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观的消解与民族国家观的构建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于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时期;与此同时,各界人士传统的天下观逐渐转向现代民族国家观。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利用西方现代政治概念和理论,重塑中国传统的"天下""民族""国家"等观念,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思想。这一思想转变先后经历了传统社会"天下观"消解和朝贡体系解体,到"中华民族"概念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初步形成几个阶段。     

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动员对中国国家认同的影响

国家认同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条件之一,国家认同感是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心理基础。基于外争主权内争民主的抗日战争对推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一时期国共两党共同发起的政治动员,也在增强中国人民的国家主权观念和"我者"与"他者"身份概念的民族意识、培育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确立与发展的公民主体意识,以及促进人们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国家形式的认同方面,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正面影响。     

论现代国家权力的合法性

关于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虽然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有各种观点,但关键在于社会的公认与否。在现代社会,国家权力合法性的观念基点是人民主权与法治观念上的共识,形式渊源是相关法律制度,现实基础在于公平对待人们的利益。观念、形式和现实独立存在但又相互影响,三者的差别反映了一个国家权力的实际状况,差别越小说明一国的权力状况越好。只有随着社会发展不断调整三者关系,才能始终保持现代国家权力的和谐状态。     

市民社会之于国家现代性的决定性意义

现代国家的基础是国民发达的主观自由。黑格尔对此的理解与一般自由主义者不同,他区分了国家和市民社会两个领域,将主观自由分别视为市民社会的第一原则和国家的第二原则。因此,主观自由也可分为对应市民社会的"主观自由I"和对应国家的"主观自由II"。虽然构成国家基础的是"主观自由II",但保障国家现代性的却是"主观自由I"。尽管黑格尔以没有主观自由为由将亚细亚排斥在现代国家之外,但是同时又给了市民社会以培育主观自由的功能,这就为亚细亚通过市民社会来建立现代国家提供了可能性。     

"两委"矛盾: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张力——基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的尝试性解释

"两委关系"问题,是村民自治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难题.本文立足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对"两委关东"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两委关系"问题的实质,是村党支部享有的"领导权"与村民委员会拥有的"自治权"的对立和冲突;"两委关系"问题,是转型期国家与社会矛盾的表现,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在乡村"场域"紧张关系的反映;"两委关系"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张力.     

马克思国家学说的演进逻辑

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在其理论体系中具有独立的地位。早期马克思用"林木偶像"来隐喻现代国家。透过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现代国家作为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这一观念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通过对法国大革命后国家政权的研究,马克思意识到,资本主义现代国家有可能演化为一种独立的、保守的政治力量,马克思指出这是资产阶级不能直接统治的后果,也是资产阶级市侩化政治的集中表现。针对国家机器不可改良的性质,马克思提出要"打碎国家机器",并且以巴黎公社为原型,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社会共和国"这一替代性政治建构。     

高一涵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国家理念

<新青年>杂志的初衷就是培养和造就新青年.这个工程需要两路并进:一是破除旧观念,一是确立新观念.确立新观念的重点之一是传播现代国家理念,高一涵承担了这项使命.他的文章比较全面地传达了现代国家理念,不仅可以唤起人们对民主共和的向往,而且与现实形成比照,可以唤起人们变革现实的热情.在当时的新文化阵营中,没有几个人对于现代国家的性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政府的权限、自由、民主、人权等问题有系统而全面的见解.高一涵的文章弥补了<新青年>集团的诸多不足,也为新文化运动增添了光彩.     

精英下乡: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制度变迁——对"村官工程"的政治社会史解读

资源困境决定了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一般路径是与农村精英合作,由此形成农村精英从"公共型"、"官僚型"到"政党型"和"经济型"的变迁史.现代国家与农村精英的关系变迁表明农村精英与现代国家推进的现代化建设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回归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路径选择,精英下乡是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理想模式,是对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一般路径的超越.它存在发生的历史条件和发展的历史逻辑,同时也是中国农村社会现代化路径选择的必然结果.     

国家治理的当代审视

国家治理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治理,它可以通过形成的背景、遵循的原则、施行的手段三个方面来获得更好的理解。中国的国家治理,其提出是"治国"与"平天下"传统政治思想的现代演绎,是实现中国梦所包含的现代化和全球治理两个方面诉求的必然要求;其原则是通过完善党的领导来坚持党的领导,包括使党的领导更具"整体性""协同性",加强重点领域的领导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其施行主要依靠制度化、信息化、民主化和均衡化等现代化的手段。     

论拉丁美洲国家的“国家风险”

"国家风险"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国家风险"主要是指主权国家对其债务进行违约的可能性;广义的"国家风险"就是投资环境,因此"国家风险"的大小与投资环境的优劣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优良的投资环境意味着"国家风险"较少,恶劣的投资环境必然等同于"国家风险"较多。拉美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可以预料,中国在拉美的投资有望进一步扩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企业有必要最大限度地规避拉美的"国家风险"。拉美的"国家风险"多种多样,其中最显著的是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以及外交风险。为规避这些风险,中国企业要密切关注拉美形势的发展,尽量做到防患于未然;要在国家层面上制定和完善投资保护机制;要充分发挥现代保险业的优势,将可能会遭遇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要与中国驻拉美国家的大使馆以及东道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     

