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执行:从部门分权到身份分权

部门分权是民事执行裁决权与实施权分别由不同的部门行使，而身份分权则是指在部门分权的基础上，民事执行裁决权与实施权分别由不同身份的人来行使，并且这两种身份的划分应当界限分明，有不可逾越性和相当的确定性。     

环境分权与环境污染治理:基于多维度财政分权视角

地方政府是环境污染治理的关键主体,分权是牵制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重要因素。文章将财政分权与环境分权分离讨论,利用面板数据模型以及门槛模型实证考究了多个维度的财政分权、环境分权与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财政收入分权、财政支出分权对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有助推作用;(2)环境分权以及财政体制不平衡对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有负向影响;(3)进阶研究发现,高财政支出分权有利于推动环境污染治理,而高财政体制不平衡将进一步放大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治理的负面影响。因此,围绕促进地方政府加大环境污染治理的目标,可针对财政支出端进行重点改进以解决财政体制不平衡问题,同时应多措并举促使地方政府规范、合理和有效使用权力。     

分权政府是建立有效政府的基础

有效政府是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系统论、管理学和有效政府的基本价值表明,建设分权政府是建立有效政府的基础。建立分权政府主要涉及政府与社会的分权、政府与市场分权、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党政分开等层面。在建设分权政府的过程中,应注意制度建设、职权责一致、监督体系和分权底线等方面问题。     

透析麦迪逊多元民主理论的分权制衡机制

针对独立战争后美国社会的派系(即利益集团)之争,麦迪逊主张无限分化利益集团和适度制衡政府权力。为此,他设计了代议制和分权制衡的政治机制(即分权制衡机制),鼓励以组织化的利益集团为单位进行政治参与,让它们在高度分化、多元竞争的过程中达到一种平衡与妥协,形成利益均势。然而,"利益集团之恶"却使得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张力在麦迪逊多元民主的政治现实中继续演绎,形成其多元民主理论的"不平等"困境。     

中国财政分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从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两个角度,实证研究了1994年税制改革后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以及财政分权的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效应.结果表明,财政支出分权促进了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分权阻碍了经济增长,同时,财政分权并未加剧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通过对实证研究结果的分析,认为中国财政分权改革的目标是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分权水平,同时,完善财政收入分权管理制度,纠正政府间税收竞争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国家与社会分权视角下的城市社区自治探讨

从国家与社会互动角度看,如何把城市社区自治建成一种理论上有效、实践中可行,既能被公民认同又能获得党和政府支持的基层民主制度,是关系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大问题。在国家与社会分权的全新视角下对城市社区自治进行研究,认为城市社区自治是国家与社会分权的有效体现。在社区居委会自治实践中,城市社区和居委会应有合理的定位和复位。新型社区自治建设需要政府和基层党组织积极发挥作用,促进社区自治目标的实现。     

孟德斯鸠分权思想的双重性探究

分权原则是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组织国家机构的基本原则,也是宪法的基本原则。分权思想的系统表述者孟德斯鸠一方面从理论上系统的阐述了分权思想,另一方面从实践上又赞成当时并不实行严格分权的英国的政治制度。其分权思想的双重性实际并不矛盾,它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理解孟德斯鸠分权思想的实质与意义,对于理解如何通过寻找有效的权力制衡以防止权力的滥用、保证公民的政治自由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数字经济、财政分权与企业创新

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发展带来了新的技术环境、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成为新一轮企业效率提升、成长增值的发动机,地方政府通过财税助力或政府引导等方式推动数字经济在中国市场深化应用及广泛布局。文章基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及区域中观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以什么程度、从什么路径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文章重点纳入并探讨了地方政府财政分权程度对数字经济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经济对企业发展的综合影响结果。文章发现：(1)数字经济能够有效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2)财政分权在数字经济影响企业技术创新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地方政府财政分权程度越高,数字经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3)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加研发投入,数字经济由此实现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效果,这是数字经济作用于企业创新的内部机制。(4)从企业经营发展的综合影响成效来看,数字经济引领的技术创新对企业价值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鉴于此,本文提出促进数字经济深化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涵盖强化政策扶持、平衡财政收支、促进数字金融发展、关注人才队伍培养等方面。     

财政分权对教育支出规模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

教育支出是促进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物质保障。基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的体制框架,选取2007—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财政分权对教育支出规模的影响,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为增长而竞争”与“为和谐而竞争”两种政府竞争模式对地方教育支出规模的中介效应。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作为我国最基本的经济制度之一,无论是财政收入分权还是财政支出分权都会对教育支出规模产生正向影响;不同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式会在财政分权与教育支出规模之间发挥不同的中介效应,“为增长而竞争”会抑制教育支出规模增长,“为和谐而竞争”则会促进教育支出规模增长。深化政绩观转型,转变地方政府竞争模式有利于发挥财政分权体制的优势,激发地方政府增加教育支出的动力,为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财政分权、金融分权对城市化发展的作用研究

