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初南北贰臣文人愧疚自赎心态的差异及成因

清初大多数贰臣文人无论是诗文中,还是政治活动、生活方式上都表现出愧疚自赎心态。南北贰臣文人的这种心态在呈现方式上或显或隐,有较大差异;主要由三个因素造成：与满洲地区的地理亲缘和李自成政权影响程度不同造成南北贰臣文人分布有差;清政府采取尊满抑汉的政策和党争中南北势力的消长;两者文人内在道德追求与外在社会舆论的差异。     

程式理论及元杂剧的程式化特征

元杂剧这种艺术形式是在民间讲唱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口头程式理论的提出为口头传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界。蒙古史诗的程式化特征也存在于元杂剧中,具体表现在作品结构、角色设置、表演规范和故事情节、人物上场诗、情景描绘、民俗文化的表现、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元杂剧形成程式化的特征是与讲唱艺术的影响、民族审美传统的改变、技艺的传承、表演的客观条件及作家创作的相互影响和经济利益驱动演员表演的相互模仿等有关。元杂剧和其它讲唱艺术一样,都有程式化的共同特征。     

从《破窑记》看王实甫的愤世与自慰心态

本文从《破窑记》中男主角的命运变化，元代歧视与鄙薄文人儒士的社会现状以及封建儒生们寻求实现自身价值的心理需求三个层面分析了王实甫蕴涵于《破窑记》中的愤世与自慰心态，并指出，这种心态是建立在“入仕”思想基础之上的。     

异域冒险与理想建构——康熙年间宦台诗人的放逐意识

康熙年间,朝廷虽然一再下诏为宦台官员提供较为优厚的政治待遇,但是台湾恶劣的自然环境、相对落后的文化生态,使大陆官员对赴台为官毫无兴趣,甚至赴台为官被认为是被放逐。宦台者的这种被放逐意识自诏命下达就已经弥漫心间,虽然行动上不能拒绝赴台,但是在他们诗里行间却写满了排拒之情。经历惊涛骇浪踏上台湾的宦台诗人,伴随眼中陌生的地景而产生的是内心的孤独与寂寞。如何消解心灵的寂寞之情?宦台诗人通过想象去建构心中的桃花源。但是在现实情境下,望乡、归乡却是他们宦台境遇中最终的诉求。     

自我放逐与自我拯救——论阿苏越尔的诗歌精神

文章在全面考察彝族青年诗人阿苏越尔近年来诗歌创作历程的基础上，抓住贯穿其诗歌创作始终的“雪”意象体系，从而把握其独特的诗歌表意方式。对其诗中所展示出来的强烈而深沉的民族文化变迁忧思和纯正执著的诗歌精神作审美阐扬。     

沉沦、放逐与逃亡——论郁达夫“自叙小说”——的主人公形象

郁达夫“自叙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忧郁感伤的知识分子形象 ,他们挣扎于“性的苦闷”和“生的苦闷”中。这个形象系列及其特征可概括为孤独者及其沉沦、零余者及其放逐、避世者及其逃亡。这些形象实际上记录了作者本人情绪的历史 ,是“五四”时代精神的一种折射。     

放逐与回归:论新时期作家"复乐园"后的变异心态

在主流价值观文学体系中,知识分子作家几乎是完全处在一种"失语"状态.他们必须彻底消解个性独立意识,必须学会适应社会的公共思维准则,因此使他们的文学创作变得极其单调和乏味.随着新时期思想的大解放,知识分子作家又重新找回了自己的自信和尊严,文学创作也日趋繁荣与活跃.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长期的政治禁锢使他们的思想出现了很大的变异,既无法彻底摆脱苦难的历史记忆,同时又呈现出某种情绪上的偏执,这一切都在新时期文学创作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的融合——论元杂剧作家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风格之异同

在元曲史上，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的杂剧一方面各自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格，另一方面，三大家创作时也都考虑到了戏剧语言的特殊性，因此他们又自觉或不自觉地趋向于“文”与“俗”的融合。达到了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的融合。     

元杂剧对妇德的颠覆与重构——“元曲四大家”创作论

“妇德”概念源于先秦儒家经典,针对女性道德标准而立。以元曲四大家为代表的元杂剧创作通过对传统婚恋道德颠覆性的文学表现,冲破了宋儒严酷的妇德教条,构建了以“真情”为基础的道德认知,进而开启了明代尊情反理、妇女解放的思潮,元杂剧作家的创作对妇德观念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论元杂剧中的隋唐故事

元杂剧保存了丰富的隋唐故事,它们由瓦岗寨英雄故事、尉迟恭故事、薛仁贵故事等三个题材系统组成.这些故事大多出自虚构,且在内容上相互关联,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体系,可以断定,它们取材于宋元说话.通过这些杂剧,可以了解当时隋唐故事的发展情况:1)摆脱史籍约束形成独立体系,且初具规模;2)多线发展,未能形成完整而统一的故事体系;3)以英雄人物为中心.通过这些杂剧,还可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民众文化心态的特质:1)英雄崇拜心理;2)戏拟历史,显扬低贱者;3)希富望贵,获取心理满足;4)尚奇猎趣的审美心理.     

