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数字民主:互联网介入与网络政治参与——基于列举实验的发现

进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普及对国家治理带来了革命性影响。学术界对此存在冲突性观点:乐观者认为互联网通过刺激网络行动主义和强化网络社会链接促进政治参与,而悲观者认为互联网导致网民日益区隔,网络去政治化削弱了政治参与。现有解释忽视了互联网介入方式在互联网应用与网络政治参与之间的联系机制,本文利用对中国网民的调查实验从个体层面检验了互联网介入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列举实验有效削减了政治参与测量的社会意愿偏差,凸显出中国网民比较活跃的政治参与状况。统计分析显示,互联网介入方式是网络政治参与的关键变量,集体性介入显著促进网络政治参与,而个体性介入则有负影响或无影响。简言之,互联网普及并不会自动带来网络民主,只有集体性介入才可通过强化网络社会联系和信息扩散激发网络参与。     

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网民参与行为调查

网民作为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核心主体,其参与行为直接影响舆情的形成与发展过程。通过问卷调查对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网民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并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的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网民对食品安全事件负面报道的关注度,对政府“快速调查网民质疑的行为”的评价,对政府“及时回应行为”的评价等是影响其舆情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政府应加强对新闻媒体的监督与引导,完善与发挥媒体的议题设置功能,提高食品安全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并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新媒体时代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研究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推动着深刻的社会变革,并改变着公众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因而拓宽了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近年来,现实社会中的群体性事件多数由网络群体性事件扩展而来,而网络空间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公众表达意见和诉求的行为机理具有特殊性。当前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变革阶段,属于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期,因而对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治理面临严峻形势。在深入剖析网络政治参与的多重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以新媒体时代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发展趋势为基础,推进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保障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权利,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是当前社会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微博空间的议题呈现:新浪热门微博实证研究

热门微博基本囊括了网民每天在微博上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成为微博舆论的缩影。对热门微博的主要议题、议题设置者、设置方式和议题分布进行研究发现:社会和娱乐两大议题成为微博用户最为关注的内容,体现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在微博上的融合;热门微博的议程设置者主要以精英用户为主,但也为草根用户提供了参与公共空间的机会;内容是影响微博热度的决定性因素,而媒体形式和叙述方式等手段可有助于增加微博吸引力;在日常状态下,热门微博的议题呈现零散、琐碎状态,而一旦重大公共事件发生,微博视点会迅速聚焦,形成强有力的微博舆论。     

网络技术时代的公民政治参与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网络信息技术对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渗透,公民通过互联网进行政治参与的方式日益兴盛,并且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公民往往通过网络参政议政、网络民主监督等方式进行制度内政治参与,亦或通过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等方式进行制度外的政治参与,这都会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可以说,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已成为信息时代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模式的新趋向.     

网络反腐研究简要综述

随着互联网在全球的发展和普及,网络已成为监督政府、反腐败的重要手段.我国庞大的网民规模给社会各个层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网络曝光、网络监督等方式已成为我国公民参与网络反腐、构建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渠道.对国内外网络反腐研究进行相关综述,以期对政府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有所参考.     

网络政治参与泛娱乐化的倾向及引导规范

娱乐至上的时代,网络政治参与也呈现出明显的泛娱乐化的倾向,表现为网民政治参与的休闲娱乐的心态、赶集看热闹式行为和参与结果的潮流化、烂尾化,究其原因,除了泛娱乐化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和生活压力巨大迫切需要心理宣泄以外,也与网民政治参与不足的历史,网民构成的“三低”结构,参与渠道不畅的现实以及参与效果式微的无奈等等密切相关。网络政治参与泛娱乐化的倾向会给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带来多方面的负效应,需要通过正确的公民教育和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来加以引导和规范。     

基于自组织机制的互联网舆情治理

互联网时代,我国网络空间舆情的防控和治理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是,互联网本质是一个自组织系统。以互联网舆情的自组织演化为视角,运用AMOS和SPSS软件对政府行为、媒体行为、意见领袖行为、网民行为和网络舆情发展进行实证调研,并对网络舆情的主体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政府行为、媒体行为、意见领袖行为均对网民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倡导的舆论导向、媒体之间的协作关系、意见领袖的舆论观点、网民以及第三方力量的介入都将影响网络舆情的传播与演化。基于我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舆情防控经验,自组织视角下的网络舆情治理需要重视意见领袖的作用、强化媒体协作关系、保持舆情要素的非线性作用、注重引领网络道德风尚。     

