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武帝立乐府

出土文物证明秦代已有乐府名称。汉承秦制,西汉初所设仅为应付朝廷礼仪大典。武帝始于少府属官中新设用于娱乐的乐府官署。     

汉武帝扩建乐府对两汉乐舞的影响

汉武帝扩建乐府不但产生了新体的乐府诗,而且推动了两汉乐舞的发展。一是汉代俗乐开始大量进入宫廷,不仅推动了宫廷俗乐的发展,也促进了民间俗乐的进一步发展;二是制定了新的郊庙祭祀之乐和新的朝会礼仪之乐,促进了宫廷乐舞的变化;三是促进了汉代的尚乐审美观念的变化,形成了以俗为美、以雅为美、雅俗一体的尚乐审美格局。     

略论汉武帝时期监察制度的特点

秦汉时期处于我国监察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与监察制度的日趋完善有直接关系。汉武帝时期监察制度的静态结构及监察制度的运行特点有独到之处,值得我们借鉴。通过借鉴西汉监察制度的长处来完善我国现今的监察制度,为行政权力的有效实施提供有利的保证。     

汉武帝的音乐才情及贡献述论

汉武帝在历史上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付出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代价,彻底击败了匈奴,巩固了汉民族的地位。在武帝时代,军事、文化、天文、农学诸方面均成绩卓著。正因为他在许多方面的功绩,常常使人忽略了其在音乐方面的才情和贡献,所以鲜有人对此进行论述,据此而撰文,以飨读者。     

昭、宣至新莽时期乐府述论

本文主要通过梳理历史事实,分析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及新莽时期的政治、文化背景,重点考察各朝郊祀、宗庙礼仪制度及乐府职官制度建设,尝试从制度史的角度对昭、宣至新莽时代乐府发展的分期作出划分,揭示这一时期乐府兴衰的历史。     

晚唐乐府诗人述论

晚唐乐府诗具有相当多的数量和内容的丰富性,且不乏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晚唐乐府诗人的乐府诗观念主要有3种:以张祜为代表的以绮丽为美的乐府观;以皮日休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乐府观;以贯休为代表的"以文为戏"乐府观.以地域和诗人身份为划分标准,晚唐乐府诗人可分为3个大的群落:前期的绮丽派诗人群,后期的现实主义诗人群及乐府诗僧群.     

试论汉武帝时期的工商业政策

汉武帝时期的工商业政策树立了官营工商业的典范,不仅对西汉社会有重要的影响,而且深刻影响着历代封建王朝的工商业政策,成为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经济特点,对封建经济以及整个封建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当今社会也能从中受到启迪.     

汉武帝时期的乐府詩歌

汉武帝是继秦始皇、汉高祖之后一个富进有取精神、有作为、有建树的法家政治家。他即位期间,大刀阔斧地推行法家路线。对内,继续打击、消灭分裂割据势力,荡涤奴隶制残余,从而结束丁汉初以来部分分裂局面,巩固了封建制中央集权;对外,粉碎了匈奴奴隶主贵族军事政权的侵扰,维护了汉王朝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在中国历史上起了重要的进步作用。在发展我国文化艺术方面,汉武帝同样作出了历史的贡献。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以整篇的篇幅,阐述了“武帝时文术之盛”,他围绕着文学史的内容,从各个方面,说明了汉武帝时期文学艺术的繁荣,并肯定了汉武帝的促进作用。汉武帝在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功绩,是在乐府诗歌方面。我们这篇短文,只就这个方面,谈一点粗浅的体会。关于乐府,鲁迅先生说:     

乐府曲调的演化及其对乐府文学发展的影响

乐府曲调在其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音乐演化和变异现象,大约有三种形态:徒歌演化为乐歌,本曲演化出变曲,旧曲演化为新声。利用歌曲的和、送声,成为曲调演化的主要音乐路径;此外,亦有摘唱和新翻等方式。曲调演化是音乐新旧递变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一定历史时期音乐文化活动的产物。曲调演化对乐府文学发展的影响体现在:提供了歌辞创作的曲调依据;产生出一批著名的同源性曲调,拓展了乐府文学的空间;实现了旧曲的新声化,促成旧曲体式的新变;丰富了乐府歌辞的风格。     

汉武帝时期的经学与政治

通过经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新的官 僚选拔体系，社会秩序中的领袖力量被纳入皇朝的政治权力结构之中，由经学这样 一种明显具有文化传统色彩的政治通道而建构起的皇朝与地方社会秩序的政治合作关系中， 其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那些有着文化传统和经济势力的地方社会的领袖阶层，即地方豪族 。武帝时期经学由私家教授向官学的发展，对选官制度与汉武以后政权结构的建构是一件十 分有意义的事情。     

