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的黄昏

在20世纪的末尾,我曾经想总结一下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众文化时尚的历史.我这样写到:"如果说90年代大陆文化时尚的高歌猛进就要终结于两个上海女人为其在时尚大众面前争宠卖俏而引发的歇斯底里的叫骂声中,那么,这一终结不仅颇具戏剧性,而且颇具代表性.这一事件完全具备构成时尚文化的一切要素.当‘上海宝贝'叫嚷着‘我只用皮肤来思考'时,大概已经没有人会表示过分惊奇,但却不能不使我回想起90年代初王朔那句著名的呐喊:我是流氓我怕谁!而如果说90年代初王朔是在故意用他的浅薄和无聊来消解金庸想象的崇高和余秋雨故做的深沉,因而还不无意义的话,那么,只会用皮肤思考的‘上海宝贝'则代表了意义的黄昏和黄昏的偶像."     

论1990年代初期怀旧思潮的发生及其文学表现

怀旧是对业已逝去的人或事的一种缅怀,它可以是一种情绪,也可以是一种哲学甚至时尚。对历史稍有记忆的人大概都不会遗忘,在1990年代初的中国大陆曾经刮起过一股声势浩大的怀旧旋风。据戴锦华描述说,＂90年代初,在北京不同的繁华地段,出现了名曰‘黑土地’、‘向阳屯’或‘老插酒家’的中高档酒店、饭庄。     

先锋文学的大众化传播——先锋小说影视“转译”得失谈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的先锋文学因其注重“形式”的探索并强调小说是“叙事的艺术”而成为传统艺术的有力挑战者。但必须强调的是,由于先锋文学对形式和叙事技巧的刻意追求使其丧失了文化圈以外大众的广泛认知与接受。曾有评论家认为,由于影视的介入,先锋文学在被通俗化转译的过程中,“先锋作家对待故事的处理方式也就离开了原来的立场。‘先锋小说’,在90年代的变化,改变了‘先锋’的性质。这是‘先锋文学’终结的内在原因。”〔1〕先锋文学是否终结这是个很有争议的话题。但我们在此要探究的是电影工作者在“转译”先锋小…     

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是哲学"终结论"者——与游兆和先生商榷

游兆和先生在《学术研究》2007第8期上发表了《哲学在何种意义上终结》一文,阐释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哲学终结’的历史背景是19世纪实证科学思潮的兴起与德国古典思辨哲学的终结,由此‘哲学终结’也就具有‘思辨哲学’与‘全部哲学’终结的双重含义,而‘哲学’最终将‘消失’在‘实证科学’之中";"一个是‘世界观’,一个是‘逻辑学’,但二者也终将""完结",并认为"断言马克思不是‘哲学终结论者’缺乏历史与逻辑根据"。但是,马克思哲学的"终结"的真实含义在于超越"思辨哲学",而没有否定"全部哲学";马克思的"实证科学"概念只是处于哲学与科学意义张力中的一个含糊的名称,不能断言马克思"随着这种‘历史科学’的诞生,‘哲学’或任何‘历史哲学’也就成为‘多余的’";马克思在终结"思辨哲学"之后拯救出积极世界观,实现了哲学变革并开辟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解放学说。     

世纪末文学悲剧的缺席

“正当市场原装‘茅台’供不应求，王朔的酒精兑水点上一二滴‘敌敌畏’的假活儿也‘昧着良心’上市了。”①这个自称“通过流氓的眼睛看世界！”把人生的目的归纳为“找乐儿”，把生存方式归结为自己照顾好自己的“俗人”，轻而易举地制造了几次作品的“热潮”，80年代后期也着实让电影界围着他忙得不亦乐乎，以致于稍有点文学爱好的人都言必王朔，侃必“顽主”。那么，王朔究竟为我们塑造了怎样的形象呢？的确，王朔笔下人物有着独特的力，那就是不装腔作势，不自我美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裸体”的真实。但这真实的全部内容就是亵读神圣…     

李敖其人的另一面

2004年7月23日,前《文星》月刊老板萧孟能在上海去世。李敖于第一时间在香港凤凰卫视做出反应:“他是我的老朋友,我们当年一起在‘文星’拼,一起在‘文星’奋斗,直到《文星》杂志被蒋介石下令关闭,直到‘文星书店’也被蒋介石下令关闭……我觉得中国人民应该知道这一段言论自由     

