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李鸿章的进退

曾国藩一生爱传帮带,提拔下属不遗余力。然而,这也很容易造成一种难堪的局面：过去的部下一旦独当一面,必然在饷源分配、兵力调拨等方面与曾国藩产生种种利益冲突。如何处理这种冲突,可以看出每个人心性品格上的不同。     

李鸿章的教育主张与实践

本文论述了李鸿章创办新式学堂、改革科举制度、推动近代留学事业的教育主张和实践,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往来书信考

对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比较研究,无论对中日两国的近代历史乃至近代中日关系史都是一个十分有效的视角.据初步调查,从1885年4月到1895年9月的十年期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之间至少有过21次书信往来,其中能够见到书信原文者计有17件.这些书信的内容分别涉及当时中日两国的重大政治外交事件,从而使两人之间的私人书信联系成为当时中日两国高层之间一个秘密外交渠道,并反映了近代中日两国关系演变的高层重要内幕.     

李鸿章与俾斯麦的缘分

中国一些史学家最近在整理清朝史料,这引起了德国汉学家的重视。德国史学界对李鸿章当年访问德国,以往着墨不多,现在从俾斯麦私人档案库里找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资料。     

直隶时期袁世凯警政建设的路径与成就探析

清末新政的深入为警政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袁世凯在直隶仿效西法创办警政,一是进行警察队伍的建设,包括警察种类的多样化、各种类警察人员的构成和专业的警察教育训练;二是警察职能的划定和职责守章的拟定;三是警察机构的设立和管辖范围的确立。袁氏的警政建设路径,在当时的清末社会无疑是最全面且最有效的,被视为中国近代警察建设的典范和中国警察建设的真正开端。正是他在直隶的成功试验,使得清政府摸索到发展现代警政的有效路径。     

袁世凯推行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原因探微

袁世凯时期是中国经济近代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出现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分不开的:袁世凯推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主观上是为满足其政治统治的需要,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满足了社会主流人群——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也与当时社会心理的预期相契合。     

袁世凯被罢与中外报界舆论

袁世凯被罢事件发生后,列强政府、清廷朝野、海外流亡党人对此反应强烈,其不同态度和立场在各自报纸媒体上得到鲜明的反映。英、美政府对袁世凯被罢深感惋惜和忧虑,与此同调,英、美报界力挺袁世凯。日本政府乐见袁世凯被罢,日本报界对袁世凯不遗余力地进行攻击。英美和日本报纸媒体对罢袁事件的不同舆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在华利益的矛盾和冲突。中国国内朝野内外各派政治势力和海外流亡党人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事件宣传各自的政治主张。立宪派有些报纸赞赏载沣的罢袁行动,也有的为袁世凯鸣冤叫屈。康有为、梁启超一派紧紧抓住袁世凯被罢的天赐良机,大造反袁舆论,必欲置袁死地而后快,以彻底扫除其政治道路上的最大障碍。革命派借机宣传革命排满的政治主张。     

也论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以《李鸿章》传为例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之一,在历史理论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而《李鸿章》传是其新史学思想形成初期阶段的一部传记作品,通篇体现着梁启超对自己所提出的"新史学"理论的认真思考和实践。故文章以《李鸿章》传为代表,对梁启超逃亡日本前期初步形成的新史学观点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如下判断:维新救国的政治理想和实践是梁启超资产阶级新史学产生的根源,《李鸿章》传作为一部其新旧史学思想过渡转型时期的著述,从对旧史学的批判、新政治理想的萌发、传论结合新文风的开创、史学比较方法的运用等方面体现着梁启超对所倡导的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初步尝试,因此这部传记作品与其他时期的传记著述相比,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试论淮军与湘军的差异

淮军源自湘军,从营伍制度、乡土特征到兵卒教育都一脉相承。但淮军又异于湘军,湘军的创建主要出于政治的追求,而淮军的建立则是出于军事需要,创建的动机不同,加上创建者曾国藩和李鸿章个性的差异,造成两军将领及幕僚结构有很大的不同,同时在装备训练及军内宗法体系上也呈现不同特点。     

失败的集权与立威--载沣驱袁事件再研究

从清末满汉权力格局的角度考察,载沣驱除袁世凯是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必然结果,亦是少壮派满族王公逐渐集权的必然举措。载沣驱袁的态度与理由发生过明显的转变,最终以足疾为由将袁世凯罢黜,是载沣在与其他清廷高层各派系博弈下有所妥协的抉择。驱袁后,载沣并未真正实现集权,他的统治权威非但没有通过驱袁树立起来,反而招致了清廷朝野内外各政治势力对其统治能力的质疑,并最终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再论《临时约法》的“因人立法”问题——兼与刘笃才教授商榷

