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中的“美育立人”思想研究

19世纪末,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美育立人”思想经历了萌芽、形成、中断、深化几个阶段。具体而言,“美育立人”思想从梁启超提倡的“新民”到现代文学一致追求的“立人”,比较注重国民性的改造与独立人格的培养。在这过程中,哲学、教育、美学、文学等各种艺术,充实了“立人”思想的内涵。“立人”思想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既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内在与外在的双层功能,又对当下人文精神的塑造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鲁迅早期的“立人思想”

鲁迅将自已的一生,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写作的目的是为了“立人”,为了改变愚弱的国民精神。“立人”的思想赋予他的著述以独特的风貌。鲁迅“立人”的思想和实践,虽然有着发展和变化,但是贯穿了他的光辉的一生。     

从“礼”与“仁”看孔子的艺术精神

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开创者，他的学说充满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救世精神和承担责任的忧患意识，并以此奠定了后期儒家思想的基本特色。但是，孔子虽然关注于“用世”，却并未忽视“立人”，“用世”和“立人”是他的学说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一旦我们开始注意孔子“立人”的这一方面，便会发现他对于人并非只做道德的限定。相反，由于孔子用心于人的自由发展，由于孔子本人就是音乐艺术家，使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现了艺术与成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他的思想与人生另有富于艺术精神的侧面。孔子的这种艺术精神，汉儒、宋儒都有所忽略。…     

病态人格的现代拯救——阿Q人格分析与“立人”思想

以鲁迅的“立人”思想为论述基点,运用马斯洛的人格理论分析阿Q的病态人格及其与理想人格范式——自我实现的人存在的差异,在理想人格范式构建的具体途径中着手中国国民的人格再造,以实现对新世纪“立人”思想的发展和民族人格自我再造。     

从“立人”到“尊严”：鲁迅与柏杨的“药方”

20世纪初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提出了“立人”说,21世纪初台湾作家柏杨提出了“我们要活得有尊严”的主张。“立人”与“尊严”,是两位人文大师为复兴中华民族开出的“药方”。这两个“药方”是一脉相承的,与如今大力提倡的“以人为本”相吻合。     

“存人道以配天地,保天心以立人极”——略论王船山依人建极的天人观

依人建极是王船山哲学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他提出从人的立场来建构世界,但也主张遵循客观规律,即天道.王船山从“太和絪缊”以立天道;“天道之本然是命,在人之天道是性”天人合性以立人道;尽人合天,依人建极等方面阐释了其“存人道以配天地,保天心以立人极”依人建极的天人关系论.王船山依人建极的天人论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与现实启示,对于我们当前加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也不失理论和实践意义.     

“立人”:中国现代人本主义美育思想的价值追求

“立人”是中国现代人本主义美育思想家共同重视的核心问题,这是由中国现代历史的内在发展要求和审美活动的基本规律所决定的。“立人”呼唤具有新质的现代人格的出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性因素,而在中国特殊的现实语境中,又普遍存在着“情感教育”的不足,导致“人的素质”的欠缺,因此从“立人”的现实要求出发,在美学活动的规律制约下,重视“人”的美育教育及其情感教育就成为极其重要的内容。     

十六大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发展

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 ,科学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及提出的根据 ;重申了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 ,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不断发展的思想 ,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新贡献。     

论鲁迅“幼者本位”父子关系的伦理价值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以血缘为纽带的等级观念根深蒂固,形成了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家庭伦理关系网络,“父为子纲”的纲常规范着传统的父子关系。鲁迅“立人”的主张批判了传统的父子关系以及用以维持这种关系的孝观念,提出了“幼者本位”的新型父子关系以及“无我之爱”的观念。     

濂溪“立人极”的成功尝试及其现代启示——从傅伟勋“生命的十大层面”理论模型说起

儒学是一种生命哲学,在传统中国对治生命问题上超过重要的作用。进入现代社会,随着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生命的各个层面也得已全面展开与落实,内容也更加丰富。濂溪面对佛学之繁荣,通过重述儒家经典,吸纳玄佛宇宙论、本体论思想,重立儒家之人极,开辟出宋明新儒学的新局面,实有值得当代学者借鉴之处。本文试图以傅伟勋教授“生命的十大层面”理论模型作为参照,分析新儒学开山濂溪面对外来佛学而从儒学入手“立人极”的成功尝试及其现代启示,为儒学在现代的创造性转化作一参考。     

