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构与云南的对外开放研究

作者运用经济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及中国和东南亚的实际出发，全面、系统和深入地分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构取向和战略选择、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构方案选择、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给云南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及云南省的应对措施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作者认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中国（包括云南省）与东盟经贸关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构。作者认为，鉴于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各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不平衡性和一般自由贸易区的局限性，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要真正取得实效，就不能建成一般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未来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应建成以实现贸易自由化为中心的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合作形式共同推进的新型经济合作区；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云南可以充分发挥前沿作用，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努力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紧紧抓住机遇，将云南的对外开放特别是对东南亚的开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90年代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经济合作

在90年代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中,西南地区面向东南亚特别是中南半岛开放,将占有一个突出的和特殊的重要地位,对双方的社会经济发展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目前双方的合作,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但已引起了普遍的关注,这是毫不奇怪的:东亚经济的崛起和中国巨龙的腾飞,已成为举世瞩目的发展趋势。中国西南要紧随这一走向21世纪的潮流,就必须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而其对外开放的最大区位优势,就是面向东南亚。     

关于思茅地区向东南亚开放战略的思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米,我国的对外开放已经从沿海开放扩大到沿边、沿江地区的开放,正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云南省思茅地区,与越南、老挝、缅甸毗邻,具有向东南亚开放的区位优势,面临着对外开放的千载难逢的极好机遇。在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鼓舞下,思茅地区的干部群众都在思改革、谈开放、求发展,并在向东南亚开放方面作了一些探索,有的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本文试图对思茅地区向东南亚开放战略问题作几点思考。 一、扬长避短,“末端”变“前沿” 地理条件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经常的必要的物质条件。一般来说,靠近中心城市、交通沿线的地方,社会经济就会发展得快一些,群众更富裕一些。而地处边远、交通不便的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就会受到制约,发展相对缓慢一些。但地理条件的优劣又是相对的,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转化的。长期以来,思茅地区地处边疆,由于斗争尖锐复杂,边境基本处于封闭状态,生产布局和商品流向都是面向内地大中城市。然而,思茅离省会昆明500多公里,最远的县城距昆明近干公里。物资全靠公路运输,运距长,费用高,“去了锅巴无冷饭”。而调入思茅地区的商品则是货到地头死,已经再没有延伸的余地。因而从思茅出去的物资是     

东南亚经济形势与中国西南开放的对策

中国西南是东南亚国家的近邻,认清东南亚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的形势,分析中国西南开放与东南亚国家发展经济合作的现状和发展前景,调整与东南亚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关系,进一步采取扩大开放的对策,对于发展双边和多边关系,振兴西南经济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全球化区域化下的云南-东盟高等教育合作论略

在全球化区域化背景下,积极拓展与东盟国家的高等教育合作是云南参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重要领域,并具有良好的环境条件和广泛的合作空间。当前形势下,一是要整合资源建设以昆明为中心的面向东盟的国际教育基地;二是采取多样化的形式合作办学,并大力发展留学生教育;三是加强重点和特色学科建设,提高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     

中国西南开放与东南亚、南亚关系（亚洲西南大陆桥发展协作系统研究）第三届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中国西南开放与东南亚、南亚关系（亚洲西南大陆桥发展协作系统研究）第三届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陈铁军由大西南战略研究协作中心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和云南省玉溪地区联合举办的中国西南开放与东南亚、南亚关系（亚洲西南大陆桥发展协作系统研究）第三届国际学术讨论会于１...     

