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文书中的女性--以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和清代巴县婚姻档案为中心

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和清代巴县婚姻档案中,均有较多涉及女性的契约文书。她们或者作为契约的订立者,或者作为契约的见证人。而作为契约订立者的女性,有独立立契的情况,也有与子女、丈夫或者其他人共同立契的情况。在契约内容上既涉及到房屋、田地等固定资产的买卖、典当,也涉及到婚姻中的嫁卖生妻、孀妇改嫁等现象。总体而言,清代女性的地位还比较低,但已经有部分女性参与到家庭重大事务的决策之中。     

论英国历史上“卖妻”现象产生的原因

英国近代曾存在"卖妻"现象.这种存在于社会下层中的"卖妻"现象出现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基督教会认为婚姻神圣,反对离婚.其次是通过议会法案离婚代价高昂,普通民众难以接受.再次是英国的习惯在下层民众心里具有法律的效力."卖妻"现象作为英国下层民众的一种习惯,是他们规避基督教会禁止离婚和议会法院高昂离婚费用所采取的一种做法.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变和整个社会认知水平的提高,离婚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卖妻"作为英国的一种习惯,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唐墓志文中“妻生而见书”现象略论

唐代墓志中的妻生而见书经历了一个逐渐增多的过程,这与“唐代士族之中央化”及唐代中后期重外任的仕宦风气都密切相关.迁入城市的士族疏远了与本家的联系,在无子嗣可以主持葬事的情况下,妻就被推到了事情的前沿;外任官员的增加了士人卒于任所、旅途的概率,因归葬的艰难,即使有子,妻仍在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妻在其夫丧葬中作用重要,自然就增加了墓志中妻生而见书的机会.文体总是在诸多历史“细节”的影响下,以某些特定情形的出现为契机开始演变的,唐墓志妻生而见书的演变过程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规律的存在.     

同姓中人在清代土地绝卖契约中的法律角色研究——从与卖方的关系探讨

与出卖人同姓的中人大量出现在清代土地绝卖契约中,其参与是一项重要的契约规则.同姓中人既是出卖人的土地共同所有者,也是出卖人的担保人,在契约中既有获得中资的权利,也要担保出卖人土地无权利瑕疵.同姓中人的出现弥补了清代私法制度的匮乏,是人们在社会关系博弈过程中自行创造出的有利于资源交换发生的规则之一.     

湛江“东海嫁”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研究

东海嫁是东海岛最有代表性的民间文化,是民间哭嫁歌的一种,表达感念双亲及兄弟姐妹的亲情,还有对未来婚姻生活的未知与畏惧。通过研究东海嫁,以实现对东海嫁这一民俗文化的保护,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旅游开发,协调好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从“异态”到“常态”——清中期巴县团练的角色转变与乡村社会

清代巴县团练是伴随着白莲教起义,由官方督导在城乡社会兴起的以军事防御目的为主的基层组织。它并没有随着白莲教起义的平定而停办,而是从战时防范自卫的异态组织,转变为平时基层管理的常态组织,活跃于乡村生活的各个领域。清中期巴县团练的角色转变,正源于乡村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即当地实际生活的需要、乡里关系的特点和乡民的主观意愿,展现了我国自古有之的相保相受、相及相共的乡里风貌。     

从“妻性”看鲁迅小说中的利比多再现

以"妻性"和相关的利比多视角重新解读鲁迅小说,不难发现鲁迅所言的"无妻性"的丰富内涵,其中既有灵光一闪而走向死灭的脆弱"妻性",同时又有大多数中国妇女所仰视的"夫性"承载者的不堪、伪善、自私、老迈等缺陷;借助"妻性"视角,我们甚至在神性的混杂中同样也可以读出另外的可能性与新意。     

《清代朱卷集成》中的魏源档案文献

在整理<魏源全集>的辑佚过程中,我们有幸从<清代朱卷集成>中找到有关魏源的两份档案文献,一份是魏源于道光二年(1822)在北京应试,中顺天乡试举人第二名时的"道光壬午科"履历(附科份页),一份是魏源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在北京参加会试时的"甲辰科"朱卷文章①.     

“无我”与“妻性”——辜鸿铭与鲁迅两性文化心理关键词

辜鸿铭与鲁迅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最保守与最激进的两极性文化人物,其思想的两极性在二人对两性关系的审视上表现得尤为充分。结合辜鸿铭与鲁迅的个人婚恋生活,通过对辜鸿铭与鲁迅的文本进行分析,概括出“无我”和“妻性”这两个理解辜鸿铭和鲁迅两性文化心理的关键词,以期为辜鸿铭与鲁迅比较研究、辜鸿铭与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关系研究、中国现代作家两性文化心理建构做一点铺垫。     

何休“公羊三世说”与谶纬之关系辨析

谶纬与公羊学说间相互杂糅、相互影响,这种关联不但表现在后者在内容和思维方式上受到前者的影响,也表现在前者在不断缔造其学说的过程中对后者的吸纳与改造,以至于对此后何休的公羊学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何休公羊学理论中占有核心地位的"三世说",既沿袭了前代的公羊学说,又夹杂有谶纬的内容。     

讼师秘本与清代诉状的风格--以"黄岩诉讼档案"为考察中心

清代社会流传各种版本的讼师秘本.讼师秘本指导人们以极其夸张的程度、用四字珠语形式高度概括起诉案由,这些极富视觉刺激的词汇夸大"细故"纠纷的严重性.讼师秘本的此种特点在清代后期以民事案件为主的黄岩诉状中得到充分体现.作为当时指导人们撰写诉状最重要、最直接的"教材",讼师秘本直接促成了夸张及"耸听"式的清代黄岩诉状的风格,而这同衙门对待词讼的态度有密切关系.     