市民社会与东南亚的治理变革

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东南亚市民社会迅速发展起来。市民社会以其对人类安全的诉求挑战了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安全观与建立在该安全观基础之上的政治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通过参与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治理过程,市民社会已经成为东南亚治理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推动了传统治理议程和结构的变革。但是,由于众多障碍因素的存在,参与治理模式的规范和方式真正融入东南亚的治理实践尚面临不少挑战。     

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政治信任?——理性选择和社会资本双重视角下的考察

政治信任是衡量政府与民众关系的重要指标，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不断影响着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方式。使用“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SNET 2014)数据，围绕理性选择和社会资本双重视角，尝试从中介机制和使用方式两方面回答“互联网如何影响政治信任”问题。通过政府绩效评价和社会资本建构分析互联网时代纵横向信息传播机制之间的逻辑关系；将互联网使用方式分为集体介入—社会导向、集体介入—娱乐导向、个体介入—社会导向、个体介入—娱乐导向四种类型，并研究每种类型行为的特征取向和政治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绩效评价和社会资本建构都是互联网间接影响政治信任的中介机制，但两者作用相反，可能的原因是互联网的信息传播机制顺应了自下而上的社会资本建构逻辑；(2)不同互联网使用方式对于政治信任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均存在效应差异，可能是因为不同类型的互联网使用行为的政治关联具有本质区别。因此，可借助互联网积极宣传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方针政策和治理成果以提高政府绩效评价，鼓励并支持民众利用互联网参与各类公共活动，进而培育社会责任感和政治信任感。     

基于非直接利益冲突关系的微博政治参与研究

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非直接利益者往往将微博变成其政治参与的工具,由此衍生的非直接利益冲突对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具有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基于互联网去中心化以及信息传播的公开性、即时性、互动性等特质,民众的网络政治参与能力给政治体系带来极大冲击,另一方面政府在政治参与中的信息监管能力和大众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主导能力都被弱化,容易衍生大规模的、群体性的非直接利益冲突。当面对公共议题甚至矛盾冲突,基于微博围观心理和公共理性精神的引导,微博政治参与行为主体能够自觉参与政治实践,自觉接受公共理性精神的约束,合理表达直接或间接利益诉求,通过微博公共领域互动和协商就事件性质达成可接受的社会共识,从而维护和巩固了社会政治动态的稳定以及公共权威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社会信任对网络公民参与的影响——以大学生网民为例

随着互联网力量的不断介入,公民参与的内涵和形式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本文以大学生网民为例,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定量分析了社会信任对网络公民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为公民参与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有助于扩展大学生的公民参与。在网络空间,大学生的公民参与方式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其中参与程度最高的是网络信息获取行为,其次是网络信息表达与讨论行为,而网络行动的参与程度最低。研究还发现,社会信任对网络公民参与有显著影响,其中网络人际信任和政治信任对网络公民参与的影响是正向的,但现实人际信任对网络公民行动的影响则为负向。     

促进还是抑制?互联网使用对公民参与的影响——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

传播技术对社会整合与民主参与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本文通过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互联网使用究竟促进还是抑制了公民参与行为,日常生活中不同类型的互联网使用方式与公民参与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分析互联网对民主政治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公民参与带来积极影响"这一基本判断在中国社会依然成立;我国公民参与行为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从具体行为来看,网络信息搜寻行为对线下公民参与有积极影响,网络信息搜寻行为、网络社交活动、网络娱乐消遣行为均对线上公民参与产生积极影响。     

网络治理:政策工具与推进逻辑

网络治理是为实现合秩序状态而推进的虚拟实践有序化过程。实践中,互联网建设方式对网络治理形态具有决定性作用,现实新闻制度也对网络治理形态产生亲和性制约,不同国家会呈现出互有区别的治网逻辑。用以调控网民行为的政策工具多种多样,但由于网络治理超越了国家疆域和民族居所,因此网络政策工具应具备可通约性和世界禀赋。为此,可对现有政策工具进行可通约性检视,进而形成并不断充实网络政策工具谱。一国对网络属性的不同定位将决定其网络治理的思维模式,并体现为相应的治网逻辑和工具组合策略。具体而言,可以将网络定位于有别于现实社会的"异时空",或是现实社会延伸出来的"亚社会",抑或是区别于传统媒介的"新媒体"。     

网络民粹主义传播的政治潜能

网络民粹主义扮演什么角色?这个问题一直很难让人作出简单的定性.网络事件引发网民舆论监督热情高涨的同时,也鼓舞了网民对抗主流文化的士气,激发了网民对抗权力中心、对抗权力话语的意识.当下人们渴望公平公正和言论自由,却对民粹主义的社会危害认识不足.网络民粹主义具有议程设置和社会动员功能,其公开的旗号是“人民公义”,行为是人民审判,本质却是多数人正义,我们必须认清其实质,并对其极端化行为保持警惕.     

