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城乡贫困的比较

民族地区是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积最大、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地区,自2013年以来全国已完成8900万贫困人口的建档立卡工作,精准扶贫在各地广泛实施。文章采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状况家庭调查数据(2011年),对新疆、内蒙、宁夏、青海、广西、贵州和湖南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城乡贫困分布状况和贫困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在绝对贫困标准和相对贫困标准下,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少数民族的贫困发生率高于汉族,但城市表现出汉族贫困发生率和少数民族贫困发生率在不同地区各有高低的情况。在不同年龄组中,民族地区农村16⁶0岁劳动人口的贫困发生率最低,儿童贫困发生率和老年贫困发生率因不同地区和民族表现出了差异性。城市汉族和少数民族均是老年贫困发生率最低,城市劳动人口贫困发生率居中,城市儿童贫困发生率相对最高。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提高以及农村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和城市就业都会减少城乡贫困发生的概率。     

贫困动态性研究

贫困的研究应注重其动态性。从贫困动态性的内涵和外廷，长期和短期贫困的发生率及决定因素，贫困进入与退出概率及影响因素以及长期和短期贫困的减少对策等方面对贫困动态性研究现状进行了文献梳理。研究发现，虽然不同研究在中长期和短期贫困的发生率上存在很大差异，但短期贫困的发生率一般要高于长期贫困；不同因素对长期和短期贫困的影响不同，其中受教育水平、抚养比以及健康状况对长期贫困的影响较大；贫困进入和退出的概率较高，教育水平低、失业等会提高贫困进入的概率，而教育水平高、非农活动等则会提高贫困退出的概率；增加人力和物力资本投资和收益以及社会转移支付等会有效解决贫困。     

相对贫困的国际测量方法、运行实践及启示

科学合理设定相对贫困标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是识别和监测相对贫困人口的基础性工作。国际上常用的相对贫困测量方法包括单维收入贫困测量和多维相对贫困测量。通过明晰不同类别相对贫困测量方法的基本内涵,结合典型国家的实践经验,总结其可能给中国制定多维相对贫困标准带来的启示。同时指出,结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贫困治理目标,应采取多维相对贫困测量法,除考虑收入维度外,还要考虑教育、医疗、住房、基本公共服务、享有社会保障权益等维度。此外,因中国城乡和地区发展差异较大,相对贫困标准的制定应考虑地区差异并建立灵活的阈值动态调整机制。     

财政与金融研究财政转移支付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摘要］我们认为初次分配很难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调节收入差距主要是通过二次分配来实现。而目前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力度十分有限，因此需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来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本文利用分布函数拟合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分布，估计了不同贫困线下的贫困发生率以及贫困距，研究指出目前的财力可以满足新增的扶贫救助支出。另外，我们测算了财政转移支付前后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变化。据此，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现行的农村贫困标准需要调整吗?

本文认为,在现行的贫困标准衡量下,我国农村的绝对贫困发生率已低于3%,这部分贫困人口长期沉淀,难以逾越贫困的深渊;同时又有大量的低收入人口大批量脱贫又大批量返贫,始终在贫困线边缘挣扎。出现这种现象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国现行的农村贫困标准过低,因此,调整现行的农村贫困标准对我国新时期扶贫战略的制定以及瞄准贫困对象,具有重要意义。     

基本医疗保险缓解老年群体贫困的效果——基于多维相对贫困视角

从多维相对贫困视角切入,基于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和各省《统计年鉴》数据,从经济水平、生活条件和健康状况三个维度来测算老年多维相对贫困指数,采用Probit模型和Ordered Probit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检验基本医疗保险对老年多维相对贫困的缓解作用。测算结果显示,2018年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在阈值为0.33时约55.6%,老年人在不同维度存在贫困,平均剥夺份额达58%,其中相对收入水平和慢性疾病两个指标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最高。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基本医疗保险对老年多维相对贫困具有显著影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比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更能显著降低老年多维相对贫困。这表明未来应有针对性地制定医疗保险政策,着力提升医疗保险水平,缩小不同医疗保险制度间的待遇差距,发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反贫困作用。     