21世纪云南与东南亚经济技术合作的基础和前景

面向21世纪的云南与东南亚既有着经济技术合作的良好基础 ,又有着广泛的合作前景。目前 ,在规划21世纪云南与东南亚合作前景时首要的是要制订经济合作的近期和远期目标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制订商品策略、销售策略、市场策略、阶段策略等“一揽子”对策 ,从而确保21世纪云南与东南亚经济技术合作的大发展     

“互联网+资本”背景下面向东南亚的视听产业融合发展探析

“一带一路”战略给面向东南亚的视听产业融合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互联网+资本”背景下促进面向东南亚的视听产业融合发展,需要健全面向东南亚的投融资及相应的保障机制,充分发挥资本的杠杆作用,继续加强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针对不同国家、地区的经济政治环境制订个性化的融合发展规划,并从经济结构调整的高度思考面向东南亚的视听产业融合发展路径。     

以联合促开放 以开放促开发——中国西南开放与东南亚关系第二次国际讨论会观点概述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区域化、集团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东南亚经济增长的势头和前景引人瞩目,成为九十年代亚太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中最活跃、最有希望的地区之一。西南各省区从地理区位、历史联系和经济互补性考虑,把走向东南亚作为对外开放的重点。随着国际局势变化和我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大西南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的条件日趋成熟,面临难得的机遇,西南各省区要联合起来,以联合促开放,以开放促开发,重振南方丝绸之路。这对富民兴边,睦邻强国,对大西南经济的振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为了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认真研究中国西南走向东南亚的一系列问题,本刊特从第2期起增辟“走向东南亚”这一走栏,以期从多角度研究加强四川、西南与东南亚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及开拓东南亚市场进一步促进西南的对外开放,希望有关方面的有识之士积极为我们提供短小精悍的稿件,为振兴大西南献计献策。     

中国与东盟国家双向投资关系分析及对策研究

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山水相连,文化习俗相近,双方商业合作和友好往来历史悠久,随着中国与东盟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自贸区的启动,双方合作空间进一步拓展,发展前景将更加广阔。投资合作是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强大推动力,这得益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开始实施,双方开放投资市场,改善投资环境,降低贸易壁垒,为双方企业创造更多投资机会。     

建构主义与东盟公共卫生合作

以冷战后的东南亚为背景,系统分析东盟公共卫生合作的现状、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阐述东盟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为建立具有自身特点的公共卫生合作而进行不懈努力的过程,探讨解决东盟公共卫生合作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下云南高校人才培养的创新模式研究——以云南高校商科专业人才培养的创新模式为例

云南地处我国对东亚、南亚等经济合作圈的前沿,在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圈的形成及发展的推动下,以地方特色经济参与国际经济交往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由于云南地处我国边陲内陆,山区广大,教育落后,人才匮缺,尤其是高等教育人才十分贫瘠,为适应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形势的需求,云南高校需要培养大量的地方经济管理应用型人才和国际业务开拓与管理的高级人才。本文以云南商科专业为例,对云南高校的人才培养创新模式进行研究,并提出进一步拓展云南高校人才培养创新模式的构想,以解决云南经济发展的人才缺乏问题,并提升云南高校的国际化办学水平,促进云南高校实现更大的社会效益。     

国际关系影响下的战后东南亚文化发展

国际关系是影响当代东南亚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把1945～2005年的东南亚文化放在国际关系的背景下进行探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影响冷战时期东南亚文化发展的主要国际关系因素是冷战格局和意识形态对抗、民族解放运动和独立的赢得、亚洲国家传统友谊的恢复和新关系的发展以及新独立国家对原宗主国及其留下的文化遗产的关系。在这些因素影响下,东南亚出现了越南式、菲律宾式、泰国式、缅甸式、新加坡式以及印尼式等不同的发展模式。冷战后东南亚文化在新的国际关系下发展的主要趋势,是东南亚各国在努力发展民族文化的同时,提出了并在积极推进东盟区域文化的一体化,但东南亚区域文化尚在形成中;在更开放的环境下,东南亚文化更多地受到更多的外来影响,但由于国情的不同,东南亚各国受外来影响的方向和内容也有所不同,这些都将使东南亚文化在一体化有所发展的情况下仍然存在着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情景。这两种趋势并存反过来也将影响东南亚的国际关系和政治发展。     

