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势”论

"文势"是中国古代文论中具有独特民族特色的重要观点之一,西方及当代文论中没有与之对应的理论。"文势"属于作品的形式范畴,指受作品体制规范制约、在表现内容时所呈现出来的具有一定动态感的格局态势。它既受作家感情精神的制约,又与作品体制、语言文字、结构布局、表现技巧、意象组合方法等因素密切相关。"文势"具有运动性、包蕴性和多样性特质,对作品内容具有推动和展开作用。"文势"使作品呈现出一定的动态感、力量感和生命感,能诱发读者展开积极的艺术思维活动,从而产生丰富的审美情趣,这种独特的艺术审美功效为作品内容所无法代替。"文势"作为中国古代独有的文论观点,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因为"即体成势"、"形生势成"也是当代文学的创作规律,今天的各体文学同样也都体现着一定的"文势"。古代文论中的"文势"思想为我们提供了欣赏和分析评价当代作品的一个新视角。     

论自然主义文学中的“反英雄”形象

自然主义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基本表现形态已经不再是在"典型环境"中产生的"性格典型",而是源于生命本体的"气质类型"。在传统西方文学叙事所带来的卡通式的人物世界,里面满是傀儡、木偶般的"英雄"、"巨人";在自然主义文学叙事中,"英雄"陨落了,"巨人"坍塌了。西方文学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现代演进,显然是从自然主义文学这里开始的。     

新时期以来古代文论“情理”范畴研究述评

新时期以来的古代文论"情理"范畴研究,在对"情理"范畴的理论性探讨,对不同历史时期文论家、作家"情理"思想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中所内蕴的"情理"意识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相对于其他古代文论范畴,"情理"范畴研究仍显得相对薄弱,甚至留下了许多空白点.21世纪的文论视野中"情理"范畴研究应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研究空间.     

“体”:从文化到文论

作为中国文化元关键词,“体(體)”的本义指骨肉相连、血脉相通的生命之躯.在“人”(人之生命存在的类自觉)和“身”(人之生命存在的主体性自觉)两个概念的基础上,“体”概念是对人之生命存在更具体内在层次的自觉.当“体”用于描述人自身时,多指与心相对的肉身性躯体;当“体”引申指人生命以外的其他事物(如文章)时,则是对事物具体存在的整体呈现.由此形成“体”关键词的两种表义模式,即“心-体”相对模式与“异‘体’”相对模式.“体”用之于文论,称文之“体”多为彼此相对之“文体”,各种辨体理论即是彼此相对的文体关系之体现.据此表义特征并征诸众多文献,可证作为文论关键词的“文体”的基本内涵是指文章自身的整体存在,并在具体语境中呈现出丰富的特征、构成及层次.与此同时,当以“心-体”二分关系比照文章内在构成时,“体”也可偏指与文意相对的外在直观形式.但“体”的偏指义与基本义并非同一层次的概念内涵:源自文化元关键词“体”的自身整体存在,才是“文体”的本质规定.     

儒家“义利之辨”与佛教“自利利他”比较研究

"义利之辨"是儒家的一个传统论题,"自利利他"是佛教的一个基本主张,这两者在形式上具有一定的同构性,即"义"相当于"利他",而"利"相当于"自利",但在内容上两者却有很大的差别,体现了儒佛之间不同的价值取向。儒家的"义利之辨"是在伦理向度上立义的,而佛教的"自利利他"则是在境界向度上立义的;儒家在"义利"关系的处理上重视"义",以"义"为前提来达成"义"与"利"的平衡,而佛教在"自利利他"关系的处理上则重视"自利",以"自利"为前提来达成"自利"与"利他"的平衡。     

论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中的“复调”

前苏联学者巴赫金的"复调"是西方结构主义文论家关注的话题之一。英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的代表作《金色笔记》正好契合了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从叙述声音的多重性、多重叙述视角的转换入手,揭示该小说所具有的复调特征,进而发掘其丰富的社会价值。     

“神韵”和“韵味”

“神韵”和“韵味”,在我国古典诗歌中,的确很难截然分开。所以,过去许多文论家分析、研究它们时,往往界限不清,含义模糊,长期令人费解。笔者认为,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联系,两者都强调了作品中的“意”;其区别,前者侧重于“神”,后者则侧重于“昧”。下面就这个问题,谈谈我之管见。     