决胜全面小康背景下关于我国贫困标准的思考——基于多种贫困标准的比较分析

文章通过对三种贫困标准的介绍和比较，发现利用收入标准衡量贫困容易造成对贫困实际情况的低估，而人类发展指数和多维贫困指数考察范围更加广泛。我国目前的贫困标准属于绝对贫困标准，按照现有贫困标准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解决贫困，但解决绝对贫困并不意味着贫困的消失。随着我国脱贫工作的进一步推进，绝对贫困标准应适时调整为保障程度更高的相对贫困标准，并利用现有的住户调查统计和扶贫监测，构建多维贫困监测数据库，结合“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标准，制定出包含收入、健康、教育、居住条件、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等多个维度的多维贫困标准，这样才利于提高脱贫效果，实现长期脱贫，推进全面小康进程。     

中国经济发展影响农村贫困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极大地影响了农村贫困。以经济增长、农业发展和外贸扩大作为速度因素,以农业结构交化、非农就业发展、城乡居民比例变动和所有制结构变迁作为结构因素,以收入差距扩大和通货膨胀作为质量因素,撇开观念和制度变迁,运用SURE和SYSTEMGMM法,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农村贫困的因素分析表明,经济快速增长是推动农村贫困减少的主要动力,收入差距扩大则弱化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同时农业、非农就业以及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也对农村贫困减少起着明显的促进作用。     

2020年后中国农村贫困的类型、表现与应对路径北大核心CSSCI

当前脱贫攻坚战的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一标准属于与基本需求相联系的绝对贫困标准。2020年后的中国贫困总体上表现为相对贫困,即收入显著低于社会平均收入与中位数收入的低收入贫困,但也有其他表现形式的贫困:如以“困”为显著特征的特殊群体贫困、刚性支出或不合理支出过量的支出性贫困、城乡二元结构影响下的城乡流动性贫困、受风险冲击产生的暂时性贫困,以及区域不平衡的发展型贫困等。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贫困的产生既有发展不充分的原因,亦有发展不平衡的症结,甚至兼而有之。基于此,反贫困的公共政策应遵循加强能力建设、发展社会市场经济、完善公共服务、加强社会保护等路径,从而为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基础福利覆盖、发展条件和环境、就业机会、风险防范和兜底保障等。     

贫困理论中若干问题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贫困问题是人类面临的世界性难题之一。围绕贫困理论中贫困的定义、贫困线的确定、总体贫困程度的测定以及反贫困战略及政策的选择等问题,当代中外学者的研究具有不同特色。分析比较这些研究成果,旨在促进我国反贫困实践的发展。     

农民集约使用土地的主体权利完善——以农民的社会权为出发点

城乡二元分割,主要是城乡居民所享受的权利悬殊.农民集约使用土地的主体权利贫困包括三个方面,其中最直观的是社会权贫困,最核心的是土地财产权贫困,最重要的是公共产品分享权贫困.促进农村土地集约使用,必须完善和落实相关法律规定,保障农民的主体地位,完善农民的主体权利体系.     

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中的城镇贫困问题

为了弄清城镇贫困现状,本文界定了贫困标准,测算了总量贫困。结果发现:在经济转型时期,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城镇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总体上呈上升的趋势。究其原因在于:城镇贫困实际上是受各种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制度转型以及对外开放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而加剧的。因此,加速发展、深化改革,长期挑战城镇贫困是未来中国经济转型的一项艰巨任务。     

致贫原因、贫困表征与干预后果———西方贫困研究脉络中的“精神贫困“问题

精神贫困作为减贫政策的话语实践或研究概念,一度被视为导致贫困发生的关键原因。 随着贫困研究及减贫干预实践的深入,精神贫困开始作为一种贫困的表征或减贫干预的意外后果而存在。纵观西方贫困研究的历史和实践,精神贫困在致贫、持贫以及减贫干预中的影响不断受到关注和讨论,形成了作为致贫原因、贫困表征以及减贫干预后果的精神贫困等不同解释维度。 文章沿时间顺序追溯和梳理西方贫困研究脉络中的精神贫困问题,旨在为当前我国脱贫攻坚进程中的精神贫困问题提供相应的政策和理论关照。     

