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红巾军首领韩林儿称帝的事迹与文物

在安徽屯溪巾于收购废纸中,发现宋龙凤十年“射公亮退屋基地白契”一张,棉皮纸,色洁白,同所藏元版文书的棉皮纸完全一样。后又发现元末韩林儿农民起义政权铜质“元帅之印”一方。重3.3市斤,梯形纽,纽长7.8厘米,上宽3.6,下宽4.3,上厚1.4,下厚1.5厘米,长宽都为8.8厘米。左侧刻一行小字“中书礼部造”与“龙凤六年十一月”,印文为九叠篆书“元帅之印”四字(见118页图片)。 龙凤六年,为元惠宗妥幮帖睦尔至正二十年,即公元1360年。这些文物,在安徽发现,决不是偶然的。考查当时毫州、安丰一带,是韩林儿政权先后定都之地。按元朝的行政区域,今河南、皖北、苏北地区,都属于河南行省管辖。行省治所,在汴梁路,元末红巾军起义后,这一地区,主要是韩林儿的势力范围。     

北宋三衙管军素质状况的动态考察

北宋三衙管军群体的素质状况,以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及“庆历新政”和宋英宗、神宗的整军经武为界线,经历了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管军素质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至仁宗初降至谷底。自“庆历新政”后,其素质开始有了初步的提高,至英宗、神宗朝,三衙管军的整体素质与北宋前期相比,更表现出了强烈的上升势头。北宋后期的哲宗、徽宗朝虽然略有反复,但同英宗、神宗朝基本上保持着相当的连续性,就整体素质而言在北宋仍然是比较高的,北宋靖康亡国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管军将帅。     

玄石坡碑铭

位于苏尼特左旗昌图锡力公社西北约三、四公里处有一个山坡,卧石遍布,呈褐色,因石得名“玄石坡”。 玄石坡有一组刻石碑铭,在阳面立石上刻有六十公分大的“玄石坡”三个大字,立石下有自然台阶,立石顶上凿有十公分深的香炉一鼎,立石北九米远的卧石上刻有“立马峰”三字,卧石后的平石上有四个马蹄印,立石东九米远的卧石上刻有“维永乐八年岁次庚寅四月丁酉朔七日癸卯,大明皇帝征讨胡寇将六军过此”的铭文,立石西南六米远的卧石上刻有“御制玄石坡铭,维日月明,维天地寿,玄石勒铭典之悠久。永乐八年四月初七日”的铭文。 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明成祖朱棣与漠北新汗本雅失里以书谕和,未成。次年复使给事中郭骥以书前往,被杀,明蒙战争再起。明成祖命淇国公立福为大将军,率精骑十万北征,战亡于胪朐河。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正月,明成祖谋征漠北,二月下诏动员全国,命户部尚书夏元吉辅佐皇长孙(?)基留守北京,亲率五十万大军征漠北。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至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又亲征漠北五次,路经名山大川,勒石碑铭,并祭祀。永乐八年四月在赴哈拉和林交战途中,路经“玄石坡”休整补养期间,逐勒此石碑铭。     

论北宋三衙管军制度的演变

三衙管军制度,与募兵制取代征兵制相适应,肇始于唐末五代,以后唐侍卫亲军司的出现为开端,经过了后周殿前、侍卫二司并立,在北宋继续沿着三衙管军长官的级别呈递减之势和三衙鼎峙、互不统属两个基本趋势,至宋仁宗朝方定型为“管军八位”的三衙四厢制。三衙管军制度,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成熟的职业军队的管理体制,发挥了强化皇权和保障北宋政局稳定的重要作用。     

殷墟“易卦”卜甲与《周易》关系考论

1980年发现的殷墟“易卦”卜甲在中甲及四隅皆刻有筮数或卜辞,排列有序。在一块卜甲上同时刻有多个易卦便于集中研究,探求规律。此卜甲上的易卦含有了“九、六”筮数、八宫、覆卦、互卦的信息,也反映了“卜筮不过三”、“三卜”的习俗,同时也和文王演易的记载有着密切的关系。     