清代文论视野中的“趣”

“趣”是我国古代文论的重要审美范畴 ,它在清代文论视野中得到完整地展开 ,具体表现为 :在诗论中得到全面深化 ,在曲论中得到进一步拓展 ,在词论中也得到升格。上述三方面 ,标示出了“趣”作为我国古代文论审美范畴的全面成熟     

“民”与“汉”:清代“民户”的划分及其实质

清代的户类划分一般具有职业与民族并重的双重标准,其中“民户”在与各少数民族人口并列时常简称为“民”或“民人”,所指称的是与各少数民族人口相对的汉族人群.在清代人口分类语境下,“民”或“民人”明显具有“汉”或“汉人”的内涵.清代民户与各少数民族人户的民族性质差别,是国家人口分类管理与赋税制度实施的基础.     

清代侠义小说中的“儒”侠及其形象构成

在武侠小说发展史上,清代的侠义小说既有传承,又有创新.由于大量文人知识分子参与创作,书中的侠的形象体现出儒家思想的烙印.侠出身清白,内敛谦和,文采过人,追求一种道德的完美.他们对女性有了新的认识,但遵循的是儒家发乎情止乎礼的婚恋观.他们回归于正常社会秩序,并承担了剿匪平叛、御辱保国的重任,表现出儒家知识分子的用世思想.这些影响了其后武侠小说的创作.侠对于自身道德、情感与责任的认识,对于民族、国家生存的关注,使武侠小说类型的品位得到提升,内涵更为丰厚,成为一种具备雅俗共赏的可能性的文学样式.     

清代江南文学发展中的“舅权”影响

清代江南文坛俊彦星罗,名家辈出。然而通过考察可以发现,一些杰出文学家都有着相当深厚的家族文学的背景,而在这个背景中,往往总有一些具有母舅身份者成为文化家族年轻一代的精神导师和文学引路人。正是他们自觉地利用具有原始社会孑遗色彩的舅权,以姊妹家庭重要责任者的面貌出现,将家学传承的任务担当起来,以坚定的文学介入的姿态为舅甥关系做出了最富有人文关怀的诠释。这样的舅甥关系实际上表现为一种文学性的关系,它不但对江南地区文学环境产生了影响,同时也对家族作家的创作和地域文学的发展发生了一定作用。清代江南家族文学研究以及更广泛的地域文学研究,正可以沿着舅权正义的知识路径,发掘新的文学意蕴,拓展新的思维空间。     

论清代汉学之崇圣与“归返原典”的政治思维

汉学乃清代一主要学术思潮，其学术内蕴的深层是明晰的政治期盼：考据之学的目的是闻道，即以小学为手段，目标是崇圣。他们诋宋学，崇汉学；或疑汉学而崇孔孟，这一思路历程展示的是追求理想政治价值的过程。汉学主张冲出宋学奢谈空论之迷津，其中激越的一派直斥宋学“以理杀人”。然而，汉学家批判的武器是孔孟之道，目的在于拨乱反正，重树思想文化的政治权威。他们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归返孔孟原典，在文化心态上形成所谓“原典情结”。这一特点是促成清代思想文化“万马齐喑”的深层政治文化原由之一。     

清代满族“哈拉”、“格布”的来源与演变

满族的“哈拉”(满语 ,汉泽为“姓”)和“格布”(满语 ,汉泽为“名”)在清代有着不同的来源与变化。其中“哈拉”有 70 0个左右 ,或沿用旧的“哈拉”,或以地名为“哈拉”,或以部落名为“哈拉”,或以父祖名字的第一音节作为“哈拉”,也有的满族因分居、承嗣、迁徙异地、皇帝赐姓等原因改变了自己的“哈拉”。满族入关后 ,“哈拉”也随着地域的变迁而发生了变化 ,逐步变成了单字的姓 ,有的是来自多音节的首音的谐音 ,有的是把原有的“哈拉”意译 ,也有的既是意译又属谐音改姓。满族人不直接称呼长辈的“格布”,往往在其“格布”的后面加上称谓。满族初兴 ,其人多用与渔猎有关的词作“格布”;入关之后 ,满族人又多以身体的特征来作为自己的“格布”;随着清王朝的发展 ,满族人多用平安、吉祥意思的词作“格布”。到了康、乾时期 ,很多满族人开始用汉姓、汉名 ,至清末则更加普遍。     

“制度化”史学与“政治化”史学——兼评王记录教授著《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

清代史学处于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总结期和嬗变期，深入研究这一特殊时期的史学，对于认知和建构整个传统史学体系至为重要。近年来，学术界对清代史学的研究日益深入，不断精进，相关论著异彩纷呈，不绝如缕。概括起来，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史家的个案研究，对史学发展历程的研究、对史学流派的研究、对边疆民族史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