绝对贫困和主观贫困抑制还是激发农民政治参与？

以我国5省(区)10县1 000户农户调研数据为基础,通过建构多维分析框架探究绝对贫困与主观贫困对农民政治参与的抑制效应或激发作用。研究发现：在当前农村政治环境中的不同贫困标准下,绝对贫困对农民高、低层次政治参与态度的抑制效应都不显著,但对农民高、低层次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各不相同。其中,在国际3.1美元贫困标准和2010年国家贫困线下,绝对贫困对农民高、低层次政治参与行为均有显著抑制效应。不仅如此,无论贫困标准高低,绝对贫困对农民低层次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正向自洽的抑制效应都不明显,然而在中等以上贫困标准下,绝对贫困均可显著抑制农民高层次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的正向自洽。此外,主观贫困标准虽对农民低层次政治参与态度和高层次政治参与行为无显著影响,但对他们低层次政治参与行为和高层次政治参与态度有明显激发作用;而且农民主观贫困标准越高,越能促进其高、低层次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的正向自洽。     

当代全球贫困评估问题探析

要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首先要对全球贫困现状有一个准确而客观的评估。世界银行以家庭收入为基础、通过购买力平价折算的做法,有其现实可操作性,是当前通行的做法。但这一做法缺乏关于贫困的特定观念,也未能准确反映穷人的消费特征。生活必需品标准以及内在能力标准都以特定的贫困观念为基础,对贫困评估提出了与世界银行不一样的要求,但因其各自的缺点,在现实可操作性方面面临更大问题。关于全球贫困的更优评估方案,应在世界银行现行做法的基础上,适当吸收生活必需品标准和内在能力标准的要素,以便更准确反映全球贫困现状。     

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实证研究

高校贫困大学生问题已成为社会焦点。文章主要通过SCL-90症状自评量表等方法研究重庆高校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通过贫困大学生与普通学生、全国青年组常模的比较以及不同性别、年级、学科贫困大学生9个因子的得分比较,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措施。     

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的发展及其反贫困作用

民族地区面临着较高的贫困风险,是我国反贫困需要重点关注的地区。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是民族地区反贫困的重要举措,对于减缓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提高民族地区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具有重要作用。近些年来,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事业得到快速发展,社会保障总支出水平明显提高。随着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的发展,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也随之提高,对于缓解民族地区贫困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民族地区社会保障依然存在不少问题,比如覆盖范围仍然有限、城乡差距较大、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发展相对滞后、财政投入不足、再分配功能有待提高。未来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充分发挥其反贫困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

测度不同贫困线标准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效果及其最优指数区间,揭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结构性差异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既存在"数字红利"效应也存在"数字鸿沟"效应,二者呈现出倒"U"型关系,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最优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区间位于108~160之间。分结构看,较低贫困线标准下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程度更加明显,但较高贫困线标准下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程度更大,且呈小幅递增趋势。在作用机制层面,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提高农户数字技能和风险管理能力,降低居民收入差距来发挥中介作用,减缓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     

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农村贫困测度解读

测度和识别农村贫困的指标,如贫困线、贫困指数,以及不同的贫困测度方法,基本上把女性贫困和男性贫困视为无差别的贫困,农村扶贫减贫的政策研究与实施中存在着明显的性别中性特征,忽视了农村妇女比男性更易陷入贫困,更具脆弱性的特点.构建基于社会性别主流化视角的贫困测度方法,有利于加快对农村妇女以及整个农村地区的扶贫减贫进程.     

香港的贫困及救助:从理论到现实的探讨

对于贫困问题,香港可设立基本与非基本两个贫困线并分别采取不同的救助方式,从而在保障底线公平的基础上进行柔性调节;应当把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结合起来,分别反映香港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不同状况.香港的贫困问题属于丰裕社会中的结构性贫困,与落后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性贫困有根本区别.对于香港的贫困救助,香港一直坚持"低税制、低福利、高发展"的路线,结合其经济、政治和文化实际建立了相当完善、颇具特色的社会救助模式.香港模式融合了西方补救型福利和东方儒家文化的特质,在救助目标、救助对象、救助主体、救助标准和救助内容等方面具有鲜明特色.香港模式对内地的社会救助改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