虎符石匮“工”字考辨

现存于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文化馆内的“虎符石匮”是一件历史久远、十分珍贵的档案实物 ,目前国内发现就此一件。它的史料价值在于确凿无误地佐证了西汉末西海郡的地理位置、设置经过及王莽秉政的某些重大历史事件。虎符石匮长 1 .3米、宽 1 .1 7米、高 1 .1米 ,正面从右至左凿刻有“西海郡虎符石匮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工河南郭戎造” 2 2个篆文字。字分三行 ,每字约 1 0公分见方 ,浑厚苍劲 ,清晰可辨 ;石虎昂首卧伏、古朴凝重 ,充分体现了西汉雕刻艺术的风格 ,虽经近二千年的风雨沧桑 ,但仍虎虎有生气 ,也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对于 2 2个字…     

禾屯吉卫和奴儿干部司——禾屯吉卫指挥使司印考

1974年4月,在吉林省洮安县向阳公社玉城大队七官营子村西南一里许的明代遗址中出土了一方明代铜印。它是当地农民张永庆在耕地时发现的。印为铜铸方形,边长9厘米,厚1.7——2.2厘米,直纽。纽高9厘米,通高11.2厘米。印背左边竖刻两行:“永乐七年九月日”、“礼部造”。印背右边竖刻“禾屯吉卫指挥使司印”;左侧刻“礼字四十三号”。印文为阳铸九叠篆文——“禾屯吉卫指挥使司印”。(见印模)     

坚持科学发展 致力社会和谐 建设石化强区——发展奋进中的大庆市龙凤区

这是一部动人心魄的发展传奇,全区财政收入从2000年的7375万元增长到2005年的20071万元,平均每年递增23.7%。这是一次催人奋进的成功跨越,秉承“发展、诚信、爱区、为民”的龙凤理念,发扬“爱区敬业、有为创新、廉洁高效、取信于民”的龙凤精神,龙凤人不断铸就着石化强区新的辉煌!——综合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截至2005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9.8亿元,比2000年增长269.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16.6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22.2亿元,比2000年分别增长220.5%、534.3%和217.2%:完成地方财政收入1.93亿元,比2000年增长161.7%。…     

陆城“偏将军印章”考释

(一) 1989年7月,考古工作者在宜都县(现为枝城市)陆城镇刘家老屋墓地发掘了一批汉至六朝的古墓葬。其中,七号墓出土了一枚“偏将军印章”。该印章为正方形、银质、龟纽。龟头略上昂,龟足分别立于印体的四角,足上有清晰可辨的五爪。龟嘴、眼、颈部及龟背、龟脊均刻有花纹。龟甲上突,状如馒头。印体     

鄂伦春佐领图记考述

1957年5月9日至7月8日,笔者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对鄂伦春自治旗托扎敏努图克(区)讷门高鲁和托高鲁两个鄂伦春族未定居点的社会历史调查。在调查工作将要结束的一天中午,原鄂伦春厢蓝旗第一佐末代佐领新君老人偕同讷门高鲁中所有老人约10余人,来到调查组驻地,新君老人用双手捧着“鄂伦春厢蓝旗第一佐领图记”交给调查组负责人。这方使用了六十多年的佐领铜质图记,他们作为珍贵文物赠送给调查组,这是在内蒙古境内搜集到的唯一一方鄂伦春佐领图记。 这方图记的印文,是用满文篆书所刻,汉译为“鄂伦春厢蓝旗第一佐领图记”,印背右边刻有汉文楷书图记印文和“礼部造”;左边为满文楷书图记印文。印侧右边为“光字八百七十六号”;左边为汉文楷书“光绪十年四月 日”。图记为铜质方形,5.5×5.5厘米。椭     