论美德与智慧的统一

<正>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具有高尚美德的人,往往被讥讽为“傻子”、神经不健全的“怪人”等等。雷锋等共产主义战士和一些富有进取心的先进人物,都曾被扣上过这样的帽子。面对这种状况,雷锋在日记中写到:“有些人说我是‘傻子’,“我要做一个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的人。如果说这是‘傻子’,那我是甘心情愿做这样的‘傻子’的。革命需要这样的‘傻子’,建设也需要这样的‘傻子’。我就是只长着一个心眼,我一心向着党,向着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但是,不可否认,那些虽具有一定上进心但又缺乏相当的觉悟水平的群众,却往往经受不住这样的压力,他们有的因此而停止不前,还有的变成了消极沉沦的落后     

王朔与大众文化

王朔刚登上文坛时,大众文化还没有在中国生成,因此他在创作上没有作为。王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塑造的“痞子”形象是在文化领域带有革命色彩的人物,他偶然担当了中国大众文化在生成期的代言人。王朔介入影视时,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出现错误。王朔90年代由大众文化英雄沦为媒体小丑。     

窒息散文创作的僵化模式——“形散神不散”异议

“形散神不散”是60年代初萧云儒在《人民日报》“笔谈散文”专栏的一篇短文里提出来的。他说:“师陀同志说‘散文忌散’,很精辟。但另一方面,‘散文贵散’。说得确切些,就是‘形散神不散’。”(《人民日报》1961年5月12日)在这里,作者显然力图以古代哲学中的形神论的观点来概括散文的特质,并把它提炼得精粹而辩证一些,以便大家把握散文的规律,更好地促进散文的发展。无疑,这一愿望是很好的。但事与愿违,“形散神不散”在实际的流传中却成了一条僵化的模式,窒息着散文创作以及教学和研究的发展。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一貌似公理的“形散神不散”实实在在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的产物。     

对内蒙古中南部一些考古问题的考辨

一、关于这个地区考古学史上的几个问题例1,“从本世纪四十年代起,裴文中先生曾提出了‘彩陶文化’和‘细石器文化’系统的概念,认为这一地区存在着两种文化的‘混合文化’”.其实是,本世纪40年代,裴文中先生将发现于河套南部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区分为“彩陶文化”和“细石器文化”,并明确指出“除一、二地点不甚清楚外”,这两种文化的遗物“皆不混合于一地”.     

无意的革命——旅外小说对文学传统的挑战

在8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经过了持续的沉寂之后,于90年代初突然爆出了两大热点景观:王朔小说和旅外传记体文学。前者似乎由于近期播映的电视连续剧《爱你没商量》的复制自我而使人有了“王朔时代已经结束”之感,前景未可乐观;而后者似乎正方兴未艾,出版社频频组织选题,据说,《两个姑娘在纽约》、《中国倒爷在东欧》、《俄罗斯的中国人》不久就要面世,批评家和研究者也耐不住冷清地把目光投向这类热点文学。     

开胃豆

放鸽子冯笛问:“爸爸,‘放鸽子’是什么意思?”爸爸答:“比如,我把你带到野外玩,我说要去买一点儿东西,请你在这里等我。结果,我没有来接你,这就是‘放鸽子’。”冯笛:“爸爸,您这不是‘放鸽子’,而是犯了遗弃罪!”     

阿多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

西方马克思主义早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是 ,在 3 0年后的今天 ,对它的反思却日益显得必要和重要。因为 ,在已经成为过去的 80年代和 90年代 ,“阿多诺对‘总体体系’的预见 ,最终以出人意料的形式、不折不扣地变成了现实”。① 现实和理论的新进展 ,迫使我们重新回到阿多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这一历史问题上来。必须申明 ,这里所说的“终结”并不首先意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力的日渐消退 ,而是着重强调它内在固有的理论发展可能性空间的穷竭。只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才接着追问终结的外在标识。张一兵教授认为 ,在阿多诺和霍克…     

儒、道学派同源说

<正> 已故的蒙文通先生曾在《周秦学术流派的试探》一文中,把先秦文化分为三种类型,而“仁义”是分水岭:“我才深信孟子说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原来不是偶然举出的几部书。晚周文化本有三个不同的系统。”“大概三晋人说历史人物都是功利主义者,而齐鲁人看历史人物多是圣贤,楚同人看历史人物都非常神圣。”“所以儒墨尽管不同,但对历史人物的看法却完全相同,他们都大讲‘仁义’也相同。从这里初步看出,‘仁义’是这三方面很明显的分界线。东方人都谈‘仁义’,北方人就反对‘仁义’,说‘仁义’‘迂远而阔于事情’。迂是大的意思,认为这是大而无当的。南方人也反对‘仁’,把‘仁义’看得很渺小,不如道德崇高。”     

“合二为一”是辩证法的综合方法吗?

