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与个人努力程度的相关性研究

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学术界并没有定论。有些学者认为,现存收入分配政策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有些学者认为,确定的收入分配政策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高度和深度。而所有的收入分配政策研究几乎都围绕着收入分配平等与否来展开。换句话说,主要是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还是不利于经济增长。本文将从收入分配与个人努力程度的相关性的角度来阐述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政府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环境保护税和环保技术提高的收入分配效应

为研究环境因素对经济增长以及收入分配的影响效应,文章构建了包含环境保护税和环保技术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引入异质性主体刻画了不同家庭的收入分配格局,分析家庭收入分配和企业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环境保护税和环保技术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环境保护税提高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内存在显著差异,整体表现出追求经济增长和优化收入分配权衡取舍的特征;环保技术提高初期加剧收入分配不公,后期兼顾经济稳定和改善收入分配公平。研究可为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经济增长对江西省农村减贫的影响研究

经济增长是我国减缓贫困的主要手段之一,但是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均又会削弱其减贫能力,因此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经济增长的减贫能力需要具体分析。基于2001—2012年江西省统计年鉴中按收入分组的数据,估计出江西省农村贫困的规模,计算出贫困的经济增长弹性和收入分配弹性,并通过贫困的动态分解得出经济增长的减贫指数。结果发现,近年来收入分配对贫困的影响力逐渐提高,在此影响下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的减贫能力不同。此外,经济增长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最大,贫困距次之,平方贫困距最小。因此,为加强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政府的政策重心应逐步转移到收入分配问题上,并且要特别关注贫困人口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均现象。     

对库兹涅茨效应及其成因的思考——兼谈我国当前分配政策的取向

经济增长的初期,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有利于积累资本;当经济增长达到较高水平后,人力因素日益重要,收入分配差距应适当缩小。这是分配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之规律决定的。我国当前的分配政策应定位于不损害储蓄率,鼓励人力投资和消除分配不公。     

中国收入分配秩序:问题、原因与对策

收入分配秩序是指收入分配主体进行社会成果分配所表现出的行为和结果。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应该具备收入分配格局合理、收入形成合理、收入结构合理、收入增长机制合理和收支透明等特点。目前我国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与收入分配秩序的混乱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必须规范政府、企业、市场的分配行为,从收入分配格局、收入形成、收入结构、收入增长和收支透明化五个方面入手,推动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

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在拉大表现在不同行业、不同收入群体以及不同地区居民的收入差距上,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至少应该考察以下三个方面因素对收入分配的效应。即经济增长或发展,经济改革或体制变迁,经济政策及其变化。由于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在一定历史时期不可避免,论文将围绕经济改革或体制变迁和经济政策及其变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展开分析,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社会抚恤和福利救济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工资指数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并提出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     

促进公平分配 建设和谐丹阳

构建和谐社会，仅仅关心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还不够，要采取积极措施实现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即如何将做大的“蛋糕”更加合理、更加公正地进行分配。     

转型时期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分析

从经济增长、市场化取向改革、政府政策三个方面探讨了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期,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就如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包括把促进就业作为国家的长期战略和政策、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及提高劳动者素质、以立法方式进行调节、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收入再分配政策。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辩证关系研究

收入分配不仅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结果,也是影响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运用辩证的方法,分析我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历史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相互关系的动态发展历程表现为:1978年以前,经济增长缓慢,收入分配差距缩小;1978年至现在,经济快速增长,收入差距扩大并存。当前,我国必须努力促使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良性互动,实现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在更高层次上的综合。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效用分析

收入分配、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但是我国近年来的发展却出现了经济增长快,居民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增长的幅度,从而导致消费需求降低,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连续大幅度下降的态势。在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分析了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巨大影响,得出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以及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已经极大地制约了人们的消费需求,进而影响到经济的持续、有序、快速发展的结论。中央提出:"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扩大内需的前提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大幅度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重点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促进整个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     

中国经济内外协调运行的政策选择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市场运行机制的逐步完善,使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日益加深。与之相适应,中国经济能否协调运行,也必须在经济对外开放的框架内才能找到答案。但是,经济的内外协调运行是一个涉及到变量较多且较为复杂的问题,有鉴于此,该文以中国经济内外运行的结果为出发点,从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角度,对所有涉及到的变量进行了收集、归纳和抽象,在对外贸易政策、国际收支政策、引进外资和资本输出政策等方面,提出了实现中国经济内外协调运行的一些思路和建议。     

经济政策创新论

提出了政策创新的六层涵义 ,分析了政策创新在整个创新体系中的地位 ,特别是政策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 ,提出了从十个角度对政策进行分类的新思路。本文认为 ,在社会经济体制的进一步转型时期 ,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矛盾突出的情况下 ,在体制改革探寻新突破的时刻 ,在力求缩小地区间、城乡间、阶层间差距的历史性任务中 ,经济政策创新已成为一个带有敏感性却又具有关键性的瓶颈问题     