大众狂欢语境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及其治理

中国内地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呈逐年上升趋势,且突发性强,走向充满不确定性,给网络安全治理和社会管理带来了挑战。如何客观认识和评价网络群体性事件,科学把握其新态势,不至于使它被妖魔化、扩大化,这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如果我们能够基于网民狂欢语境的视角,理性认识网络公共话语空间中网民的狂欢式表达,准确把握网络群体性事件发展的新态势,揭示网民狂欢式表达背后的平等、民主、自由精神与民众权利和其他正当利益诉求,正确处理"网民权利"与"公共权力"之间的问题和矛盾,考量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效应,对于我们科学认识和有效治理网络群体性事件有着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狂欢话语形态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关涉网络文化安全,在"政府-网络媒体-非政府组织-网民"的多元主体治理结构中,要实现以政府治理为"元治理",联合非政府组织、网络媒体、广大网民等治理主体进行有效的合作治理。     

社会管理创新视阈下网络舆情的引导与法律规制

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迅速发展,一方面为公众提供了讨论社会政策,关注社会事件,监督政府行为,实现利益诉求的平台;另一方面,不当的网络信息传播也存在着危害社会稳定,影响社会和谐,降低政府公信力,甚至演变为网络群体事件和公共危机事件的危险。互联网改变了社会认知方式、社会组织方式和社会表达方式,推动和促进了社会管理创新;同时,网络舆情也需要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给予引导和规制,以正确处理公众参与与网络舆情管理,信息公开与网络舆情管理,以及网络舆情管理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之间的关系,逐步实现网络舆情管理的法治化。     

多源流理论视域下研究生教育治理的发展困境与提升路径

研究生教育承担着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历史使命,如何构建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已成为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议题。借助约翰·W金登的多源流理论,提出了研究生教育治理分析模型来理解政策议程设置,并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三方面出发,探讨研究生教育发展面临的困境,研究发现焦点事件初具条件、治理主体权力矛盾以及政策共同体作用有限是目前阻碍政策之窗开启的重要原因。为进一步提升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治理现代化水平,政府需关注问题源流,不断提升研究生教育治理能力;高校融合政治源流,积极探索研究生教育治理方式;导师参与政策源流,提出研究生教育治理完善之策。     

互联网使用对公众风险感知作用机理的实证研究——基于公众政治参与和对政府信任的视角

互联网的使用推动了社会风险的流动和交织,增强了社会风险治理的难度。加强公众风险感知研究既能补全传统的、以政府为中心的风险治理研究的短板,又能为提升我国风险治理水平提供参考。文章基于2017CSS数据,从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视角,运用熵值法指标赋值和Process链式中介检验,探究了互联网使用与公众风险感知的作用机理,以及网络政治参与、传统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的链式中介作用。结果表明,互联网的使用对公众风险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众的网络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对互联网使用与公众风险感知的关系起到链式中介作用,传统政治参与则无此影响,但其本身对公众风险感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为降低公众风险感知,政府应当提高公众的政治参与意愿和能力,提升其对政府的信任,从而达到加强网络空间治理,降低公众风险感知和社会风险治理的目的。     

网络生态中新社会阶层“意见领袖”的行为研究

新社会阶层网络"意见领袖"在网络生态中开展设置议题与传递信息、参与议题与表达意见、倡议行动与实际参与等活动,对于缓和信息供求矛盾,实现有效信息治理、推动政府更加积极主动地处理各种事务、凸显民权的重要地位起着重要的作用。不过,新社会阶层网络"意见领袖"行为存在非理性、行为缺乏全局性和组织性考量、行动能力有待提高等问题。为此,需要从明确自身在网络生态社会参与中的定位、理性参与网络生态中社会事务、提高个人综合能力等方面提升新社会阶层网络"意见领袖"行为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