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晚年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入手,研究了东方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提出了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创新思想,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系统地回答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跨越"卡夫丁峡谷"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的问题,从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     

理论上探索，实践中发展——谈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

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来源于俄国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思想,认为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跨越"设想在理论上存在着一些矛盾,在同俄国、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实践中不断扬弃矛盾,从而得到发展与完善.苏联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都是"跨越"思想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国家的具体表现形式.从理论到实践、从"设想"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认识不断走向成熟和深化.     

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中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兼论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晚年探索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针对俄国等东方社会保存农村公社的特殊国情,提出了这些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据此,有研究者认为,后来中国等民族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思想的具体体现.本文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文本分析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思想不是所谓"跨越论"旨向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而是其世界历史理论在俄国的具体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为东方落后国家探索社会发展道路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马克思关于非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及其意义

马克思在其晚年所论及的关于俄国可能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即非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或称“跨越论”),近年来引起了我国理论界的注意。这一理论在当时尽管还只是一种设想,不象他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那样引人注目和人人皆知,但是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角度     

马克思"同时发生论"和"跨越论"的重新解读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将在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发生并取得胜利的理论(简称"同时发生论"),以及他们晚年对俄国社会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简称"跨越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我国学术界对"同时发生论"和"跨越论"有着众多的研究与论述,然而也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解读.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解读这"两论",说明"同时发生论"和"跨越论"的真正理论内涵,澄清在一些问题上的误解.     

邓小平关于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伟大探索

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时指出,由于俄国村社的公有性质,以及它是和西欧资本主义同时并存的东西,所以具有从原始公有制直接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而不必经历西欧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波折。这就是所谓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设想。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设想,为尚未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选择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开辟了新的方     

东方社会理论——从资本主义化到“跨越论”设想

东方社会问题在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的理论方法出发,19世纪50年代对东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进行了考察,揭示了东方社会在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扩张中,将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体系,实现“资本主义化”。马克思晚年,通过人类学笔记和俄国社会农村公社的研究和分析,提出了“跨越论”设想,为处于资本主义殖民化的东方社会指出了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化是“跨越论”的基础,“跨越论”又是东方社会资本主义殖民化后的发展方向。     

俄国十月革命不是对马克思“跨越”理论的实践证明

自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掀起了对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理论的研究以来,这一研究热潮经久不衰。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是可以跨越的,此后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并且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本文通过对马克思"跨越"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具体分析,得出俄国十月革命不是对马克思"跨越"理论的实践证明的结论。     

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社会发展前景思想新论

俄国社会发展的世界性意义 ,农奴制改革以后俄国社会革命形势的急剧高涨 ,是马克思晚年关注俄国的重要原因 ,而当时俄国国内围绕着俄国社会发展前景问题所展开的激烈争论则是其直接原因。马克思关于俄国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著名设想 ,讨论的是俄国走一条不同于西欧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问题。事实上 ,在俄国社会发展前景问题上 ,马克思始终没有得出明确的和最终的结论。当代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完全超出了马克思当年的设想和思考 ,马克思的晚年思想并不能为后来东方落后国家先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提供理论依据。但是 ,它仍然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对“马克思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辨疑

马克思有过“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的思想酝酿 ,但没有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苏联东欧等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是马克思所酝酿的“不通过卡夫丁峡谷”思想在现实的实现。它的失败反证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学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展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规律     

多重管理论

人是自然界系统里的生物,也是人类社会系统里的成员,管理的现象极其复杂,管理分为多层次的多重管理,包括个人管理、家庭管理、单位管理、行会管理、国家管理、全球管理与自然管理.应重视研究多重管理论并运用其指导实践,使地球居民携起手来,协调行动,走和谐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人民共同富裕的幸福生活之路.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与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在当代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运用,它在坚持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开辟了运用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观察社会发展、解决现实实践问题的新思维、新理念、新认识、新视野。重新解读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主体间性文论与主体性文论的批判性关联

主体间性文论是当前文学理论领域中较为突出的一种思想形态。探讨其与主体性文论之间的关联是研究这一理论的重要视角。对于主体性理论缺陷的个人确认是杨春时从主体性文论到主体问性文论转向的前提性思考。这一转向表现为在新的哲学语境下对主体性文论批判的延续和深化。其实,主体性文论和主体间性文论是在主体伸张文论建构理路之下存在密切关联的两个环节的理论书写;而这一关联就是一种批判性关联。     

黄遵宪的诗学理论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黄遵宪的诗学理论以“诗外有事 ,诗中有人”为总纲 ,力主以今人所见之理 ,所历之境 ,所遭之时势入诗 ,为了无生气的诗坛吹进若干时代与生命的气息。 2 0世纪初年兴起的诗界革命 ,既是对黄遵宪诗学理论的继承光大 ,又是对其诗学理论的深化丰富。     

创新浅论

本文根据江泽民同志有关创新指示精神 ,从科技兴国的战略高度出发 ,结合教育工作实践 ,扼要分析了知识创新、创新素质、创新教育以及相关方面的问题。并从我国科技发展历史和当前教育制度现实说明创新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论刘庆邦小说中的暴虐想像

刘庆邦小说中的暴虐想像可在三个层次上言说。第一个层次表现为美丑对峙,丑掩盖美,同时伴随有不期然的悲剧氛围;在物质主义围剿战的背景下,最富影响力的社会结构模式之一的城市始终在暴虐的关系上建构着农村,形成了反抗意义上的第二个层次;暴虐想像的第三个层次来自于“多数的暴虐”,其能量更加巨大,而言语及行为的暴力尤为惊心动魄。刘庆邦小说纵身时代的选择客观上也为暴虐提供了温床。     

阶级分析论的贫困——社会运动理论基础上太平天国研究重建的尝试

作为太平天国研究主流倾向的阶级分析论普遍存在三种方法论误区.而引入社会运动理论的"政治机遇"、"政治认同"与"斗争构造"、"居间联络机制"以及"斗争周期"概念,有助于突破阶级分析论方法的束缚,尝试创建新的研究框架.     

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艺理论生态

学界一直在争论古代文论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价值与意义,主要有两种观点,即提倡"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转换说",和完全否定当代理论话语的"失语说"。这两种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认为古代文论在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学术环境中缺少存在的正当性和可能性。这种观念导致了对古代文论的误读。古代文论的价值并非单纯在于理论概念、范畴的思想价值;许多缺少逻辑性、系统性或理论思辨意义的叙述行为,在中国文学观念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此外从学术生态的角度来看,当代以系统性、逻辑性为特征的主流学术想象被当作唯一正当的学术形态。这种学术形态一元性的观念,带来了当代学术生态环境的恶化。古代文论在当代的存在和发展,有助于促进当代文学和文艺理论形态的多样性,有助于构建更加良性的文艺理论生态环境。     

刘勰文质论再释

以文质统一为基本取向的文质论是《文心雕龙》的理论出发点。刘勰最早对历代的文质论进行了总结,并在文学的意义上进行了提升。具体而言,刘勰的文质论是由三个理论层次构成的:一是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不灭质”的观点,这是为适应时代需要而发展成的新兴文学理念;二是对文质关系进行了创造性转换,提出了“情采”、“体性”、“风骨”、“隐秀”等生动范畴;三是提出了“质文代变”的理论命题,文质统一不仅是文学评价的最高准则,而且是文学史建构的合法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