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人”“南物”与唐后期南北问题的重新审视——以南贬北人间的礼物馈赠为中心

唐后期,南贬北人之间存在一种互赠南方物产的风气。在一些独特的南方物产交换行为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某种南北互动信息。蕲州簟与文石枕的赠送既能够使双方的情感得以交织与升华,更重要的是使南贬北人在自己编织的礼物交换网络中逐渐找到了环境应对的手段与方法,在积极的个人调适中,使北人与南方环境逐渐融合。而斑竹杖与壁州鞭的赠送则具有南贬北人调适贬谪心态之功用,表达了他们对南方生存现状的强烈不满,以及逃离现实的深切渴望。在环境应对与心态调适的同时,郴笔、叠石砚与叠石琴荐的赠送又体现出南贬北人所持有的正统身份认同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南北的整合趋势。南贬北人对南方主动的排斥与被动的适应,共同构成了唐后期南贬北人在南方的生存状态。这一充满矛盾的生存状态,使得南北的差异与统一、冲突与整合不时发生着博弈性的变奏,这些历史细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唐后期南北历史的发展进程。     

从宋之问后期诗歌看其贬谪心态

宋之问两度遭贬时的贬谪诗简练自如、真切感人 ,并反映出了诗人在贬谪期独特的心态特征。认为宋之问的心态特征主要有 :巨大反差之下的逐臣心态 ;思乡怀友的游子心态 ;向佛悟道的消散心态。后期诗歌通过抒写亲情与友情 ,体验自然山水与佛意 ,使诗人因道德失落遭贬而倾斜的心态逐渐复归平衡     

关于建立“世界人节”的思考

为了更好地应对人类的“精神疲软”,调适人类失衡心态,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特别是为了防治人的“思想危机”,把人们不必要的“内耗”减少到最低限度,丰富人类的精神生活,维持人们生存的精神支柱,使人类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共同为创造和平稳定的美好世界而努力,需要建立全人类的共同性节日“世界人节”。     

小说地图视角下的“南袁北纪”

清代有“南袁北纪”⁽(1))之称,袁枚和纪昀洵为文坛巨擘,亦皆为文言小说大家。若立足两人文言小说集代表作《子不语》与《阅微草堂笔记》,以小说地图的视角观之,多有可比对映照之处。就小说作品的主要地域分布而言,前者以江南区域为中心,叙事呈“自南而北”的趋势;后者以直隶区域为中心,叙事呈“自北而南”的趋势;就南北空间景观的重点意象而言,则有市井与庙堂之别;就物产与民俗地理的南北特色而言,则有南方山林与北地原野之别;就南北主要人物群像的塑造而言,前者多写江南客商,后者关注北方循吏。通过以上的比照探讨,还可见出两书不同的写作策略和叙事笔法,即一为性灵大家,由“戏编”而张扬性灵,一为理学名臣,多考据而说理教化。两位作者虽有强度相若的“地方认同”情感,却有着迥然有别的撰述心态。     

白居易忠州诗文与刘禹锡夔州诗文之比较

白居易与刘禹锡是中唐同年出生的两位名诗人,都曾先后贬谪巴渝分任忠、夔二州刺史。本文从六个方面比较二人巴渝时期的创作异同,并适当扩展到贬巴渝前后的诗作比较,从中可以深入探索他们虽同处逆境,而在人生态度、性格心态和胸襟气量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     

论“士匠结合”的明清江南私家园林叠石

明清江南私家园林叠石文化达到了中国古典园林叠石文化的最高境界,是中国古典园林文化的精髓。思想派“士人”在叠石意境层面,通过著作、绘画创作来注重文人画意、文人画理和文人画境;技术派“匠人”在叠石实践层面取法山水画,不断提高自身叠石技巧。思想派“士人”与技术派“匠人”有机结合,创造了独树一帜的江南私家园林叠石文化。“士匠结合”不断发展,形成专业化、系统化的队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类似现代设计团队的职能。     

从“重商”看回族的“文化认同”

回族先民自唐代进入中国以来,便面临着如何与儒家文化相互调适的问题。面对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回族毅然选择了经商作为生存和发展的支撑点。在历史变迁中,商业活动伴随着他们的生产、生活,并发展成为回族社会的传统和优势,从回族重商传统的形成和原因来看,"重商"促进了回族对汉文化的认同。     

刘禹锡诗的风物民俗钩沉

刘禹锡久贬南方巴楚地区,其殊异的风物民俗在诗中多有反映,尤其对于生产劳动、衣食住行、婚姻恋情、宗教节庆、自然景观、物产等方面探论深入,充分展示了刘禹锡诗歌的历史和民俗价值.     

南渡前后贬居岭南文人的不同心态与环境变化

远谪岭南,在唐宋两代都是朝廷处置获罪诸臣的严厉手段.然宋之贬臣,悲戚之感已较唐代稍轻.宋南渡以后,贬居岭南文人的心态更是有了显著的变化.在北宋元祐文人的眼中,岭南不仅是化外之境,同时也是险恶之境;而南渡文人则乐山乐水,在岭南新环境中较为超旷、乐观.不同的心态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则是:前者创作主体与客观环境往往不能融为一体,人与自然常呈现对抗、冲突的状态;后者以我观物,适我无非新,其笔下的岭南风物,色彩与形态要丰富得多.南渡前后贬居岭南文人心态上所发生的质性变化,不能只从文人胸襟、气度上去寻求,将南渡后岭南风俗、经济地位之改变与南迁文人群体心态联系起来,才更能说明问题.     