论刘勰的“论”体散文观

"论"体,古代散文的一种重要文体,在刘勰的文体专章中被置于笔体的第二位,他的系统叙述在古代十分难得。他遵循文体论篇章的一贯方法,对论体文进行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等工作,论述十分到位。同时,刘勰关于论体文散文观的最高理想已经不同于为政教服务的传统散文观,而是转向以体现个体生命价值作为立足点。当然,他也坚守宗经原则,对论体文的社会功能并不忽视。     

试探元杂剧中的“发现”与“突转”艺术——以亚里士多德《诗学》为参照

"发现"与"突转"乃源自西方戏剧美学范畴的两个概念术语,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总结概括出的古希腊戏剧家安排情节与结构布局的两种重要技巧、手法。中国古典戏曲理论中尽管缺乏这两个专门术语,然而元杂剧的成功创作实践表明,"发现"与"突转"同样存在于中国古典戏曲创作之中。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增生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晚清文学知识考古式重返,把现代文学起点推到晚清,拓宽了现代文学疆界,并从对现代起源的关注转向如何想象并谈论中国"现代"的方式,引发了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论断对晚清现代性想象的释放,引发十七年文学"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探讨,使其在"革命中国"的阐释中具有了知识范畴的独立性和类似"乌托邦"的价值品格。而寻找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暗合了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崛起的"现实",这种承认的政治让现代性变成政治正确的概念而空洞化,重新落入西方思维模式中。对论断的反思是研究者超越时代限定并使现当代文学学科与研究者获得独立品格,走向成熟的关键。     

“体不可说”及其对策

作为人类思想认识活动中的一种普遍性体验,中西哲人都意识到,对于终极的真实无法作出陈述或者判断,由此形成"体不可说"的见解及相关问题.不同之处在于方法的选择,道家以"无"为"体",从方法论角度反面说无,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多从概念范畴立论,从认识论角度正面说有.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反形而上学和"语言的转向",一些西方哲学家更加关注语言的有限度问题,而在中国哲学家的形上学建构中,"以负代正"和"遮诠",成为代表性的表述方式.     

作为方法、知识与想象的“晚清”文学——“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增生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晚清文学知识考古式重返,把现代文学起点推到晚清,拓宽了现代文学的疆界,并从对现代起源的关注转向如何想象并谈论中国"现代"的方式,引发了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论断对晚清现代性想象的释放,引发十七年文学"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探讨,使其在"革命中国"的阐释中具有了知识范畴的独立性和类似"乌托邦"的价值品格。而寻找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暗合了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崛起的"现实",这种承认的政治让现代性变成政治正确的概念而空洞化,重新落入西方思维模式中。对这一论断的反思是研究者超越时代限定使现当代文学学科与研究者获得独立品格,走向成熟的关键所在。     

现代汉语文论主体文化身份的确立与转换

现代汉语文论主体的文化身份,虽有大学教员、学者的"学院身份"与报刊编辑、自由撰稿人或职业作家的"民间身份"的区别,但丰富的学识、敏感的政治意识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现代汉语的文论主体往往能够游走在"学院"与"民间"之间,实现两种身份的自由转换。作为"公共空间"——"广场"的现代刊物与报纸,为现代汉语文论主体在民间身份与学院身份之间的转换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外在契机。     

康有为“元气”论的美学内涵

康有为从建立在"大同"社会理想上的独特的文化体系和思维方法出发,发展出以"元"为核心范畴的审美意识."元"是本体"其道以元为体,以阴阳为用",起于天地,现于神明,又和于人的内在精神,成为具有审美必然性的浩然元气.从认识论看,"元"具有神圣性,人格性.有"元"而后有"心","元气"即"知气"."元"的审美范畴是人格化的,对"元"的体认通过生命的感悟,天道、地道、人道统一,形成三位一体的审美境界,天人一体,四海一家.在"元气"论基础上建立的"大同"理想,与康德"道德理想社会"相通,从而使美从"元"的本体性走向了人间性,使美的本质安放在了人间世界的立意上.可以说康有为的哲学思想是审美化社会理想的哲学表述,这正是康有为哲学现代性启蒙思想的体现.     

