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悲剧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悲剧思想的新维度

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思想决不仅是那种囿于艺术学或美学意义上的悲剧理论,而是一种以人类社会历史文化中的悲剧事件为其关注对象的文化悲剧理论。这种文化悲剧理论认为,异化是社会历史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社会历史构成了悲剧的主要内容;革命则是悲剧的真正主题。而这三个方面也恰恰构成了他们文化悲剧思想的核心内容。他们的文化悲剧思想具有四个特征。     

鲁迅、郭沫若对悲剧理论的贡献

鲁迅和郭沫若的悲剧观有很大的不同,创作风格也迥然有别.鲁迅的小说主要写"下层社会的不幸",郭沫若写的多是"历史转换期"的大悲剧;郭沫若的悲剧人物比较单一,鲁迅的悲剧人物则具有多样性.但是,鲁迅和郭沫若的悲剧理论与实践,在差异和互补中共同为中国现代悲剧理论奠定了基础.     

浅议我国古代帝、妃爱情悲剧的审美价值

关于悲剧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近代学者王国维首次提出"悲剧"的概念.但"爱情悲剧"概念及其内涵,帝、妃之恋题材悲剧的特殊审美价值及认识意义尚未得到足够的认识.我们认为皇帝与妃子也与普通人一样,他们都有爱与被爱的权力.他们那种"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生死不渝"的爱情,同样值得赞美与同情.     

中国悲剧创作的理论升华——评熊元义《中国悲剧引论》

近现代以来."中国古代有无悲剧存在"一直是中国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但无论是否定中国悲剧存在,还是肯定中国悲剧存在.很多学者都没有超越以西方的悲剧理论衡量或评判中国悲剧的框框.即使有的学者避免了对中国悲剧简单的肯定和粗暴的否定.对于中国悲剧独特的审美特征和中西悲剧的根本差异仍然没有真正把握.因为他们所提出的悲剧概念和悲剧理论仍然主要是对西方悲这种存在形态的抽象.而不是对中国悲剧这种存在形态的概括.所以.它仍然没有摆脱以西方的悲剧观念裁剪中国悲剧的思维模式的束缚.熊元义的<中国悲剧引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可以说突破了这种思维模式的束缚.     

中国古典悲剧论

中国悲剧理论的诞生,理应是在有了悲剧这种文学样式之后.宋元时期,中国戏剧产生并兴盛了起来,中国悲剧也随之产生并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只是人们还没有明确地以“悲剧”一词冠之.“悲剧”是在本世纪初才由王国维等人从西方引进的.但并不能就此说,此前中国的古代就没有悲剧这种艺术形式.乾隆58年(1793年),英国使臣马嘎尔尼出使中国,曾与乾隆一起观看戏剧演出.他在他的《乾隆英使觐见记》中说:“戏场所演各戏,时时更变.有喜剧,有悲剧.虽属接演不停,而情节并不连贯…….”马嘎尔尼用tragedy一词,明确指出中国戏剧中是存在着悲剧的,这说明这一时期,中国的悲剧是符合当时一个普通西方人的悲剧观念的.中国悲剧发展到清代是承继了前代悲剧的传统的.面对这一文学形式的存在,中国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不可能视而不见,只是他们对悲剧常冠以“怨谱”、“苦戏”、“哀弦”等名称,而且也没能形成蔚为大观的类似于西方那样的悲剧理论体系.我们只是在他们的戏剧理论著作、戏曲序跋和戏曲评点中窥见星星点点.     

近现代以来中国人对中国悲剧的认识

近现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中国悲剧的认识经历了四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以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鲁迅、朱光潜、钱钟书为代表;第二阶段以赵树理、乔德文、邵曾祺、苏国荣、吴国钦、宋常立为代表;第三阶段以张法等人为代表;第四阶段以邱紫华、谢柏梁、杨建文、王宏维等人比较系统的著作为代表,他们为了肯定中国古代悲剧的存在,竭力证明中国古代悲剧符合西方悲剧理论,而否定了中国古代悲剧不符合西方悲剧理论的一些特征。     

论高乃依的悲剧理论--兼评新古典主义文学的历史地位

高乃依是法国新古典主义悲剧理论的先驱.他结合自己的舞台创作实践,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古典悲剧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总结,在悲剧的题材与情节安排、"净化说"的界定、可然性与必然性,以及"三一律"等涉及悲剧理论的重要领域,提出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观点,其悲剧理论对于正确评价法国新古典主义文学的历史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白嘉轩与鹿子霖：殊途同归的悲剧人物：－《白鹿原》人物论之二

长篇小说<白鹿原>是悲剧艺术在小说领域走向成熟的标志.<白鹿原>中的主要人物都是悲剧人物.白嘉轩和鹿子霖是两个悲剧内涵截然不同的人物.白嘉轩的悲剧主要表现为文化的悲剧,鹿子霖的悲剧主要表现为政治的和人性的悲剧.他们的悲剧又都是时代的、社会的,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小说正是通过表现人物的悲剧性历史命运来表现"生活的演变过程"和"历史的演变过程"的.     

