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慎地渐进：庚子宣战前清廷对义和团策略的演变

以往关于庚子宣战前清延对义和团策略的研究过于侧重对上谕本身的解读,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当时不断变化的内外局势对清廷发布相关上谕的影响,以致无法揭示其策略复杂变动的背景。实际上,自1899年底义和团运动走向高潮起,清延对义和团的策略经历了一个相当谨慎的渐趋强硬的过程。尤其是1900年春天义和团向直隶中部发展后。在来自团民和列强两方的压力不断加大的形势下,清廷的上谕虽然在措辞上愈发激烈。又每每不忘提醒地方官员和统兵将领不得激变生事,显得十分矛盾和不具有可操作性,以致一些坚决主张剿杀的文武官员备感束手束脚。     

清代官员丁忧制度论略

清代官员丁优制度在前代的基础上发展得更为完善,清廷对官员丁忧时间有明确规定,丁忧官员范围较前代有所扩大,除了从前的汉族文武官丁忧外,还增加满、蒙、八旗官员的丁忧.由于满、蒙、八旗官员的特殊身份,导致丁忧官员的待遇也有所不同.此外,清延时丁忧官员管理的加强,充分表明丁忧官员对地方的发展稳定有重要的影响.通过对清代官员丁忧制度的研究,可进一步认识清代的汉化倾向和变革已经成为不可遏制的历史趋势.     

“东南互保”与袁世凯

1900年6月,局势急剧变化.清王朝中央以载漪、刚毅为首的顽固排外集团,取得了主导地位,左右了朝政.6月10日左右,义和团在他们“道引”下,大批涌进北京.16日,西太后任命刚毅、董福祥招募义和团成军.八国联军于10日从天津向北京进犯,17日,攻占大沽炮台.16日至19日,西太后召集四次御前会议,光绪帝、荣禄与许景澄等剿拳和洋的主张,未被顽固派和西太后接受.21日,发布宣战与招抚义和团上谕,开始围攻北京公使馆.23日,西太后任命载勋、刚毅为统率义和团大臣,把义和团纳入官家轨道.     

袁世凯与义和团

袁世凯在对待义和团问题上,是有一个转变过程的.从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任职至一九○○年五月前,袁世凯对义和团抱情理解和支持的态度,从五月份起,才开始了对义和团的屠杀.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六日,清廷任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二十五日,袁世凯到达济南,次日接管一切大权.半个月后,在给清廷关于民教之争的第一封奏折中,袁世凯写道:“伏查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原,实由地方卅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不能按照约章持平办理”,“良民郁极思逞,乃起而与教士教民为难”.     

清廷守旧派对义和团迷信的认可与利用

庚子年,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守旧派因在"废立"等问题上与西方列强产生积怨,欲借助义和团仇洋排外,在八国联军入侵的形势下,对义和团"神道灭洋"不仅表示认可,且欲加以利用。清廷守旧派认可、利用义和团迷信,引起其他官绅阶层的坚决反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政府统治危机因"庚子事变"而加剧的状况。     

乾隆朝驻防汉军官员出旗探析

乾隆朝令绝大多数福州、广州、京口等处驻防汉军官员出旗调补,而由满洲旗人充补驻防空缺。这一政策分两个批次进行,先由福州,之后推广全国。这一看似边防官员的调整,实际主要是清廷为解决京师满洲旗人生计所采取的措施。此措施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些满洲旗人就业事宜,但同时使汉军、汉人官员数量减少,地位进一步下降,其升迁途径壅滞,由此产生了对清廷的不满情绪,同时也弱化了边疆治理。     

清代皇权在官员处分中的决定性作用

明清时期,中国封建专制主义高度发展,皇权高度膨胀,成为中央集权专制政治的轴心。皇权不仅在政治、军事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在行政人事、尤其是处分官员方面反映更为突出,清代则更为明显。清朝统治者成功地制定了处分法规,创立了处分制度,赋予吏部、兵部处分大权,但是皇权在官员处分中依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渗透于处分的各个环节当中。运用档案资料,诸如《吏部处分则例》、《上谕档》、《宫中档》、《惩贪档》、《会典》等,可以比较全面地研究清代皇权在官员处分中的决定性作用。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与地方官员的博弈策略分析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是我国为缓解人地矛盾、解决土地资源供给与需求失衡而制定的一项政策.地方官员作为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其行为动机与行为模式对政策执行效果产生了直接影响.基于人性假设和公共选择理论,对地方官员、中央政府、地方民众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多重博弈关系进行探析,有助于透视地方官员的行为驱动力结构.为规引地方官员行为,推动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政策的顺利运行,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地方官员绩效评估机制、地方官员行为监督约束机制和地方群众民主参与机制.     

王爷纷争与义和团战争起源

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战争是中国历史的巨大不幸.这场战争在过去一段时间一直被解读为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稍后又被解读为愚昧民众的排外主义.其实,如果结合1898年后中国内部的政治发展,分明可以觉察到清廷内部各个王爷围绕着大阿哥事件的权力纷争始终左右并深刻影响看中外关系.义和团战争其实只是清廷王爷政争的延续,由内政而外交,再由外交反制内政,各国公使和各国政府不明底里配合了清宫内部的权力厮杀.     