儒家“义—利”价值结构与西方“财富”价值结构比较研究

通过中国儒家和西方经济价值结构的比较研究,发现儒家以"义—利"为价值结构模型,西方以"财富"为价值结构模型。儒家价值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义体利用",表现方式是:强国的道义在于顺天时、尽地利、忠人和;安国的道义在于民朴民富;治国的道义在于蓄储俭用。西方价值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利体义用",表现方式是:鼓励获取财富、财富规则和财富责任。儒家"义—利"价值结构与西方"财富"价值结构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评判话语体系,在中国现代"义利共体"的价值结构建构中,儒家价值结构提供着人文精神基础,西方价值结构提供着物质文明建设可资借鉴的经验。     

“副词+名词”结构研究的构式语法视角

从构式语法视角看,"副词+名词"结构属于"D+X"构式,整体上的形容词性和可度量性都是由该构式的结构义赋予的,这一构式的产生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构式框填,二是语用类推。     

章太炎与中国史学的现代性转换

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实现现代性转换,其潮流大势在破旧立新。章太炎亦是中国史学现代性转换的重要推动者,他以中国历史为据,持旧而又出新,力主在反思和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上实现中国史学的现代性转换,表现出"依自不依他"的自信和自觉。他提出"夷六艺于古史",从启蒙的角度看,有助于祛除经的神圣性,推动经史之学的现代性转换,但他主张的"六经皆史"又并非时贤所说的"六经皆史料",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史学不能脱离民族历史传统,经书不可化约为有待整理的史料,取其躯壳而剔除精神。针对欧化和疑古风气,他在"经者古史"的基础上提出"史者新经"的说法,强调历史的权威性,阐发"历史民族之义",与梁启超等运用西理抨击古史的做法相比,有效地避免了认同危机。章太炎高扬中国历史的主体性和独特性,代表了中国史学现代性转换的另一种思路,发人深省。     

“身份化”、“艺术化”与“象法天地”——中国古代服饰的美学特征及深层原因

中国古代"国"、"家"一体,"法"、"礼"合一的社会结构特点,对服饰提出了"身份化"的要求,使服饰成为道德的象征、行为的约束、表情达意的工具;中国古代以艺术与工艺相互渗透的"泛艺术"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结构,对服饰提出了"艺术化"的要求,使中国古代服饰突出了平面化、流线美的审美特征,发展了平面剪裁的服装制作方法;中国古代重结构、重功能的"阴阳"思维模式,使服饰受"天人合一"哲学观影响,通过类比与自然、人事之间建立起某种对应关系,"象法天地"成为服饰形制、颜色选择等的重要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上衣下裳"成为天尊地卑的宇宙秩序及君尊臣卑的象征,而天道定数、天圆地方、阴阳五行等观念都在服饰的形制、颜色上得到了体现。     

本事延异与文学存在别议——兼论文学终结是伪命题

"本事"是源出的诗性话语,本事延异是去蔽话语的诗性转义。在反本质主义文学终结声浪中,"本事"以及本事延异作为中国古文论中重要的范畴、命题理应通过现代性转换身份出场以应对文学存在研究的不足,反题过后必然是文学存在的合题,我们主张回到文学理论去。     

论“将”动词词性的虚化过程

"将"本意为"扶持、带领",是一个实义动词。在古代汉语中,"将"常以实义动词在句中作谓语中心语。南北朝后期,"将"后往往连接一个名词性成分构成动宾结构。由于在语义上"将"不是句子的谓语中心语且"将"及其所联系的客事成分主要用于说明谓语中心语的状态,因此"将"的动词词性相对较弱。到了近代汉语时期,有些句式中"将"所连接的名词性成分既是自身的客事成分又是谓语中心语的宾语。在这样的句子里,"将"的作用是将受事成分位置提到谓语中心语之前,进而完全丧失动词词性。可以说"将"动词词性的虚化过程就此完成。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各时期代表文本中"将"用法的词性特征,从而描绘出"将"动词词性虚化的脉络并分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