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漕军制的形成及演变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漕运高度发展的时期,在大规模的明朝官方漕运队伍中,存在着人数达十万余人的职业运输军队。明朝的漕运法经过了支运、兑运与支运相参,最后变为长运后,职业性的漕军应运而生,成为漕运的主要运输力量。漕军对维护明王朝漕运的正常运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是维系明朝京都命脉的重要支柱。     

松江府在明代的经济地位——兼论上海地区的近代化转型

松江府位于长江口南岸的冲积平原上,是举世闻名的江南鱼米之乡。自宋元以来,江南地区即以其富庶傲视全国,其中,松江府更是占据了突出地位。明代中叶是松江府(上海县为松江府所管辖)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商品经济十分活跃,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但明代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遏制了这一发展趋势。甲申之变后,清兵大举南下,松江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抗清斗争。嘉定三屠以及松江、江阴地区的抗清斗争波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刚刚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无情地扼杀了。     

明代塾师的社会构成及其演变--兼论民间教育人力资源的社会配置与优化问题

明代塾师的社会构成,并非“落魄书生”即可一言以概之的。它是一个涵盖了“退闲官僚”、“儒士”、“举人监生”、“儒学生员”与“科举童生”的多种身份并存的职业群体。随着明代社会之变迁,塾师的社会构成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演变,“退闲官僚”、“儒士”与“举人监生”的日渐淡出,使“儒学生员”日渐在塾师群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社会构成的演变,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塾师群体文化素养的相对下降,但从人才梯级培养的角度来看,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能不说是明代社会自身对民间教育资源所进行的一种“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有效配置与优化。     

释明代陕西军城分布——兼论其与治城关系及联系的地理因素

陕西军城分布治城之外的特点,是明朝效法西汉在河西走廊设置河西四郡,以图隔绝陕西北面的蒙古与南面番部的联系。而军城保护治城与治城往军城输送粮秣的互动关系,则是为解决边疆军马所需粮秣之多与这里所产之少的矛盾。这是影响农业生产的降水量,由陕西东南向西北逐渐递减的地带性决定的。     

黄宗羲明文总集的编纂与流传——兼论清前期编选明代诗文总集的文化意义

作为著名的史学家 ,黄宗羲一生致力于保存有明一代文章 ,历时 2 7年 ,先后编选了《明文案》、《明文海》和《明文授读》等书 ,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明代史料。清前期明代诗文总集的编纂 ,表现出借文存人、借文存史的文化意义 ,涵容着丰厚的历史意识和历史价值     

明代匠籍制度下匠户的户籍与应役实态——兼论王朝制度与民众生活的关系

明代实行的匠户世袭制度,对民众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一,这一制度为民众社会关系的建构提供了动力和契机。为承担世袭性的匠役,从明初开始,不少匠户就与没有血缘联系的匠户合充匠户户籍。随着时间推移,匠户内部形成了复杂的权利义务关系。为处理这些关系,负责料理本户服役事务的户首也应运而生。在此过程中,匠户在制度的推动下,超越原生性归属的界限,与本无社会关系的其他民众打交道。其二,这一制度拓宽了民众的空间活动范围。明代匠户分为住坐和轮班两种,轮班匠需定期前往指定地点服役,住坐匠除在固定地点应役外,尚需轮流承担繁重的解运任务。为了服役,匠户不得不定期前往政府指定的地区,参与区域性乃至跨区域的空间流动,在此过程中,他们的空间活动范围被大大拓宽了。     

论口传文学书面化过程中文化要素的遗失——兼谈彝族克智的收集与整理

口传文学在书面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失去自身非书面语的一些文化要素,给口传文学带来负面影响,不利于口传文学的传承.在收集和整理彝族口传文学"克智"的过程中,应当深入实地,以多种方式互为补充地开展收集和整理工作,避免片面性和不准确性.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的形成与突破——兼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当代关学价值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学经历了60余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美学传统.这一传统的形成,是与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和阐释分不开的.在人们接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过程中,已经把美学的根基深深地扎根在实践的基础之上了,因此,当我们寻求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转型以及未来发展的时候,立足于已有的美学传统,重估<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价值,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学传统的形成与突破过程中,<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具有特殊的双重价值,一方面它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的理论支点,另一方面它还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继续前行的重要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