义和团战争期间清政府“停还洋款”始末——以东南督抚为线索

义和团战争时期,清廷为筹备军饷,曾谕令各省暂停偿还所分摊的各项“洋款”,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东南督抚对此坚决反对,最终迫使清廷收回成命.“停还洋款”风波不仅反映了晚清中央与地方政权的政治博弈,也暴露出东南社会经济对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依赖性.     

资政院与清末的制宪活动

清末设立的资政院是清政府在仿行宪政过程中设立的一个重要的立法机关。虽然资政院院章 规定该院没有制宪权,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资政院在实际运转过程中,由于清廷不断发布上谕而逐渐 获得了制宪权,参与了清末三部宪法文件的制订,从而成为清末最重要的制宪机关。     

唐初地方官员与社会发展

地方政权是国家政权统治的基础,唐朝统治集团十分重视地方官员的作用。在唐初盛世的形成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地方官员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政绩突出表现在,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与发展,开拓边疆,促进和巩固民族融合等方面。     

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

中国的腐败情况是比较严重的,而地方政府官员是其中的腐败主体。为什么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尤其突出呢？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认为由于地方政府官员偏好的异化、信息的不对称和考核的困难、地方政府官员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和资源控制权、反腐支出的巨大性和反腐预算的有限性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很多地方政府官员最终走向了腐败。因此,要根治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必须要从委托代理链条入手,建立健全相关制度。     

官员权力的社会目标--关于不断推进官员权力良性运作的社会学思考

社会运行离不开官员权力,官员权力对社会运行具有正反功能,为了推进官员权力的良性运作,必须明确官员权力的社会目标.本文通过文献、实践和体验等丰富材料,对官员权力的社会目标和实现杠杆作了社会学论述,有助于推进当今世界官员权力的良性运作.     

“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研究

"问责官员"的悄然复出对我国刚刚建立起来的官员问责制构成了极大威胁,使其权威性受到挑战和破坏.尽快完善我国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已经成为当前的紧要任务.在现有官员问责法律框架内,涉及官员复出的内容所占比例偏少,也较为原则,操作性欠缺.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建设应纳入法治化轨道.     

清代雍正朝对违限逾限官员的处分及成效

行政效率是政府治政水平的具体体现,行政效率高,表明政府的执政能力强,反之则表明政府的执政能力弱。雍正帝即位以后,意识到从中央各部院机构到地方各衙门机构,行政效率不高。为此,针对当时行政机构官员违限、逾限的普遍状态,雍正朝从制度规定到实际执行,对违限、逾限官员予以严格处分,以期改变效率低下的政务状态。与此同时,清廷又调整行政效率方面的诸多不妥规定,以达到既合理处分官员,又有效提高行政效率。     

地方利益、政府利益与官员利益——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经济分析

地方政府行为具有明显的利益取向性,地方利益的最大化是地方政府行为的合理化目标。但现实中,由于制度安排中的缺陷和政府官员的经济人特性驱使,地方政府行为的利益回报会分化为地方利益、政府利益、官员利益三个层次。地方总利益的渗出会降低地方政府行为的行政效率和地方经济的产出水平。地方政府利益和官员利益的膨胀首先归因于目前地方政府行为的制度环境,同时与转型期我国政府官员的从政心态密切相关。提高地方政府行为的效益水平,优化利益结构,需要标本兼治,关键是改进和完善地方政府执政的制度环境。     

稳定焦虑、风险转嫁与官员不作为——基于“社会中的国家”视角的透视

官员不作为之所以普遍发生,根源在于国家与社会对官员积极有为的激励失灵。从"社会中的国家"视角分析,社会在转型期容易形成向国家转嫁风险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国家在转型期则因为稳定焦虑感的上升而对社会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不应有的容忍空间,这在两个方向上都对官员积极作为形成了负面激励,导致官员普遍采取能够降低追责风险的不作为策略。官员不作为的破解必须寄托于一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性化建构,其中的要点包括要建立一种以依法治理为核心的国家治理格局、国家应适度降低社会转型期的稳定焦虑感、厘清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责任边界,以及夯实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机制等等。     

城市运动中的地方政府与社会——基于N区业主维权案例的分析

业主维权已经成为当前城市抗争运动的重要形式.对S市N区三个城市业主维权案例的观察,发现在城市业主维权运动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在与维权精英的博弈中采取了区分性回应策略.而策略的选择受制于三个变量:维权事件的起因与性质、维权领袖的构成、维权者的行动策略.研究还发现,新社会阶层和离退休的老年人日渐成为维权行动的主体.地方政府利用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变换各种策略,如吸纳与协商、压制与分化、组织动员与利益补偿等,用以平息不断加剧的业主抗争行动.     

风险、制度与激励:官员避责策略的解释性框架——以A区应急管理局为例

近年来官员避责现象在基层政府中有所蔓延。基于长三角C市A区应急管理局实际运作的案例分析结果表明，官员普遍通过监管风险减持、文件通知到位和任务照单执行等策略避责。官员避责策略是风险环境、制度条件和激励来源交织的结果。风险环境外在催生官员避责取向，制度条件对官员避责行为起到软约束及硬加剧的作用，激励来源则内在激发了官员避责动机。对于官员避责现象的治理，一是要靶向施策，以工作环节的性质和影响决定责任的归属以及规制的方式；二是要根源施策，增强治理水平以克服风险特性和风险规模带来的避责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