论“五四”启蒙的内在冲突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和东西文化冲突史上的转折地位,以及它在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过程中的伟大历史意义,已有比较客观、公正的估定。在救亡、变政、启蒙的近代多重奏中,新文化运动在其作始主要的不是变政,也不是救亡,而是思想变化上的启蒙。它的根本目的在于“立人”(改造国民性),摧毁旧传统,重建崭新的现代华夏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西学批判中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标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实质上是用近代科学理性精神来反对传统的实用理性,用近代人文主义精神来反对传统的君主专制     

“思想掌握群众”，还是“群众掌握思想”？——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定的思与所思

“思想掌握群众”这一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判定,不仅加剧了思想政治教育工具化,而且这种非历史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势必造成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自由的尖锐对立,以及对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地位的遮蔽.对“思想掌握群众”观点的批判,需要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上的自觉,以超越“思想掌握群众”无批判的实证主义,从而考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的社会历史条件,以明确“群众掌握思想”的何以可能;进而分析“思想掌握群众”的和“群众掌握思想”的两大思想主体互动何以必要及其可能,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所赖以实践的公共空间及其公共性的本质规定性.     

人极之“孤”立:宋明人文精神之强化与异化

中国古代人文精神发展到宋明时期,理学家在“性与天道”的理学主题以及“天理人欲之辨”的探讨中,通过自觉而系统的道德本体论的建构与对“立人极”的不遗余力的强调,把中国文化中的人文因素与反人文因素的矛盾推向极端,人文精神在一种超乎寻常的强化中日益走向异化。     

以“立人”为核心:鲁迅创作的现代性建构

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立场是追求人的解放和人的现代化。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背景,鲁迅创作的现代性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客观存在。鲁迅创作的现代性建构以“立人”为核心,以启蒙主义思想革命为基调,追求个性独立和思想解放。鲁迅创作的现代性追求为20世纪中国文学奠定了“人学”的思想基础。     

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好教材

唐之享副省长主编的《“三个代表”思想概论》，是阐释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部好教材。首先，好在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完整准确的阐释。该书在导论中从总体上介绍了“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内在联系、重大意义、实践途径；１－３篇分别详尽的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每一个代表的具体内容、来龙去脉、重要地位、历史发展、实践经验和执行措施；第４篇系统地阐述了按照“三个代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问题。内容丰富，观点正确，阐述清晰，有助于读者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贯彻执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第二，好在注重“三个…     

试述胡锦涛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阐释

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深刻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 、科学内 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思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 一些新归纳、新概括、新阐释。这既有深刻实践基础和时代背景，更需要有高度的理念修养 ，因而具有重大的现实主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传统之“士”到现代“知识分子”:也谈鲁迅的“立人”

文本试图以"立人"概念的重新阐释为突破口,尝试将鲁迅研究与当代中国重大思想问题进行关联。"立人"在鲁迅那里并非抽象的概念论式建构,而且具有相当的实践性。既往研究更多关注启蒙从传统烛照下的"立人"理想,但很少追问如下命题:立什么人?知识分子还是土俗世界庸众?人是否可立?是制度设计上的完善会产生新人还是有了新人才会有制度设计上的完善?本文认为,"立人"在鲁迅那里并非一种形而上的充满文艺腔的理想,而是充分预估了"人"之多样性、复杂性基础上的有限度的行动。这种由下至上并充分意识到自身局限性的思想方法是对启蒙及知识分子主导的其他理想色彩鲜明行动的纠偏,亦是今后鲁迅研究应当注目的方向。     

论鲁迅“立人”思想的文化内涵

论鲁迅“立人”思想的文化内涵黄健作为２０世纪中国杰出思想家的鲁迅，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有关人的自由与解放，特别是有关人的精神自由与解放的思想主张。置身于２０世纪初中国社会所爆发的中西文化冲突的前沿，鲁迅敏锐地感到，近代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迫切需要解决...     

因“人”而异:新青年派与学衡派的人学话语比较分析

思想启蒙的最终目的是“立人”,在这一思想共识下,新青年派与学衡派对所“立”之“人”却有着不同的理解与诉求.将双方的“人”之想象置于各自秉持的思想谱系——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中会发现,在两派思想底蕴的深处有着自由意志与责任意识的紧张.梳理两派因“人”而异的思想对峙,从中我们能够清晰看到中国百年启蒙路径差异的来龙去脉,探讨其中“物质之律”与“人事之律”的真意,对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路径也会有全新的感悟.     

浅谈“德治”和“法治”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是我们党在治国方略上的新发展。本文从理论、历史、现实国情三个方面论证了“德治”和“法治”的辨证统一的关系，只有“德治”和“法治”相结合，才是治国之上策，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并从加强法制建设，促进道德建设；道德建设法制化；加强道德规范的研究；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四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加强道德建设，使“法治”和“德治”协调发展。对于推动两个文明建设，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