新加坡经济结构转型的特点及对中国的启示

阐述了新加坡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的5个阶段。总结出新加坡经济结构转型的特点：政府在宏观政策的战略导向上发挥着主导作用;全力营造亲商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战略;坚持把技术创新作为传统产业提升和新兴产业壮大的基础;把握全球经济结构转型机遇,以产业集群形式突破重点战略产业。通过对比分析,得出新加坡经验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7点启示：坚定不移地贯彻经济结构转型;适时对经济管理体制和机制上的问题作全面的梳理和改革;果断调整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使经济走向内生增长型的道路;加快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以保民生扩大内需;改善投资政策、投资环境和投资结构,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创造丰厚的土壤;建立以高新技术和人才为核心的创新体系来改造传统产业和发展新兴产业,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始终保持制造业的活力和全球竞争优势。     

中国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分析

一种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必须是能被中央银行直接控制的.当前,中国人民银行对经济的调控正由直接方式向间接方式转变,运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公开市场操作、准备金率、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信贷政策、再贷款、再贴现,以及外汇市场的调控.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仍存在以下问题:信贷政策仍具有行政性色彩;准备金率影响了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公开市场业务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汇率制度影响了外汇操作工具的运用;非市场化利率影响利率调整工具的效果.文章指出,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运用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综合考虑.     

重新解读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政策,不仅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而且也不是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新经济政策是退却,但这是有限度的、有秩序的、适时将转入反攻的退却。新经济政策并没有改变列宁的社会主义观,列宁与马恩的社会主义观是一致的。     

宏观审慎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波动

我国宏观审慎管理与货币政策的双支柱体系能否有效实现价格、金融、经济的多重稳定有待检验。实证研究发现：（1）宏观审慎政策可以有效应对信用风险冲击，减缓波动，使经济、金融保持稳定；（2）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搭配在应对不同外部冲击时的效果不同，面临技术性冲击时放松宏观审慎政策能更好地调节经济；（3）宏观审慎政策对经济波动、金融波动的影响存在U形效应。因此，考虑宏观审慎政策、货币政策的协调搭配，更为灵活地调控宏观审慎政策幅度将有助于减少我国经济、金融波动，顺利度过经济结构转型期。     

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分析

税收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杠杆,在调节和促进就业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现行税收政策虽然在创造就业机会、鼓励自主创业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仍存在许多不足。为缓解我国就业形势较为严峻的问题,应采取扩大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调整所涉及的税种,开征社会保障税以及构建长效机制等措施,进一步完善我国就业税收优惠政策。     

稳杠杆和稳增长目标下最优货币政策规则

针对货币政策如何对宏观杠杆率作出反应的问题,构建福利损失函数、动态IS-NK-Phillips曲线和自然利率内生决定方程所刻画的宏观经济约束环境,求解引入宏观杠杆率的最优利率和数量规则,并基于中国1996～2020年的季度宏观经济数据,采用GMM方法和State-Space方法分别估计固定参数和时变参数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研究发现,中国最优利率规则和数量规则均具有显著盯住宏观杠杆的政策取向,且最优利率政策操作相比最优数量政策更具主动性; 最优利率规则促增长同时宏观杠杆率较为稳定,而最优数量规则熨平经济波动同时容易引发宏观杠杆率大幅波动; 面对重大经济冲击时,央行更加注重稳增长的同时包容温和通胀和适度杠杆。央行应对宏观杠杆率予以关注,发挥利率政策促增长的同时把好货币供应总闸门,进一步拓宽优化中国利率政策框架,延伸名义利率调控通货膨胀、实体经济和宏观杠杆的宽度,由不稳定规则转变为稳定规则,增强利率政策对宏观杠杆目标的调节功效,从而促进宏观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制度变迁中的我国财政政策效应分析

我国真正意义上应用西方的财政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是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虽然积极财政政策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作用明显,实现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但其他方面如拉动民间投资与消费等不尽如人意.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过程中,许多可能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旧有制度,在向新制度变迁时,必然会导致政府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的梗塞,甚至出现政策的作用机制发挥失灵.笔者建议,目前的中性财政政策要达到良好的效果,应注意从有关影响政策效应的制度安排上进行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改革,在政策手段上应减少公共支出,多运用税收这一调控方式.     

90年代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实证分析及其合理搭配

我国自 1993年实施财政货币双紧政策以来 ,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特别是在抑制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调控方面尤为突出。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处。主要表现为财政货币政策松紧搭配的局部脱节和政策执行的不甚连贯等方面。毫无疑问 ,认识这种政策的偏差对于我国近期正在实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