唐后期士族是“腐朽落后的政治势力”吗?

论中古士族者,往往以为唐后期士族政治、经济特权丧失几尽,因而是一个腐朽落后的社会政治势力。如果我们把唐后期士族放在当时最大的政治漩涡——藩镇割据、引入注目的经济趋向——南方经济的发展中去探索和考察,便可发现上述观点至少是片面的。     

唐五代贬官之时空分布的定量分析

唐五代三百四十余年间,有姓名可考并有贬地记载的贬官共2828人次。从其分布时期看,中晚唐人次最多;而列前九位者依次为宪宗、文宗、玄宗、宣宗、懿宗、德宗、武后、代宗、高宗诸朝。从其分布地域看,南方是唐王朝流贬官员的主要地区,岭南道、江南西、东道和山南东道因荒远偏僻,更成了处置贬官的首选之地,就中岭南道、江南西道所辖39州共有贬官721人次,占唐五代贬官总数的25．5%,故最值得重视。     

人类学视角:文化调适的相对性——对华北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再思考

文化的调适使人类能够在演化过程中生存,并在不同的环境中扩张。但文化的调适在特定的环境里具有相对性:文化在某一系列环境中是适应的,或在短时期内是适应的,却在另一系列环境中是不适应的,或在长时期内是不适应的。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回顾与探讨华北地区农业文化调适环境的状况以及存在的非生态的文化调适,重新思考华北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定位。     

漫谈环境与发展的关系

环境与发展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复合系统 ,二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类在环境中求得生存 ,在生存中求发展 ,环境为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 ,发展是人类追求的目标 ,但必须利用环境 ,同时又改造着环境。它们如两大系统间的能量交换 ,在交换中影响着对方 ,从而改变着现实世界的基本面貌。赤峰是一个缩影 ,今日的赤峰就是历史上赤峰的环境与发展交错作用而产生的结果     

南北音乐文学体系的对立融合与词的起源

词作为音乐文学,受隋唐时期新音乐的影响.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到隋唐之际,逐渐形成三种主要音阶,下徵音阶主要在南方音乐中使用,北方较多使用清商音阶,三种音阶并用于俗乐"二十八调".唐以前南北文学存在明显差异,作为音乐文学的词也同样存在南北差异.盛唐之后歌舞伎乐的衰落以及城市经济的发展,促使歌舞伎乐向小型化乃至脱离舞伎发展,促成了填词风气的兴盛.词在初起时,存在着南北两大体系对立的倾向,在对立与融合中,词体的发展由受宫廷音乐文学的影响,逐渐转变成以南方色彩为主要特征.     

关于唐代水利建设重心的一些思考——以浙东、浙西和河南、河东四道为核心

传统观点认为,唐代前期的水利建设主要集中在北方,但中唐以后南方水利工程的数量大增,水利建设的重心移到了南方.通过对南、北方水利建设的考察,我们发现唐代前期水利建设的重点在北方,而中唐以后水利建设的高潮在南方,不过北方在中唐后仍新修了一定数量的水利工程;唐文宗以后,南方和北方水利建设的数量都大大减少.南方的水利工程大多集中在太湖流域和甬绍平原,纵深丘陵地区的工程不多.南方多为小规模的水利工程,而北方大工程较多;南方大工程的数量在中唐以后大体与北方持平.南北方的水利建设都为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有益的影响.中唐后南方大量水利工程的修建,只能说明南方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快于北方,但并没有超越北方.     

中国文学的地域风格论

中国文学地域风格的形成包含着以地形地貌、民风民俗等各种差异为主的自然环境的差异和由此而导致的人文环境的差异。南北在自然条件、民间的娱乐情趣上的迥异,又直接影响了文学的南北差异。南方崇虚,多比兴、象征;北方崇实,多直陈。南方富于理想,重视技巧和北方崇尚刚健质朴,两者相辅相成,使中国文学体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势并充满活力。然而社会环境和文化交流对南北文学差异又起着一定的消融作用。     

试论高校违纪学生的后期教育与管理

近年来，高等学校学生违纪率有所增长，在就业竞争中，违纪学生处于不利地位，临近毕业，心态十分复杂。如何加强教育与管理的针对性，因势利导，调适违纪学生的心态，做好违纪学生的后期教育与管理工作，对于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确保人才质量，十分重要。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会心态调适的“心”路径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社会心态的调适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战胜疫情危机、有序恢复社会生产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心态调适不仅需要个人心理自我调适的“小处方”,更需要社会整体联动的“大处方”。基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国家治理 “心”思路,提出从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增进人民群众的奋进感、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增强人民群众的公平感、提升人民群众的归属感五个方面构建社会心态调适的“心”路径。     

南方梦的破灭──评福克纳的《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爱米丽·格里尔生 ,一个美国南方没落贵族老小姐的形象 ,展示了美国南北内战后南方旧势力的顽固 ,并不孤立以及惊人的冷酷 ,爱米丽·格里尔生不可避免的死寓着南方贵族梦不可避免破灭的深意 :南方的生存发展必须摒弃旧传统。     

民国史学中的“南”“北”之争——以南高史地学派与傅斯年为例

五四时期的史学界,南北对峙之态势已然比较明显。北方史学界的大本营是北京大学,而南方史学界的大本营则为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部分南高师文史地部师生在20世纪20年代逐渐形成了南高史地学派,他们以自己创办的刊物为阵地与傅斯年在殷墟发掘、《东北史纲》等问题上进行论争,折射出民国时期"南派"与"北派"之间的学术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