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文化隐喻”的辨认和理解困难及翻译策略——《圣经·雅歌》1、2章六个译本中的隐喻翻译处理

异质文化隐喻，特别是“唯文化隐喻”，即根植于某个文化群体，与该文化群体的生存经验、信仰和价值观念紧密联系的隐喻，对译文读者在辨认和理解上构成较大难度。对北京一所重点大学大一学生有关《圣经·雅歌》1、2章里的隐喻进行的辨认和理解测试，证明了这个假设。通过对《圣经》六个译本中这两章隐喻译文的分析，描写译者在翻译“唯文化隐喻”时通常采取的五个策略。     

近代中文《圣经》翻译史上的"二马译本"

《圣经》中文全译本的完成是近代基督教事业一大成功的标志。"二马译本"即指马士曼译本和马礼逊译本。作为最早的《圣经》中文全译本,"二马译本"不仅对促进基督教在华人中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给后世新教徒从事《圣经》中译提供了蓝本。     

试论“罗拉德圣经”及其影响

：“罗拉德圣经”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两种完整的《圣经》英文译本,包括早期译本和后期译本。“罗拉德圣经”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约翰·威克利夫强调《圣经》的至上权威,“深信《圣经》应为所有人理解而倡导方言圣经的直接结果”。在威克利夫的倡导下,罗拉德派第一次完成了拉丁文《圣经》的英文全译工作,“无论在英国语言还是宗教的历史上都是一件重大的事件”     

由“隐喻”到“布道”——弗莱的《圣经》修辞诠释理路

弗莱一直因原型批评而受学界瞩目，但同时，弗莱的《圣经》批评实则也是一种《圣经》诠释，甚至是一种“《圣经》诠释学”。弗莱通过分析语言发展所经历的阶段，发现《圣经》所用之修辞实质是一种基于隐喻的布道。其中，隐喻是关联词语结构与其隐喻意义的单元，布道是进行《圣经》写作与解释所用的修辞；隐喻是诠释的“先在结构”，布道是诠释的“解释”活动。由隐喻到布道的修辞诠释理路，将《圣经》的释义引入字面意义与第二位的社会文化意义双重语境之中，弗莱的“《圣经》诠释学”实则是以修辞为视角、以文本为基点进行的《圣经》文化诠释。     

《琵琶行》的许渊冲英译本中隐喻的翻译方法及美学效果

《琵琶行》是我国古诗歌中的经典,诗中大量使用的隐喻使其具有审美价值。《琵琶行》在文学上的崇高地位使得其译本颇多,然而对其译本的研究却不多见,针对译本翻译中的隐喻和美学效果进行的研究则更为罕见。本文通过分析《琵琶行》中隐喻的具体实例,试从隐喻的四种翻译方法及其产生的美学效果方面探讨许渊冲的英译本对诗歌翻译中隐喻的处理手法,指出隐喻的翻译是不仅仅是一个文字转换的过程,更是一个认知转化过程,只有这样才能产生美的效果。     

圣经的不同译本及其对文化的影响初探

《圣经》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典,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文集之一,在历史上曾产生过多种有影响的译本。圣经的英译及汉译对各自的文化影响深远。钦定本英语圣经与官话和合译本中文圣经的流行,对英、汉文化的交流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圣经的不同译本及其对文化的影响初探

《圣经》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典，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文集之一，在历史上曾产生过多种有影响的译本。圣经的英译及汉译对各自的文化影响深远。钦定本英语圣经与官话和合译本中文圣经的流行，对英、汉文化的交流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清末民初《圣经》粤客闽方言汉字译本的语言学研究

《圣经》方言翻译是晚清西学东渐顺应中国语境的语言变革举措,也是《圣经》从文理版转向接近自然口语表达的尝试,基于方言入文传统的不同,《圣经》方言译本的语言面貌及语言表现力也各有差异。《圣经》作为经书,有其语言表达承袭的传统,因而也造成了尽管方言不同,但译本仍具有偏于书面语表达,用词古雅,行文中方言特征词嵌入,利用汉字借音、方俗字与训读字来解决方言言文不一致现象等共同特点。粤客闽方言汉字译本中书面语口语化程度最高的是粤方言译本,以粤方言口语为基础;客家方言汉字译本的书面语基础接近于近代白话文;闽南(潮汕)方言汉字译本的书面语基础与浅文理译本相似,具有文白夹杂的特征。《圣经》方言译本一定程度上记载了汉语方言历史演变的轨迹。     

翻译中的异域经典重构——传教士《圣经》汉译的经典化策略研究

从唐朝到1919年《圣经》和合本的出版,传教士译者一直在为顺应中国的文化语境而寻找恰当的《圣经》汉译经典化途径,其翻译策略经历了全盘汉化、话语独立化和适度“道儒化”三个阶段。作为《圣经》汉译的权威译本,《圣经》和合本是传教士译者们经典化努力的结果,其成功的关键在于译者权威化、文化和合化和译本文学化三个方面的合力。     

概念隐喻视域下《周易》和《圣经》生态观念对比

生态危机是当今人类文明所面临的重要课题,而生态批评家普遍认为生态问题的根源则在于人与自然关系上所持的态度。本文通过概念隐喻理论,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对西方文化发源之一的《圣经》和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文献《周易》进行考察,认为概念隐喻是《圣经》和《周易》中表达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手段;二者所运用的概念隐喻体现着东西方生态思想的重要区别。《圣经》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而《周易》则持＂天人合一＂观点,主张人与自然是平行、共存与和谐发展的。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论质证实现的保障措施

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控辩双方享有质证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它们之间的对抗,在对抗中澄清争议,发现案件真相,使庭审不走过场。然而,审判实践中质证大都以书面形式出现,往往流于形式,与立法初衷相去甚远。其症结在于:我国缺失有关质证权实现的保障措施。该保障措施来源于:交叉询问规则之完善和相关配套措施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