《临时约法》"因人立法"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命题。作者认为,《临时约法》"因人立法"是革命党人在特殊时代背景下采取的一种权宜措施,其表现之一是改总统制为内阁制,表现之二是在内阁制的设计上增加了一些违背责任内阁制法理的特殊条款。《临时约法》"因人立法"虽然用心良苦,但难以起到预期的作用,在中国近代法制史上留下十分深刻的教训。作者认为,我们在批评《临时约法》"因人立法"的同时,更不能因此而放过袁世凯,应该严厉谴责袁世凯存心破坏民主共和制度、追求绝对的专制独裁、乃至复辟帝制的种种倒行逆施,这是大是大非之所在,不能混淆两种性质的问题。     

试论甲午战争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

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对外侵略战争,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次战争中,“蕞尔小邦”日本战败了“天朝帝国”清王朝,对两国社会以及远东国际形势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彻底暴露,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的深渊,但战败也     

周海婴：他承担得起鲁迅之子的头衔

别人这样说：＂他年届花甲,两鬓微斑,浓黑的两道眉毛,颧骨突出,依稀可见乃父鲁迅先生昔日之风采。＂几乎没有例外,世人总是把对周海婴的描述和理解与鲁迅联系在一起。2011年4月7日凌晨周海婴去世。＂鲁迅之子是一个很重的头衔,但他承担得起。＂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赵丽宏获悉周海婴去世的消息,感到十分遗憾。＂作为鲁迅的儿子,他的一举一动不免受到关注。     

晚清宫廷的思想动态与铁路兴办(1865-1889)

1865-1889年,晚清宫廷对铁路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力为拒绝”到“酌量试办”,再到“毅然兴办”,最后到“定计兴办”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外臣对铁路的态度较早地发生了变化,最高当权者的态度在逐渐地改变,铁路试办、兴办的阻力主要来于廷臣.“定计兴办”铁路政策的确立,表明了晚清宫廷顺应世界铁路建设潮流的姿态和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寻求富强之策的意愿,说明了晚清宫廷的总体思想动态已有所改观.     

李娜：少女时的我坚硬得像块石头

进省队的日子没我开始想象的那么快活。从我1991年进湖北省的集训队起,带我的教练就是余丽桥,她一直带我到2002年我第一次退役的时候。她是湖北队教练,后来进国家队也是她一直在带。这9年时间里,我与她一起相处时间最长,受她的影响也最多。     

日俄战争:甲午战争的继续与发展

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目的,是企图吞并朝鲜,进而最终独占“满洲”的重要战略基地的旅顺和大连。战争结果虽如愿以偿,但竟因以俄国为首的三国干涉,不得不还辽于清政府;同时,俄国又插足朝鲜,严重威胁着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地位,甲午战争的主要目标并未实现。于是日本于甲午战争十年后,为了再次实现其“大陆政策”既定的侵略目标,通过战争打败了俄国,从俄国手中夺回了辽东半岛,巩固了其在朝鲜的特殊地位,并获得了“南满”铁路的占有权和经营权。     

“上火”的王老吉：商标到底租得租不得？

1995年,名不见经传的香港鸿道集团从广州羊城药业租赁了“王老吉”的商标使用权,前面7年,运作平平,谁也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儿。直到2002年,王老吉销售额扶摇直上达到1．8亿元;2003年冲到6个亿,势不可挡……所有的成绩如今使得“租主”羊城药业如鲠在喉。     

母语习得与外语学得的差异性对比

人们经常会问:儿童能在出生后几年内"容易地,迅速地,一致地"掌握自己的母语。但为什么外语学习却费时低效?两种学习有何差异?本文旨在探讨母语与外语学习的差异性并试图对这两个问题做出回答,以期对目前的外语教学有所启示。     

欧里庇得斯与雅典启蒙——《酒神的伴侣》探赜

古希腊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的一生富有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他与智术师的关系上。从欧里庇得斯的诸多剧作来看,欧里庇得斯无疑与堪称古希腊启蒙运动的"智术师运动"紧密相关。本文通过细致分析《酒神的伴侣》第一场戏剧行动,表明欧里庇得斯的启蒙立场:欧里庇得斯笔下的忒瑞西阿斯不复是传统宗教(智慧)的代言人,而俨然推崇修辞术的智术师。在他的启蒙式教导之下,王者卡德摩斯克服"羞耻"障碍的同时,亦褪去传统的政治智慧,一步步迈向自由个体。诗人以精妙的笔法揭示,卡德摩斯参加酒神狂欢的动机在于,让家族获得荣耀并释放自身"变年轻"的欲望。先知这种智术师式的启蒙,瓦解了传统宗教和政治,而开启了现代性思想。     

雅斯贝尔斯与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一致与分歧

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是对现代西方社会人的普遍异化现状的独特理论反思。两位大师在对人的存在的思考上存在着一致之处 ,但在形而上学等根本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本文对比分析了两位大师的哲学思想 ,指出了其一致与分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