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政府组织在世界气候谈判中的主要作用

摘要：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环境问题进入公众视线以及全球治理观念的不断演进,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有机会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来,他们在世界气候谈判中扮演先导性角色,为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提供了新的决策资源。非政府组织经历了里约热内卢会议、“京都议定书”谈判阶段和后“京都议定书”阶段。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具有群体性,有助于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用公民的群体意志间接影响政府间的决策;非政府组织由具有专业知识的有识之士组成,为环保领域提供专业支持,从而间接影响环境决策;尤其非政府组织具有灵活性和独立性,在各国间的环保问题谈判中起到桥梁沟通作用。     

政府公关与新闻传播

政府公共关系是政府机构运用传播手段协调其与公众及社会环境关系的一种现代管理职能,在政府公共事务管理中占据重要席位.在政府公关活动中,政府充分利用各种传播媒介,迅速准确地把组织的信息传递给各类公众,对内争取民众的支持,稳定社会政治局面;对外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或国际联盟,争取国际事务中的主动权,扩大政府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和支配力,最终达到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和支持率,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的目的.     

中国国际私法与非政府组织相关问题初探

全球治理背景下,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作用正在凸现.而非政府组织由于其国际法律人格的不确定、自身功能设计、政府态度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其参与国际事务的程度受到很大限制.国际私法上的规范非政府组织行动的相关公约目前还没有,各国政府一般对其设立和运作有不同的规定.中国的立法实践也欠缺,对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一定的障碍.本文即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我国社会组织国际化战略与路径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组织国际化包括其从立足本国逐步发展成为区域化、国际性的组织,与国际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人才属地化和研究工作在向区域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等4种模式;受资助方价值观影响,网络效应加大,独立性增强,自律联盟增加和援助资金不断扩大等5个特点。中国社会组织开始了走向国际,参与人道主义援助和表达社会组织自己的声音,开始与政府、企业合作共同参与国际事务,利用内外部环境的机会,避开发展的风险,提出与属地伙伴合作、民办官助合作、社办联企合作、借船出海合作与社媒合作5种模式。为实现中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化战略目标,文章向政府组织提出了11条政策性建议,向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提出了5条操作性建议。     

群体性事件与公民社会构建

基于公民社会理论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认为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基本原因是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矛盾凸显期,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公民社会不健全,公民组织的匮乏,民众与政府对话平台的缺失;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防范和治理群体性事件,必须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培养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和素质,推进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培育和壮大公民组织。     

全球治理中气候环境资源面临的“公地悲剧”——基于国际法视角的对策分析

在全球治理深入开展的背景下，全球公域问题正逐渐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全球气候环境资源作为全球公域的一部分，也正面临着严重的“公地悲剧”。全球气候环境资源开发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缺失和国际社会主体责任与实践的不规范，导致气候变暖、碳排放量超标等一系列严重危及人类自身生存安全的环境问题频发。全球公域问题作为全球治理的一部分，也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参与其中。在当前以国际法为规则秩序的国际框架下，可以从国际法制度规范层面、责任划分层面、主体实践层面进一步丰富完善国际法体系，为各国有效参与全球气候环境治理，提供多边协作平台和行为规范准则，同时也要正视国际法在解决全球气候环境资源所面临的“公地悲剧”问题中的成效有限性。     

论谈判民主的法治化

谈判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谈判民主法治化的理论基础在于政治妥协与契约精神.在中国民主政治实践中,谈判民主常运用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谈判、政府与民众的谈判、非政府间主体的谈判及国际政府间谈判等活动中,且均应受相应法律的规制.谈判民主过程中出现的争端应当通过谈判本身及法律机制来解决.     

中国气候领导力的突出特点、呈现方式及全球影响

领导力对全球气候治理具有重要作用,推动了联合国气候制度的建立和演变,促进了气候条约的履约和遵约。但仅以温室气体减排为衡量依据、从“领导者—落后者”视角出发的对立性领导力概念无法反映各国在适应、资金、技术及合作上的表现。因此,本文引入关系性领导力概念解释中国的气候领导力。研究发现,中国气候领导力具有互容性、互惠性和融合性特点,将气候治理与社会发展紧密融合,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等互利地开展谈判和行动,并结合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两种模式参与气候治理。总体上看,中国通过国内目标管理和低碳行动、国际互惠合作和气候援助等方式展现气候领导力,赢得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认同。相对而言,中国气候领导力兼顾气候与民生、公平性与可行性,明显区别于崇尚规则的欧盟领导力和依赖结构实力的美国领导力,这种区别于欧美“绿色霸权”的特点促进了联合国气候制度的公平合理与合作共赢,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推动集体努力不断接近《巴黎协定》的治理目标。     

崛起的中国与国际组织：一种互动关系的分析

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日益活跃是当今世界全球化浪潮的一个重要表现和特征。每个国家的兴衰成败已与国际组织密切相关。中国的崛起、中国国际地位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对中国参与国际组织以及国际组织对中国的认同和接纳,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当前,中国与国际组织已形成相互影响、彼此促进、良性互动的态势,这对中国的国家发展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研究综述

随着气候变化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国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对此给予了广泛的关注。经济学界认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低碳经济,并且提出要警惕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国际政治关系学界跟踪国际气候谈判的发展态势,对国际气候政策制度加以分析研究,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制度选择,并且把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到了国家安全、全球治理等领域;法学界在介绍西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基础上,也逐渐发出自己的学术声音,提出要通过专门立法和相关领域立法来构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伦理学界主要关切温室气体减排的公平和正义问题,研究伦理道德因素在气候谈判中的作用。     

