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与服务型政权的建设——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再认识

精准扶贫不仅在解决中国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发挥作用,而且还应在推动中国基层的服务型政权建设,调适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为此,国家应该改变资源的输送关系,来推动中国基层政权由"给予型"向"服务型"方面转型,并通过建立"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协作机制,优化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和结对帮扶等制度来进一步密切国家与农民关系。     

解决“三农”问题的理性思考——乡镇体制改革——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体制保证

乡镇是我国社会的基础，乡镇政权的建设和运行能否适合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解决“三农”问题至关重要。需要我们对乡镇政权体制改革进行认真思考和积极的探索。     

从国家——农民关系的转型看“乡政村治”模式的困境

"乡政村治"模式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农民关系调整的一种具体探索,但"乡政"和"村治"作为两种异质体制共处于国家与农村社会的边界,在实践中显示了制度设计上的种种不足,而且在新的条件下"乡政"有变为自利性国家经纪的动因.这种体制困境要求对农村的治理模式进行制度创新.     

走向“行动的时代”:“问题与主义”争论后的一个倾向

“问题与主义”之争触及到一些时代关注的焦点,反映出“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异常丰 富而活跃的动态。与那次争论相关的一个后续发展,是“空谈”成风导致“实行”的凸显。一旦实干成为 主导的倾向,思想和知识都可能退居二线,甚至连“知识”本身的含义都可能转变。这样一种双重的转变 可能意味着读书人在整个社会中地位的下降,而那些欲追赶时代的读书人或不得不进行某种程度的自我约 束,甚至自我否定。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元议题”：何谓“社会” ？——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的多维性

在中国式国家治理的研究议题中,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元议题”。理解国家与社会之关系,需要建立在理解“国家”与“社会”概念的基础上。然而,学界对“社会”概念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导致了“社会”概念的“模糊性”,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基于此,以重返“元议题”的提法,引出“社会”概念的“模糊性”问题,在回顾中国学者引进、发展和批判“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之过程的基础上,从类型学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最有代表性的四个维度：组织维度的“社会”、治理单元维度的“社会”、本位维度的“社会”和总体性维度的“社会”,进而指出“国家”概念单维性与“社会”概念多维性之间的“维度错配”,以及这种“维度错配”导致的只见“经验切片”不见“生态系统”、概念创造的“内卷化”和衍生范畴的“模糊性”等问题。要进一步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的发展,为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下一阶段的研究必须增进“社会”概念理解的统一性和全面性,搭建起多种叙事框架有效开展学术对话的桥梁。     

“服务下乡”: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服务性渗透——兼论乡镇体制改革的走向

本文认为,国家力量向乡土社会渗透,进而对传统的分散落后的乡村社会进行改造和整合,是现代国家建构的一般趋势.除"政权下乡"等一系列国家控制性渗透外,中国还有一种特殊的国家渗透方式,这就是通过"七站八所"等机构,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在服务中将国家力量渗透于农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之中.正在进行的乡镇体制改革,不是简单地取消"七站八所",而要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完善乡村公共服务体系,通过服务重新建构国家权威.     

文学研究走向“后理论时代”了吗——“理论之后”问题的反思与批判

理论之后的观念的出场与热议不是理论本身的问题,而是当代西方学科互涉中所展现出的理论融通困难与阐释裂隙问题,也就是理论的限度问题,在中国则仍然是一个西方理论的本土接受与本土应用问题。面对后理论、反理论、理论的抵抗乃至弥漫甚久的理论危机论,仅着眼于某一人的观念还是远远不够的。对于理论之后,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描述作为一种理论的理论之后观念,需要的是对其所蕴含的理论发展脉象和思想裂变现实做深入研究,特别需要对理论发展范式做深入的考察。     

“本体论哲学”的发展,还是哲学形态的彻底革命——论理论与实际关系视野下的马克思哲学

寻求一个能够把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区分开来的哲学形态划分标准,正确解读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国内外学术界长期未能予以解决的重大问题。但不论是把哲学上的"两个对子"作为哲学评价标准的传统方法,还是近几年来一些学者用现代西方哲学或各种各样的"本体论哲学"来诠释马克思哲学的"新"方法,都不能使这一问题得到彻底解决,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解读马克思哲学基本精神的关键,也是划分两大哲学基本形态、区分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哲学的可靠标准。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出发,迄今为止的一切哲学,都可以划归传统形而上学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真正的马克思哲学)这两大哲学基本形态。只有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入手,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正确理解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从哲学形态的高度把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哲学区分开来,使目前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本体论情结"得到化解。     

后农业税时代农民政治认同类型的实证分析——基于粤湘川陕辽72个村庄的调查考察

实证调查启示,后农业税时代农民政治认同的类型悄然地发生了变化,呈现出复合型特征.这种变化从本质上反映了后农业税时代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所发生的根本性嬗变.农民政治认同类型的复合型特征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也并不必然地破坏社会稳定;相反,对社会秩序还起着一定的建构作用.因此,理性的态度应该是顺应趋势,加强农民政治认同的相应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构建合理的乡村治理体制.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工业革命与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型——“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中国的挑战与机遇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纷纷启动了"再工业化"的发展战略。这意味着,新一轮的产业革命不再是一种幻想,而是成为当今时代发展的主流。与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4.0范式略有不同,施瓦布从技术-社会范式入手,将这次产业升级界定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在物理、数字和生物技术的融合下所引发的一场深入的、全面的、系统的社会变革,它在内涵上不仅包含前两者,在意蕴上更为丰富和饱满。施瓦布坚信,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会对当前的工业、商业、政治、社会和国家治理模式等产生颠覆性影响,从而开启以智能生产、创新驱动、数字集成、共享经济、弹性工作和灵活治理等为核心特征的新范式。《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对于推动我国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到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到中国品牌、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价值。今后一个时期还应当从核心竞争力、实施路径、人口优势、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五个方面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为未来国家发展战略的整体转型提供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