论叔本华的悲剧价值观

人们普遍认为叔本华的悲剧理论在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尤其是美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因为叔本华把悲剧当作文艺的最高峰,认为悲剧在最高级别上揭示了意志和它自己的矛盾斗争.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是贯穿其整个思想体系之始终的,悲剧在他那里具有了艺术拯救和伦理拯救的双重功效.     

近代中国“悲剧”观的引入、形成与日本影响

无论作为一种美学概念还是一种艺术类型,悲剧都是转道日本进入中国的。王国维的悲剧学说是在日本的中介作用下提出和建构的,推动和深化了悲剧艺术在中国的传播。哀情小说的流行、大量悲剧作品出现在近代戏剧表演中,表明近代国人审美趣味上的重要变化和对悲剧艺术的接受和认可。日本在促进近代中国悲剧理论的传播和悲剧艺术表演形式的确立中起到了触媒性质的重要作用。     

论未来世代权利的法哲学基础

我们已经看到,当代人的行为引起了资源消耗、核废料、环境污染以及基因改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后代人的利益,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威胁。一种超越时间纬度的未来世代权利因此出现,其核心是“当代人有责任使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要和利益受到充分的保护”。现在,对于作为一种新型权利的未来世代权利如何保护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哲学问题。人类共同体理论能够为未来世代权利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     

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综论--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内容分析

我国社会学自恢复学科建制以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缺乏统一规范、不够本土化等问题,这就阻碍了学科内的沟通,影响其解决实际问题的效力。通过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社会学研究整体层面的一些优势和不足。     

“日常生活美学”批判与“超越性美学”重建

当代中国美学发生了日常生活美学与超越性美学的对立。日常生活美学肯定大众文化,主张审美回归日常生活,建立以感性快乐为本质的新的美学原则;而超越性美学则主张审美超越日常生活,应该对大众文化进行审美批判。现代性分裂为世俗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世俗现代性沦为感性异化,而审美属于反思现代性,是对世俗现代性的批判。因此,要吸收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因素,重建超越性美学。对大众文化,应持一种辩证的态度:一方面,肯定其合理性,承认日常生活审美化丰富、美化了人们生活;另一方面,警惕感性异化,坚持审美的超越性,开展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建设精英文化。     

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新理念

城市的发展不能长期依靠“负债经营” ,要逐步实现“以城养城”。经营城市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理念的创新 ,我们不但要善于建设、管理城市 ,而且要善于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主要是指提高城市经济竞争力和城市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根本条件取决于城市的软、硬环境 ,更重要的是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降低交易成本 ,建设法治经济和信誉社会。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作者的生平事迹、著作等论述中存在着某些疏误乖违。本文依据地方志、别集序跋、小传等相关的文献资料,对《提要》所论及的作者,如陈轼、彭师度、姚菱、储掌文、汤斯祚等,从他们的科第、仕历,到作品的著录、版本、卷数、存佚等,均一一作了订正和考辨。     

少数人权利保护的道德哲学基础

少数人作为道德王国的成员,其尊严也应得到尊重。伦理精神与少数人权利保护存在于统一的社会秩序之中,我们要在善恶因果律中把握少数人权利保护,在价值合理性中彰显少数人权利保护,在生态整合中体现少数人权利保护。在道德哲学层次,少数人的权利保护已不再仅仅是道德规范的实现,也涉及到伦理精神的实现。     

论马克思主义真理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真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在从相对走向绝对的过程中发展 ,在同错误的斗争中发展 ,在对真理颗粒的整合中发展     

文化的哲学生存论解读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岐义纷呈的概念。文化研究的前提性、基础性工作是从哲学生存论上对文化进行解读。在生存论的视域中 ,人类文化是在特定的生存境遇中产生的 ,它直接源自于人在应对自然环境的活动中“显”生“隐”死的生命意识和生存取向 ;文化标志着人与自然和自身既“逆”又“顺”的双重关系 ,有着“显”与“隐”的结构和功能 ,具有本体和功用双重属性。所以人类文化也具有自我矛盾的性质。人经由文化的创造而提升于动物之上 ,形成具有内在张力的有意义的生存方式 ,但同时也导致人类内部高下 ,贵贱的区分。要卓有成效地研究并解答当代的人类文化问题 ,首先要做好这一哲学的解读工作。     

自我技艺学与美学化的自由实践——福柯生存美学思想举隅

福柯的美学主义涉及到人自身及其生活领域中的一切"美学态度"。此一美学无疑就是一种把人自身及其生活视作艺术品来看待并实践的"精神性"的、实践的美学。其植根于人自身的自由生存实践,或"自我技艺学"之实践之中,因而亦可称之为"自我技艺学化的美学",就是"‘自身的文化’的生存美学"。     

中国共产党执政价值观探析

执政价值观是执政主体对执政活动的一般价值的政治伦理判断,其内容主要包括对执政活动的价值目标、价值标准和价值模式等的认识或评价。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执政基础的合法性、执政活动的有效性和执政行为的规范性是评判党的执政价值的三个最为重要的量度。“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