IPCC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研究

气候变化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之一,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自成立以来对推动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发布的许多报告成为国际社会认识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对国际气候谈判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并直接推动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等重要国际气候法律文件的制定。在后京都时代的国际气候谈判任务艰巨的形势下,IPCC需要对自身暴露出的一些局限进行改革,才能在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国际组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作用及局限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应对气候变化事关国际社会的前途命运。作为国际多边合作的重要平台和具有专业知识的行为主体,国际组织在弥合各国分歧、统筹各国行动上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本文旨在通过对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作用、局限及未来路径进行梳理整合,丰富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相关的理论成果,推动国际组织更加高效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中。     

对集体谈判中政府的角色定位的认识

集体谈判是解决劳动矛盾的主要方式.目前我国劳资矛盾尖锐,工会不能发挥组织实施集体谈判的作用,工资集体谈判制度效果不佳,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最终还是要靠政府.政府在集体谈判中担当着组织、协调和监督的角色.现阶段我国政府应该从创造建立合作与和谐的劳动关系的舆论氛围、建立促进集体谈判的制度框架、加强劳动关系方面的法制建设、提升基层工会的层次,以及强化处理劳资关系的服务能力等方面推动集体谈判.     

论现代社会利益集团的组织功能——兼论我国的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的组织功能具有正向功能与反向功能。鉴于外国利益集团的正反向组织功能,对于中国的社会利益集团,政府一方面要建立民主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决策参与机制;另一方面,要实现利益调控制度化、制度建设民主化、民主制度程序化、民主程序法制化。同时,要提高政府在利益集团政治中的自主性,防止软政权化。     

不同政体下非政府组织的比较研究

在倡导"小政府、大社会"的国际大环境下,作为公民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非政府组织,以其独特的优势备受学者的青睐,并日渐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研究的热点。以政体为切入点,对比研究了不同政体下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在传统型政体之下,非政府组织在基层社会得到了相对较大的生存空间,但封建君主在主观意志上是不愿意看到非政府组织过分强大的;在过渡型政体之下,社会处于转型之中,非政府组织成为舒缓社会矛盾的减压阀,政府希望借助非政府组织弥补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短板,但极力避免非政府组织参与政治活动;在现代型政体之中,非政府组织拥有了强大的社会民众基础,政府渐渐把一些原属于政府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务转交非政府组织打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完备的制度环境。     

日本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环境合作机制评析:非国家行为体的功能

《巴黎协定》在国际环境条约层面明确了国际环境合作机制下的全球气候治理"自下而上"模式,并强调了非国家行为体参与的重要性。日本以加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契机,通过制定施行《环境基本法》确立了国际环境合作基本理念,将该理念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方式纳入日本环境法律体系。日本中央环境审议会通过制定实施国际环境合作的政策,构建了日本国际环境合作机制。日本国际环境合作机制是以东亚为重心的三层级模式,参与主体涵盖政府及政府间组织、地方公共团体、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学术研究机构,呈现多元化特征。日本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环境合作在东亚地区所取得的成效,能够为推进东亚区域性气候治理合作共赢提供经验借鉴。     

国际组织自主性与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联合国——聚焦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

自主性是研究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中角色的核心概念。作为最具影响力和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议题中的角色备受关注。然而当前学术界关于联合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研究仍主要强调其作为主权国家弥合分歧实现合作的平台的作用,对其官僚机构自主性的关注十分有限。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是观察联合国自主性的重要案例。本文通过梳理国际组织自主性概念发展的学术讨论,将国际组织自主性定义为基于自身政策偏好,调动其权威和资源寻求对特定议题政策结果施加影响的能力,并进一步构建了行动、意愿和结果三维度的分析框架。由此,本文首先针对行动维度从议程设置、规则制定、机制设计三方面分析此次峰会中联合国的自主性行动;其次从议题与国际组织互动的视角指出气候议题在联合国议程优先性的凸显、治理真空的扩张、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于气候议题的偏好推动了联合国参与气候治理的行动意愿的提升;最后,针对峰会结果对联合国参与气候治理行动的自主性进行评估和展望。     

现阶段中国政府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定位

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进一步理清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合理界定政府的职能和选择行使职能的方式。在开放条件下,中国政府现阶段的定位或主要职责有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国防;二是保护本国公民和企业以及其它机构在国外的安全和合法权益;三是与行业组织、企业协调,积极应对贸易摩擦;四是有理有力地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合理化,包括参与自贸区谈判、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等;五是实施合理的政策和构建基础设施,维护国家能源、粮食安全;六是量力、适度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全球的或国际的公共产品。     

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的变化及其影响

农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增长快、减排潜力大以及较高的生态脆弱性等决定了其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地位随着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发展而日渐提升.虽然目前对农业议题的关注度仍然和农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性不完全相称,但是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地位已经大为提升.农业在气候谈判中地位的变化对气候谈判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然而鉴于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的上升及其影响尚有待进一步观察.     

论我国地方政府"诚信行政"理念与实践路径

"诚信行政"是政府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中的自觉意识和行动,是社会组织和民众对政府信誉的价值判断,是政府行政行为产生的信誉和形象在社会组织和民众中所形成的心理反应;政府"诚信行政"实践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应从奠定思想基础、搭建体制框架、搞好制度安排、构筑信息平台、创新评价体系、健全保障机制等方面综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