族展开夺权斗争。面对“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局势,孔丘这个顽固地维护奴隶主统治的反动透顶的家伙,拼命狂叫“克己复礼”。孔丘要恢复的“礼”就是指“周礼”。他曾大言不惭地说过:谁要使用他,他就按照周王朝那样,在东方推行奴隶制统治。(“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还说:周代总结了夏商二代的奴隶制度,它的“礼”制最完备,他坚决主张周代那一套(“周     

浅谈《红与黑》中于连的形象

自从公正的舆论摘掉了司汤达头上“二流作家”的帽子,确定了他在法国文学、以至世界文学史上的正确位置以来,他的一部《红与黑》更是倍受世人阅读和称赞。然而,这部杰作中作家的正面英雄于连,却一直被人毁誉不一。这似乎已经成了世界文学史上的“马拉松案”。这椿公案,在我国已作过结论。因此,于连已作为一个虚伪的极端的个人主义     

从一道改错题看语言环境

在一张语文试卷中,我们看到这样一道改错题:“大家都来了,只有他一个人没来”。这道题究竟是错还是对?对此曾引起过不少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处理“全体”和“部分”的关系。既然“全体”都来了,那末,包含在“全体”中的“部分”——他一个人——怎么可能不来呢?这是认为句子错了的人的意见。而认为这个句子对了的人也有道理。试想,当某人对你说话时,先指一指“来了的人”,当然可以说“大家”,而决不会说“大多数人”之类的话的,然后针对“没来的他”,当然可以说:“只有他一个人”。因此,这句话又何错之有呢?而且,在日常生活用语中,这样的例子还不少。现略举数例如下。     

浅谈《红与黑》中于连的形象

自从公正的舆论摘掉了司汤达头上“二流作家”的帽子,确定了他在法国文学、以至世界文学史上的正确位置以来,他的一部《红与黑》更是倍受世人悦读和称赞。然而,这部杰作中作家的正面英雄于连,却一直被人毁誉不一。这似乎已经成了世界文学史上的“马拉松案”。这椿公案,在我国已作过结论。因此,于连已作为一个虚伪的极端的个人主义     

红楼隔雨相望冷 珠箔飘灯独自归——论贾宝玉的感情行程及其归宿

贾宝玉是《红楼梦》最重要的典型形象,也是不易把握、议论颇多的一个形象。有说他是“贵公子”的,有说他是“多余人”的,有说他是“叛逆者”的,也有说他是“新典型”(或曰“新萌芽的代表”)的。我们不想从政治角度给他一个什么鉴定,而是想在分析他所赖以生长的土壤的前提下,着重剖析一下他的感情系统,及其与他的归宿的关系。     

略论王安石的民本思想及其对变法的影响

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或曰儒家,或日法家,或曰“大明法度、众建贤才,”或曰“抑止兼并,富国强兵,”或曰“平均思想,”国内外还有“社会主义”说。近来,笔者绕过诸家争议,对王安石的政治思想构成作了一些具体考察,清晰地看到: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民本”思想,在王氏思想体系中具有极重要的地位,并被王安石作为政治实践中的基本指导思想。那么,是否可以说: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其实质仍不过是传统的民本思想呢?今不揣浅陋,略述管见,以希智者教正。     

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破产——评《红与黑》中于连的形象

法国十九世纪资产阶级作家司丹达尔所写的政治小说《红与黑》是一部法国复辟时期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在这部作品中作家以主人公于连的悲剧道路为中心图画,描绘了法国王政复辟时期的社会面貌,形象地再现了满身铜臭的资产阶级向贵族的进攻,揭示了贵族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作家通过于连的活动还揭露了贵族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腐朽没落和反动教会的种种罪恶。因此,正确评价于连这个艺术形象,对于分析《红与黑》的政治主题,展示各阶级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关系,十分重要。许多年来,     

于连和高加林悲剧的文化思考——兼与张华商榷

<正>自欧洲启蒙文学以来,法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一系列平民青年“向上爬”(权且使用文学史家惯用的这一字眼)的形象:吉尔·布拉斯,于连·索黑尔,拉斯蒂涅,杜洛瓦等;而中国新时期文学中,也走出了一队“进城的农村青年”:高加林,李德兴,隋见素,金狗等。有趣的是,他们虽生活的时代、国度不同,性格气质各异,却有着相似的生活历程:农村—→城市。更有趣的是,按国度别,他们的人生路程又有着不同的归宿:法国,农村—→城市;中国,农村—→城市—→农村。这种偶合现象,恐怕与不同国别作家的不同的情感倾向和民族文化心理不无关系(此乃后话,暂不赘述)。而在这两组形象系列中,唯于连和高加林在性格、气质、爱情经历、生活遭遇及作品出版后人物所承受的微词等诸方面颇为接近,因而有着一定程度的可比性。两个形象的比较,对于研究人类心理,中西民族精神,道德价值观和文学创作规律等文化现象若有启发,就是本文的最高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