论紧急状态下国家权力的法律规制

为了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必须对其行使进行必要的法律规制，通过立法明确规定紧急状态的含义和国家权力行使的相关内容，要求权力主体在权力行使过程中遵守一定的基本原则和条件，遵循程序理念，审查和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过程，对违反原则、条件和程序行使国家权力的行为追究法律上的责任，并建立相应的公民权利救济机制，在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阶段对国家紧急权力进行法律规制，保证紧急状态下国家权力的正常行使。     

明确提出“国家义务”,助推国家职能转变

改革已步入深水区,面对社会转型的关键一役,国家职能能否转变到以实现社会自由、平等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关键。对于一个深受数千年中央集权影响,特权观念深入人心,历史上又缺乏民主和法治传统的国度,响亮而明确地提出"国家义务"的概念,对于推动国家职能尤其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探析

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相继提出了"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二者的提出有着其内在逻辑和时代意义。现代国家治理中,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最根本的方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相辅相成、互为推进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国家治理法制化,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又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正确认识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对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具有指导意义。     

荀韩人性思想之比较

中国伦理思想史上,荀子的性恶论和韩非的自然人性论影响深远。一直以来,人们在考察韩非人性思想的时候,总是从韩非师从荀子,是荀子的继承人出发,认为荀子主张人性恶,韩非也必定主张人性恶,将韩非的人性论也定位为人性恶。笔者认为这不符合韩非人性的本意,曲解了韩非对于人性的理解。韩非其实主张一种价值中立的比较客观的自然人性论。     

国家调节权与国家垄断的关系

国家调节权是一种区别于行政权的新型国家权力,其根源于权衡和保障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需要;而国家垄断作为一种合法的行政垄断形式,也是国家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而依法实施的行为.但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却还鲜有相关的分析,故笔者试图通过对两者的比较分析,来研究国家调节权和国家垄断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论国家所有权的客体——以作为集合物的“国有财产”为中心的思考

《物权法》将物权的客体规定为动产和不动产,但是却将国家所有权的客体规定为"国有财产",而没有简单地以"动产和不动产"来指代。国有财产是集合物,它作为国家所有权客体的必要性,也体现了罗马法中集合物这个概念的现代意义。集合物具有独立性和整体性,应当适用同一法律关系,包括成立以确权或归属为目的的所有权法律关系。因此,将"国有财产"作为国家所有权的客体能实现民法对国家所有权的确权保护,维护国有财产发挥公共利益的功能。     

邦国、王国与帝国:先秦国家形态的演进

先秦是中国文明史的开端 ,是中国文明从逐步萌生走向繁荣昌盛的重要时代 ,其内涵十分丰富 ,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有待深入开掘的地方也比较多。其中对先秦社会形态的研究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也可以说是一个学术热点。先秦社会形态的研究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大学术工程 ,其主要内容大体包括早期的国家形态、社会结构、社会经济基础、社会政治、社会文化和社会思想等方面。为了推进这一学术领域的探讨 ,本刊邀请国内部分专家学者 ,从不同的学术视角撰写了以下一组笔谈文章 ,并从各自的切入点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以期推动先秦社会形态诸问题的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试析当前中国社会群体状态与政治心态

中国社会群体结构的第二次重大变化,是在改革开放时期.与建国初期第一次变化相比,当前的社会群体具有模糊性、流动性与不确定性的特征,以至出现"中间人群".鉴于种种原因,其整体政治心态的复杂性突出地表现为"急于求成"与"法不责众"等特征.     

国家失败与失败国家——关于“失败国家”现象的一些批判性思考

"失败国家"是一个当代现象,但它应该与"国家失败"区分开来。"国家失败"表示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面临的不断受挫的正常过程,而"失败国家"则表示一种耻辱的身份。"失败国家"这个词语在冷战结束后被制造出来,它的内涵不断扩大,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和安全领域,对它的解释表现为一个不断展示美国价值观的过程。国家失败的后果是危险而苦涩的,但它并不必然与恐怖主义相连。国际社会对国家失败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但时时遭遇集体行动的困境。国际社会需要调整对国家失败的认知、态度和策略,找到一条真正能够拯救国家失败的道路。     

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自然资源所有权的法体系构造

在代表国家行使自然资源所有权的机制中,国务院主导着自然资源的所有权行使,国务院和国务院相关部门从抽象到具象均行使着自然资源的所有权。近年来,虽然自然资源单行法陆续修改,但国务院代表行使国家所有权仍缺乏科学统一的规则体系,国务院与全国人大、地方人民政府等其他国家机构,以及国务院各部委之间的权限划分和权利来源依然模糊。优化国家所有权行使机制,首先,需要在立法层级、内容上实现管理与所有的分离;其次,需要明确国务院授权其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地方人民政府,委托相关部门代理行使所有权的依据和形式;最后,国务院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权,其权限范围可通过全国人大、各部委和地方人民政府等机构的权限排除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