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想飞却飞不高的小鸟——“90后”农民工的心理困惑及解决对策

现如今，“90后”农民工已经成为了农民工群体中的主力军，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代表。对比老一代农民工，他们身上有着鲜明的特点和对待城市生活全新的态度。当然他们面临着融入城市难的困惑、内心自卑、孤独的困惑和工作能力不足的困惑等。力求挖掘“90后”农民工身上的特点，分析其内心存在的困惑，进而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让他们在城市里的生活更加充满希望。     

"00后"农民工的主体性建构——对一位"00后"外来务工者的个案研究

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00后”农民工开始慢慢进入城市，并已经形成了比较庞大的规模。作为第三代进城务工人员，他们在行为方式、身份建构、生命历程上明显不同于他们的父辈。目前学界关于“00后”农民工群体的研究尚十分缺乏，更常见地是将这一群体包含在有关“新生代农民工”或“90后”农民工的研究之中。有鉴于此，本文以一位在北京安装门窗的“00后”外来务工者为深度分析个案，剖析这一群体在嵌入城市之后，如何完成身份认同的主体性建构，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塑造自我。本文指出，当“00后”农民工群体流动进入城市，他们开始尝试摆脱传统家庭关系，更加强调劳动力再生产中的个人发展与个体价值的实现。一方面，他们在工作过程中缺少自主权，其抗压能力和心态都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常常会陷入到对于自我价值与存在感的消极认知中；另一方面，他们更加渴望进入城市、融入社会，有着更多的自我意识和权益意识。     

城市融入进程中的捉民工传媒话语缺失与重构

农民工作为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为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我国迈向城市化的过程中,必须要让更多的农民工融入到城市中来。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离不开大众传媒发挥的独特作用。现实上,农民工存在传媒“话语”的缺失,这造成了农民工的“集体无语”并影响了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识。因此,需要重建农民工的传媒“话语”,促进农民工快速融入城市社会。     

农民工自我重塑与城市适应

文章尝试糅合宏观社会因素与微观心理因素构建农民工城市适应的模型以描述、解释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在此模型之上探讨了一些阻滞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因素及其影响途径。认为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过程是以农民工的“自我”为中心,以“自我重塑”为途径,以“城市性”的获得为中介,以高层次的城市适应为目标的往复循环的过程。制度、政策的城乡分割,城市社会的偏见、歧视与排斥,农民工自身知识文化技术特征、特殊的观念心态三种因素从不同的途径影响农民工重塑,进而影响农民工的城市适应。     

空间理论视域下农民工“城市不融入”探究

现阶段,农民工作为城市化的建设者和贡献者,遭遇到无法融入城市的不公平境遇。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空间理论为解释农民工“城市不融入”问题提供了一个有力视角。基于空间理论分析,造成农民工“城市不融入”的主要原因是：制度空间设计下的户籍制度具有双重逻辑：既带来“城”和“乡”空间对立,又形成“农民”和“市民”身份排斥;地域空间中,住房的缺失与“城中村”形成,“寄生空间”与“城市空间”对立;认同空间中,“市民”的空间排斥和“农民工”的自我怀疑无法达成心理共识。要解决农民工“城市不融入”,应在制度空间、地域空间以及认同空间的基础上构建空间融入。     

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不公平的原因分析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批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成为“农民工”。许多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子女也随父母来到城市，希望在城市里接受高质量的义务教育。然而，诸多原因使他们无法享受到跟城市孩子同等的义务教育，主要有：国家义务教育财政拨款双轨制的制约，义务教育财政投入占教育经费总投入比重过低，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专项经费投入不足，我国城乡二元化户籍制度的制约，政策不够明晰和完整配套。     

农民工与中国的“世界制造中心”地位

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活跃的、最具创造性的新兴力量。但是农民工虽然进城了,但他们还被远远的“隔离”在城市社会之外,农民工的工资还处于很低的水平。农民工为城市经济增添了动力,他们的低廉工资对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大众媒体对农民工群体的形象构图

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由于其流动性、分散性和不容易组织集中的特点决定了他们成为了弱势群体。自这个群体出现开始，他们就因其特殊的身份成为了广州各个大众传媒中的主角之一。从“农民工”这一背着历史包袱的词语出发，到“农民工形象”再现于不同的媒介之中，被不同取向／立场的传媒所叙述，获得了不同的指认方式。     

“80后”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入

在经济社会加速转型和利益结构加快调整的背景下,农民工群体步入代际转换的重要时期,“80后”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和生力军。“80后”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包括身份认同、对城市的认同、对乡土社会的认同和未来归属认同四个方面。应从政府、企业、市民和农民工自身四方面努力来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建构出一个基于公平机会之上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管理制度。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讨薪”现象分析

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进程的加快,有关以城市农民工为主体的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其中,围绕拖欠工资问题而展开的“城市农民工讨薪现象”恰似一久治不愈的社会病,时时冲击着社会的和谐。这一现象也以辛酸与血汗告诫着人们,“农民工市民化”任重道远。     

新生代农民工“内卷化”现象及其城市融入问题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中国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的文化背景不同,他们更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但受相关制度和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现象依然存在.这种社会偏见和社会排斥现象的存在极易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倾向,从而影响其市民化进程.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倾向主要体现在社会交往、社会流动和社会认同三个方面,而“去内卷化”的路径应从确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改革相关制度及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城市适应力等方面加以探求.     