谈元杂剧中蒙古语的运用

元杂剧中使用了不少蒙古语词。本文对元杂剧中蒙古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初步探讨、分析与归纳：将两个蒙古语词对举使用；将蒙汉双语中的等价同义词对比使用，相互解释、相互说明；将一个蒙古语词的一半翻译成汉语，另一半保留蒙古语；将两个蒙古语词组合成短语使用；在汉语的动词后加上蒙古语的后缀；在句首用蒙古语的语气词或叹词。     

元杂剧平民化倾向初探

通过对元杂剧作品及其创作者生平事迹的探讨,由元杂剧创作者的平民化,选材立意的平民化,主人公的平民化,创作原则的平民化,演出的平民化等几个方面论证元杂剧的平民化倾向。从而指出,元杂剧的平民化倾向,正是元杂剧走向鼎盛,并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感召力的重要原因。     

元明曲学家杂剧分类解读

元明曲学家对杂剧的分类经历了从以人物类型为主到以内容为标准的过程。夏庭芝的《青楼集》中有关杂剧分类的文字真实反映了当时元杂剧的演出情况：首先，当时演出最多、最受欢迎的杂剧是驾头、闺怨、花旦、软末泥、绿林五类。其次，《青楼集》的分类折射出元杂剧表演的发展，杂剧脚色的日益完备，分工的趋向细致。一方面，小旦逐渐成为受爱重的角色，显示出元杂剧外脚的发展。另一方面，花旦成为旦本中颇受欢迎的门类，逐步从正旦中分离出来。     

小议元杂剧中的“斡脱钱”

斡脱钱就是指元代的高利贷。元代高利贷现象极其严重,元杂剧中表现了元代斡脱钱范围广、利息高、经营者身份特殊以及借贷需要抵押品等特点,同时也从侧面表现了元代斡脱钱的“厉害”:如到期无法归还,弄不好就会家破人亡。但元代剧作家对这一现象却没有从正面去描写,而是写得非常含蓄,这是由元代的特殊历史背景和元代文人的特殊地位决定的。     

论元杂剧中的权力崇拜情结

对权力的追求与驯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产物.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封建礼教的代代熏染、科举制度的反复筛选,形成了皇权至上、官本位以及男权中心的社会文化秩序.通过对元杂剧中鲜明的权力崇拜情结的解剖,可以使我们从一个历史的横断面清晰地看到这种社会文化秩序的存在.     

论元杂剧中悲剧冲突消解方式的荒谬性

元杂剧中悲剧冲突的解决方式往往表现出一定的荒谬性。具体表现为:其一,偶然性的事件常常成为解决冲突的关键契机;其二,神明鬼魂力量在悲剧冲突的解决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其三,解决方式的非现实性;其四,解决方式的自相矛盾和不合逻辑。这种消解方式荒谬性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元代残酷的社会现实、佛教思想的影响、中国民间的审美习惯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辽代流刑考述

辽代的流刑和唐代流刑同源,出自唐虞,也曾参考了唐代的流刑制度,但与唐律明显不同,说明辽代有自己的流刑法系。辽代流刑分为流、放、置、逐、出、迁、谪、徙八类,以流为主;流又分为连坐、籍没、投放、原宥、问责、配从等八种。文章还就流刑的性质、执行官、执行情况等进行了相应的阐释。     

丽元通婚外交研究

13世纪60年代,丽元和平关系建立后,元朝意欲不战而得高丽一国,致使丽元外交交锋不断.1269年,高丽向蒙古提出王室联姻的请求.元朝联姻王室之余,又向高丽提出贡女要求.高丽遂以尚公主与贡女为主要方式,与元朝皇亲国戚及政要显贵互通婚姻.丽元之间的通婚关系具有人数众多、涉及面广、历时悠久、意义重大等特点.丽元皆试图利用通婚之举,影响甚至左右两国关系,使其具备外交性质.事实上,引人瞩目的丽元通婚外交的确对两国政治关系和平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