日美同盟与东亚区域合作

日美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增强,日美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变化。日美同盟作为冷战的衍生物,在国际社会尤其在东亚地区的作用并没有削弱,相反却日益强化,这对于当前方兴未艾的东亚区域合作具有双重性的影响。虽然日美同盟对东亚区域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平衡器”的杠杆作用,但从整个东亚区域合作的整体布局来看,日美同盟的消极作用日益明显,严重阻碍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因此,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必须正确处理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积极引导日美同盟发挥建设性作用,规避其消极的阻碍作用。     

社会行动的意义效应与东亚三国集体结构的锻铸--关于现时代中、日、韩关系的一种社会学理论构想

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对东亚地区产生了日益深刻的持续影响.一方面,为了成为全球化的适应者,东亚三国强化了国内的政策调整与制度改革,以提高对超国家的全球体系的应对能力.另一方面,在金融、贸易、生态环境等领域,东亚已形成了跨国性的区域合作.如何使国家在全球体系中获得安全,并进一步促进跨国性区域合作,以对国际关系机制形成广泛而积极的影响,是东亚国家所要面对的共同课题.从社会行动意义效应的理论角度看,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是同一社会过程的两个观察侧面,它们之间是相互胶着和彼此建塑的关系.现代社会主体是"意义主体",社会行动则是"意义行动".在社会主体行动的意义效应过程中,促成了意义化的行动关联模式体系,亦即行动的结构.结构中的"异者"与"异见"可通过结构意义资源的不断生成而建立起某种共同的悟知和一致性的意愿.如果结构内部的意义资源能够形成一轮又一轮的递进状态,将为持久、稳定、富于生机的合作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东亚三国集体结构"可以说应当是作为行动主体的中、日、韩三国间的行动意义效应过程所锻铸或建塑的一种事实过程.随着中、日、韩三国共有悟知的发展,去中心化过程、主体平等必将进一步推进,从而使相互间通过让与或坚持、接受或拒绝,增进认可、理解、共识以及智慧和创意,将为"东亚三国集体结构"提供现实性基础.     

乌兹别克斯坦一体化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

乌兹别克斯坦既是中亚地区大国,也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自独立以来,乌兹别克斯坦致力融入经济全球化,积极参与区域一体化建设。2016年9月,乌兹别克斯坦首任总统卡里莫夫去世,同年12月,新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上台执政。米氏新政将发展与邻国关系和加强区域间经济合作视为乌兹别克斯坦外交和经济工作优先方向,并致力于打造本国的区域一体化战略。相较于卡里莫夫时期“重双边”的经济合作路线,米氏新政强调“重周边”的区域一体化战略,着重与包括大国在内的乌兹别克斯坦周边国家发展区域一体化合作,同时,乌兹别克斯坦一体化合作模式也由原先“领导国”之争向“合作伙伴”转变。乌兹别克斯坦一体化战略对中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意义重大,更将推动“一带一路”在内的广泛国际合作倡议行稳致远。     

东北亚区域劳动力迁移与人力资源合作

随着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区域内人口与劳动力迁移变得越来越活跃。通过区域内劳动力迁移,促进我国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东北亚区域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人力资源的合作具有很大潜力。由于几十年来人口动态与人口结构的变化,东北亚区域在人力资源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所以开展区域内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合作,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1595～1670年荷兰经营下的东南亚与阿姆斯特丹远程贸易

16世纪末,荷兰与东南亚的远程贸易兴起。17世纪初期,荷兰在东南亚没有固定的经营基地,但这一贸易已成为了当时东南亚与欧洲间规模最大的远程贸易之一。1619年,荷兰在巴达维亚建起了经营大本营之后,东南亚与阿姆斯特丹的远程贸易进一步扩大:它不仅稳定,且规模、贸易量、商品种类等剧增。     

东南亚:新世纪中国外交的前沿

东南亚地区长期的稳定与繁荣是一种复杂均势的结果,在这种条件下,东盟国家推行的“大国平衡战略”对中国周边安全起到重要的影响。因此,东南亚地区成了新世纪中国外交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