柯阳同志在《光明日报》七月三日发表的《关于“一分为二”的对话》一文中说:“把一个统一的事物分为两个对立面,这种方法就是分析,就是‘一分为二’。而辯证法的综合就是‘合二为一’。……所以‘合二为一’,即是综合。”“综合就是把两个对立面综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来认识”。“这样一种认识方法可以概括为‘合二为一’,因为这是结合两个对立面成一个统一体来认识”。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巴蜀文化述略

巴蜀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是中国西部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巴蜀文化研究不仅具有深远的学术理论价值,而且对于深入探析长江上游的历史文化,也有重要的意义。 一、巴蜀文化概述 “巴蜀文化”作为一个命题,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正式提出来的。从4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学术界对巴蜀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代史(尤其先秦史),考古学、古文字和民族学方面。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批学者注意到巴蜀文化在整个历史时期显     

由语言通向历史--论作为"历史小说家"的王朔

文界对王朔小说的理解存在积久的误解和偏见 ,笔者以为应该从“语言与历史的关系”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待王朔 ,这样他的意义将会自动显现出来。一、王朔是在当代中国道德教育与意识形态神话破灭的时代语境下出现的 ,上述失败导致了语言的废墟化 ;二、王朔写作的要诀在于他是通过语言的游戏而复制了中国当代敏感的社会与现实 ,并通过对这一情境的“喜剧化”处理而解除了其中的紧张关系与文化等级制度 ;三、语言中沉淀了历史 ,王朔正是通过对死去语言的再处理而真正复活和面对了历史 ,唤起了中国人的文化记忆 ,这是他真正的重大意义之所在     

The Shanghai World EXPO’s Chinese Elements and Their Country Imagination Building of China

上海世博会的重要功能之一是通过对中国元素的遴选/组合、编码/解码,实现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从上海世博的宣传片到世博会的选址和规划,从中国国家馆到省市区联合联合馆的主题确立、标志设计、场馆外形到内部的展示内容,从以中国元素活动周为代表的各种演艺活动到外国场馆中对中国文化的借鉴,中国元素可谓渗透在上海世博的方方面面。上海世博的中国元素展示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通过中国元素及其组合,传达出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城市智慧、生存智慧以及对和谐共生、天人合一的理想与追求,这些都成为构建中国国家形象的精神内核。但是,上海世博通过中国元素来建构中国国家形象会否实现设计者的编码与参观者的解码之间的无缝对接而不致于遭遇对抗式解读?本文提出‘元素主义’的思维陷阱、中国形象给谁看?——‘他者眼光的想象’与‘中国文化的自省’和‘一体与多元’:文化的地方性与中国国家形象问题等三个问题并进行了初步思考。     

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的通俗化流变

中国小说的通俗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但在 2 0世纪却多次受到排斥。进入 90年代 ,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 ,许多作家自觉认同和接受了通俗化。 90年代小说的通俗化端于“王朔现象” ,并在“新写实”、历史题材小说和各种“新”字旗号小说潮流中蓬勃发展。其总体特征表现为世俗化、时尚化和语言的生活化 ,并呈现出雅、俗合流的发展趋势     

老舍与梁实秋

<正> 对老舍先生的为人,以群同志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常常有人拿‘面面俱到,不得罪人’来说明他的特点,这只道出了老舍先生性格的一面……他的‘面面俱到’却有个限度的。他的朋友们,纵然有时免不了一些他所不悦的卤莽或幼稚的行动,但只要是出于善意,他都能谅解;反之,如果是出于一种卑鄙的私图或不光明的动机,纵然善于花言巧语,他也必正言厉色,给对方一个‘下不去’……如果说老舍先生为人‘面面俱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