基于城市化发展演进的视角,采用我国30省份的面板数据,分别研究处于城市化中低水平阶段和较高水平阶段的省份,财政分权、金融分权对其城市化发展的作用机理与现实关系。结果表明,处于城市化不同发展阶段时,财政分权与金融分权对城市化的影响各异。在中低水平的城市化阶段,财政分权和金融显性集权能够提升城市化水平,且两种分权形式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在较高水平的城市化阶段,财政分权和金融隐性分权会提升城市化水平,但两种分权形式之间不存在交互作用。从全国范围来看,财政分权对于城市化发展的作用在东北和西部地区主要为负,金融显性集权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并无地区性的分布规律,金融隐性分权的贡献在中西部地区显著为正,且发生比例较高。因此,未来发展新型城镇化应按照各城市发展的现状,合理地布局与协调金融分权、财政分权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与数量结构。     

走向分权的课程决策

本文利用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特别是课程政治学的研究成果 ,主要从哲学层面探讨了课程决策中权力运作的价值取向问题。指出 ,课程决策的民主化已形成一种很难扭转的趋势 ,课程决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根除集权制的决策形式 ,并对我国三级课程决策主体的权限问题进行了探讨。     

论中国文学活动的边缘化

20世纪末，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转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文学活动在逐步转型。其特征是中国文学正在由社会的中心活动领域走向边缘活动领域。转型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文学的社会价值功能边缘化，文学创作主体有创作活动边缘化，文学文本的存在方式边缘化，文学的消费接受与批评边缘化。了解当代中国文学活动的这一边缘化走向，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文学及文学批评发展的现状及其问题。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我们利用省级数据来估算中国自８０年代开始的财政分权在经济增长上所产生的作用。我们发现,在控制了同时期其它各项改革措施的影响后,财政分权提高了省级人均ＧＤＰ的增长率。这与财政分权可以提高经济效率的假说一致。另外,我们还发现农村改革、非国有部门的发展以及资本积累也推动中国经济在过去２０年里迅速增长的关键因素。     

权力下放、绩效责任与学校自我评估

权力下放与校本管理运动赋予了学校一定的自主权,但权力和责任必须相称。享有一定自主权力的学校,必须承担起学校发展成败和教育品质高低的责任。但有了权力,又具备绩效责任意识的学校并不必然就是一个不断提升自我能力而创造未来的组织,它还必须拥有自我评估、自我完善的机制与能力。赋权、问责与增能的有机结合才是学校转变为学习型组织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途径。     

预算分权的宪政逻辑

预算分权即国家预算权的配置问题,它包括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现代宪政理念的核心要义在于限制国家公权力的恣意行使,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而无论是横向维度的预算分权还是纵向维度的预算分权,其出发点即是将计划经济体制下过分集中的预算权力分散到国家的各个职能部门以及不同层级的预算主体之间,以期实现限制政府预算权力的恣意行使,保证国家财政资金能够在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民主化的轨道上运行。     

信息经济学与政府间财政分权理论

财政分权理论是财政理论中的重要问题。本文对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回顾 ,指出了财政分权理论的最新研究趋势 :将信息经济学引入财政分权理论。政府官员作为一个经济人 ,具有个人理性 ,因此 ,政府官员本身存在激励行为 ,而且 ,政府是代表民众行使各项权力和提供公共服务 ,政府与居民之间的关系类似委托 代理关系。这都可以用信息经济学来分析。文中还简述了国内在财政分权理论方面的研究动态。     

最优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最优财政分权模型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比较静态分析发现,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存在着使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优财政分权水平;最优财政分权水平与地方政府支出的生产效率正相关,与中央政府支出的生产效率负相关.对中国1982-2004年的实证检验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已经超过最优比例,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未来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提高地方政府支出的生产效率,适当降低分权水平,实现最优分权,促进经济最优增长.     

我国税权分权存在的问题及解决

税权划分是我国分税制改革的核心内容。目前,我国税权分权存在法律依据缺失、事权财权税权不协调、税权过于集中、分税与政府分级不对称、地方主体税种缺失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理性分析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税权划分模式并总结其经验,提出我国税权分权应选择适度分权模式,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地方税体系,使各级政府事权、财权、税权相统一,并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财政分权与中国的地区经济增长效率

财政分权既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但也可能形成有偏的经济激励,形成负面产出。基于1985—2009年中国省际数据,利用Simar与Vanhems(2012)所提出的条件方向性距离函数(conditional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s),可测算以财政分权为条件并包含财政分权正面产出与负面产出的经济增长效率。以此为基础,可进一步检验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估算面向经济增长效率的最优分权程度。实证研究表明,如果以经济增长效率为目标,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存在"过度分权",而面向经济增长速度的最优分权水平也会高于面向经济增长效率的最优分权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