试析黄葆年给刘鹗的一封信

刘鹗在《老残游记》中,表露了太谷学派思想。要深入了解刘鹗,要弄清《老残游记》的真实含义.必须对太谷学派进行研究。以上观点,近年来已越来越得到学术界许多专家学者的赞成.不少与此有关的论文已经发表。笔者藏有数封太谷学人黄葆年,蒋文田、毛实君的亲笔信函,这里披露一封黄葆年给刘鹗的信(以下简称“黄函”).供同仁们研究中参考.同时也谈谈自己的一些浅见。黄函共5页,写在现成的信笺上。信笺横宽26.5公分,竖高22.7公分,为红色双勾的修竹图案,右上角有”满纸平安仿文石室法”九字,左下角有“虚白主人制笺”六字。信的全文如下(标点系笔者所加)“云抟?弟心印:不见?年、未通一字. ?仲之不情也。上各有心,岂容相强。况?     

从两张地契看《天朝田亩制度》

一九八一年五月间,望江县毛安公社供销社废品回收门市部营业员王胜帮同志在收购废书报中,偶然发现两张太平天国地契。一张为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公元一八五四年),皮纸,宽五十五点五公分,长四十五公分。上面盖有“太平天国安徽省     

紫荆山《建造佛子路碑》的史料价值

1980年,我到紫荆山调查太平天国的史料,从平隘山的湴田村过金田营盘的山路上,发现一块《建造佛子路碑》。碑石长70公分,宽47公分,碑的前半部是一百多字的序言,说明建路的原因及经过。后半部列出捐款人名单,其中有缘首黄帷光助钱壹千文,傅学贤、蒋万兴、余廷章助钱叁百文,末署道光贰拾肆年仲冬吉旦立。上所录碑石中四人的名字,都能从太平天国文书、《贼情汇纂》中找到。其中“傅学贤、蒋万兴”与太平天国文书《封杨庆善     

冯梦龙《三言》新证——记明刊《小说》(五种)残本

一、《小说》残本的刊刻年代明两截版《小说》《传奇》合刻本(竹纸印)存第三集下册,三至八十凡七十八页。本书匡高二○·八公分,宽一一·九公分,白口,左右双边。软体字。上截版匡高七·三公分,半页十三行,行二十字,鱼口镌“小说下”三字。收小说五种:(一)《荥阳郑生》(首二页佚)、(二)《女翰林》、(三)《王魁》(附《严武》条)、(四)《贵贱交情》、(五)《玉堂春》(末页佚)。均不书撰者名氏。前四种是短篇白话小说。《女翰林》《贵贱交情》为冯梦龙分别收入《醒世恒言》、《警世通言》;《玉堂春》是文言体小说,为冯梦龙改成白话小说,收入《警世通言》。下截版匡高十三·五公分,半页八行,行十八字,鱼口镌“传奇”,又镌“三集下”三字。收传奇五种:(一)《绣襦记》、     

新见封泥与秦县印制变迁

秦印制度对战国至秦统一的历史进程多有反映,由封泥所见县印切入,可揭示相关面貌,并增进对秦汉、汉唐政治制度演变的认知。秦印称谓经历由“玺”而“印”的变化,时间非以秦统一为界,而在统一前夕。天子印称“玺”、吏民印称“印”,与秦统一“正用字”“正用语”的旨趣尚不尽同,后者属“非制度”行为,故曰“群臣莫敢用”。“通官印”指可通于上的“通官”群体用印,对称概念是“小官印”。“官”指官吏而非机构,“小官印”不是“小”的“官印”,而是“小官”的“印”。秦代“小官印”“少官印”是指少吏所持官印。与后世唐代不同,秦官印主要是吏员印。机构主官用印使用职官省称,凸显机构名称,反映秦主官用印时吏员印、官署印属性合一。秦县、乡印存在不同写法,如“绵者”与“绵诸”、“灋丘”与“废丘”、“卿”与“鄉”,是秦“同书文字”的体现,时代分属统一前后。用字之外,界栏也是判断用印时代的重要参考。秦及汉初“道”官不置乡,或设“部”管理,部印之“部”与马王堆地图所见之“部”的性质相近。     