居住空间类型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途径 ——基于空间视角的探讨

近年来,空间理论的浮现引发了一股空间研究的热潮。在农民工研究中,社区作为城市一种重要的空间被用作分析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交往和融合的载体。然而研究表明无论是在“单体同质型”社区还是在“多体异质型”混合社区,农民工与市民都未实现充分的交往和融合。对此,我们提出社会空间的概念,主张政府、组织与农民工和市民个人要积极建构城市社会公共空间,扩大社会交往,以破解社区空间的限定性和狭隘性,促进农民工与城市融合。     

从"虚城市化"到市民化:农民工城市化的现实路径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游离在城市的边缘,职业与社会身份的分离、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缺失均表明他们未能真正融入城市,而是呈现一种“虚城市化”现象。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农民工的“虚城市化”只是其市民化进程中所经历的阵痛。为尽快完成这一转变,一方面农民工应提高自身素质,积极主动地融入城市社会;另一方面应当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努力增加制度供给,改善制度环境,并且积极转变政府管理方式,为农民工群体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从城乡一体化看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问题越来越成为我国城市化的一个难题 ,“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我国农民工问题的一项很必要也很及时的举措。其实 ,“农民工市民化”其根本在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对立 ,农民工产生的根源在于“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隔离 ,因而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推进城乡一体化 ,以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     

农民进城务工新动向经济学透视

农民工进城不但改变了城市的面貌,也对农村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使农民收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农民工的出现,是在“推力”和“拉力”的合力作用下产生的。目前应该增强“拉力”,善待农民工。     

农民工犯罪现状及预防对策

我国农村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90年代初开始,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打工谋生,如今已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农民工”经常让人联系到“农民工问题”,其中就包含着农民工犯罪率上升问题,社会对之非常关注。从介绍农民工犯罪的现状入手,对农民工犯罪的若干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了一些解决和遏制农民工犯罪的方法。     

影响农民工迁居城市意愿的综合因素分析—以天津地区为例

近年来在一些城市出现了“农民工荒”,大量进城打工的农民离开城市返回了农村,很多农民表示虽然很希望能迁居到城市,但却无力在城市生活下去。面对这样的情况,本课题组对农民工迁居城市的一些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发现影响农民工迁居城市的因素是很多的,其中经济收入、年龄、性别、配偶、居住和伙食条件、工资保障和法定休息保障、工作企业对农民工关心的程度等因素均对农民工迁居城市的意愿存在明显的影响。     

县域城镇化视角下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差异研究

第一代农民工返乡问题揭示了中国农民工最终走向的一个可能。“家乡”的边界因务工经历和资本积累发生了拓展,超四成第一代农民工愿意返回老家地级市、县城或中心镇,“城里有房、老家有地”成为第一代农民工的普遍追求。他们返乡决策差异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受教育水平较低、经济能力较弱、社会融入较差的第一代农民工选择返回“村域乡”;而年龄相对较小、教育水平越高、经济能力较好、社会融入能力稍强的第一代农民工会选择返回“城域乡”。身份认同、城市住房、乡村土地共同影响着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决策差异。构建良好的县乡关系,提升和完善县域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发挥县域“国家—社会”“城市—乡村”纽带作用,是实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重背景下第一代农民工“软着陆”的关键。     

城市农民工的弱势地位及其权益保护

城市农民工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一大社会阶层，中共中央2004年1号文件确定了农民工为产业工人的一部分。本文通过对农民工向城市流动原因，以及对农民工在城市中所处弱势地位的分析，强调了要加强城市农民工权益保护的要求，并针对城市农民工在生存权、劳动权、教育权以及其他社会文化权利等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从经济、法律、社会、观念等角度提出了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框架。     

“农民工市民化”路径及其法制依赖——职业移民立法及其展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成为一类新的社会群体——“农民工”,他们融入城市是我国现代化的组成部分。30多年来,这一系统工程尚未有过实质性展开,近年来,“农民工市民化”成为学界热议话题,不少学者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观点。“农民工市民化”就是将身份尚属农民、在城市务工的流动人员接纳为新市民。农民工的市民化是一个渐进过程,也是一个需要操作的实务工作。类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移民法制,农民工成为市民必须依据法定条件、法定程序进行,必须纳入法制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