汉武帝与《汉武大帝》

从内政外交和选拔人才方面,简述汉武帝的历史功绩。又根据班固的评论,指出他的主要缺点。同时对电视剧《汉武大帝》做出评价,基本肯定;略有不足之处,也做出简单分析。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弇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     

论楚歌的体制特点及对汉乐府的影响

楚歌是《诗经》之后,五言诗产生之前,广泛流行的一种诗歌形式,其体制特点是句中用“兮”字,句式参差灵活。由于句中“兮”字的使用,楚歌体制中包含着三言、五言、七言等句式发展的可能。从诗史来看,楚歌的主要意义即在于它对乐府三言、五言、七言等诗歌形式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卫太子冤狱昭雪与西汉武、昭、宣时期政治

卫太子冤狱的昭雪过程与西汉武、昭、宣三朝政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巫蛊之祸”是汉武帝为翦除卫太子刘据势力集团而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阴谋。此后,围绕着卫太子昭雪事件,武、昭、宣三代君王各自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武帝虽然给卫太子昭雪,但不甚彻底；昭帝嗣位后,对卫太子案漠不关心；宣帝上台以后终于使卫太子冤狱得以昭雪,与此同时,宣帝也借昭雪事件培植了一大批亲己势力,这股势力在牵制和铲除霍氏势力、维持宣帝的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也无形中助长了外戚势力的日益膨胀,预示着外戚专权时代的到来。     

元代乐府与铁崖本色

元代的乐府诗创作,是乐府诗史上最为繁荣发达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乐府诗的创作队伍主要由少数民族诗人与汉民族诗人组成,二者的人数之众,作品数量之多,在乐府诗史上均盛况空前。乐府诗之于蒙元一代,不仅进入了高贵典雅的“应制”行列,并且于元末还由杨维桢等人掀起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创作高潮。在这一创作高潮中,杨维桢既以1227首的乐府诗之量成为了乐府诗史上产量最高的一位诗人,又因此而形成了其“铁崖乐府”的本色特征。     

论汉乐府歌诗向叙事之演进

汉乐府歌诗向叙事之演进,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是缘事而发。歌诗缘事抒情,抒情不离事由,在乐府演唱方式和听众娱乐趣味作用下,开始了向叙事的演进。二是即事而进。歌诗由抒情转为叙事,而形为叙事实为语调抒情,形成场面集中、对话演事、人影粗疏的特点。三是铺事而成。歌诗完成由抒情向叙事的质变,具有场面转接、铺陈夸饰、人物鲜明的特点,显示了汉乐府叙事诗的成熟。四是叙事而极。《焦仲卿妻》标志着汉乐府叙事诗跃升顶峰,这是文人模拟乐府叙事进而创造的结果。其结构严整、叙事出新、写人入心,取得重要艺术成就。而受到乐府演唱的制约,《焦仲卿妻》成为孤篇绝响,后继为难。     

乐府始置刍议

乐府诗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乐府源于何时却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作为官署的乐府和作为诗歌形式代指的乐府这两层意义应该剥离开来,武帝立乐府实际上是乐府诗兴盛的标志。     

论汉明帝

汉明帝在政治上的统治是成功的,汉明帝的永平之政与光武帝的建武之政相比毫不逊色。汉明帝在经济上采取了适当的政策,社会经济发展很迅速。化事业的繁荣,也是汉明帝统治时期的重要特点。     

甘泉与西汉中期的国家祭祀

甘泉是西汉的北部军事要塞,也是皇帝日常活动的北部边界。武帝元狩四年是西汉甘泉由军事战略要地转为国家祭祀中心的分水岭。泰畤的建立是甘泉中心地位确立的标志,但甘泉取代雍地成为郊天之所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武帝在甘泉设置九天巫与其对它方神祇的新奇和对匈奴的政治笼络有关。西汉前中期的国家祭祀较少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主要以皇帝个人信仰为旨归,因而不论是雍地郊祀"五帝",还是甘泉郊祀"太一",其实质都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一点在成帝、王莽时的郊祀改革中才得到改变。     

司马迁《史记》之秦皇与汉武

西方学界对<史记>的篇章结构未给予充分的关注.我们强调了一种分析十二本纪划分的方法.并详尽的论证了秦始皇与汉武帝在儒家的胜利、朝色的选择、封禅之举、政权的膨胀以及封地的废止等方面上的相同处,由此提出"司马迁笔下秦始皇的事迹受到当时汉武帝的影响并作为汉武帝的警示"这样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