对长春出土咸丰八年《碑记》的研究

1982年8月,在长春清代财神庙遗址出土一块石碑。碑高七十三公分,宽二十八公分,厚九公分。白玉石刻,无碑座。碑文十八行六百六十三字,楷书,字俊秀清晰(有两字脱落),四周无纹饰。碑阴在回形花纹环绕内,镌刻公立“碑记”者的职称和一百四十人的姓名以及佃租地亩数,计四百八十九字。这块碑由清代“长春厅西北夹荒恒裕乡”四甲民户所立,刻记于咸丰八年十月初一日(公元1858年11月9日)。碑文铭头曰:《夹荒十一十二十四十五甲纳租报竣章程碑记》(以下简称“碑记”)。     

“褒宠”牌坊

“褒宠”牌坊在佛山市区祖庙路21号祖庙大院内，是目前省内难得一见的明代年款砖雕牌坊，因石质龙风板刻有“褒宠”二字，故称。始建于明正德十六年（1521），原位于市东下路仙涌街大塘前郡马梁祠内，“文革”期间，梁祠被拆，牌坊几乎毁于一旦，后由博物馆几经艰辛搬迁重建于祖庙大院之内。该牌坊立于梁祠，是因梁氏家族的后裔礼部主事梁焯，在明正德十六年得皂帝旨意升授承德郎，为炫耀这一升赏而不惜重金兴建的，是故龙风板的背面还刻有皇帝的“圣旨”和纪年。     

“寺工”小考

秦始皇陵从葬区出土的大批戈、矛、剑等兵器的一定部位上,刻有秦篆“寺工”字样作标记。 关于“寺工”,史无记述。 据秦墓竹简《工律》:“县及工室听官为正衡石赢(累)、斗用(桶)、升,毋过岁壶(壹)。”秦代县有“工室”之设。《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有“少府,秦官”,设“考工室”官署,汉承秦制,或其名略异,仍掌百工及官营手工业,制作兵器亦当其职。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考工室为“考工”。据《汉书新证》考工条下引再续封泥考略卷二第12页,有“左工室印”封泥,13页有“右工室丞”封泥。疑考工室在汉分为左右。     

“玺”之再识

“垄”是古代中国皇帝印章的专称，这为今人深信不疑。《古汉语常用字字典》释曰：“垄：印。秦以后专指皇帝的印。”（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现代汉语词典》亦云：“空：帝王的印。”（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中国文化之谜》第三辑（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传国玉皇何处寻》一文开箱也说：“奎是封建时代皇帝的宝印。”然而，这不冠前提的流行说法值得怀疑。因为，“至”在封建社会时期除了指皇帝的印章外，又可指：（1）太后印。如《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九年四月，“毒矫王御奎及太后变作乱”。（2）太子印．如《宋书·礼志》：“皇…     

一纸“盟书”的发现及其考析

这里介绍的是贵州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件文物,据我们所知,这是目前省内仅见的一件珍贵文物。此文物原件长30公分,宽21公分,系以贵州皮纸、石印仿宋体字印成。原件上共有199字,全文无标点,行文自右而左。首列有自治学社、宪政预备会、宪友会、宪政实进会、政学崇实会等五个组织,后署上述组织领导张百麟、朱焯、任可澄、杨昌铭、陈元栋、雷述等六人之名。其有“大汉贵州军政府枢密院图记”一枚,钤于张百麟、朱焯、任可澄、杨昌铭、陈元栋、雷述名下。“图记”长7.5公分,宽3.2公分,为阳文扁体宋字,周饰有(?)状纹,用朱红色泥印盖。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