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玉裁古音学浅说

段玉裁分古韵十七部,"支"脂"之"三分、"真"文"分立、"尤"侯"分立,是其重大贡献。他提出了"本音说"、"合韵说"、"同入说"、"变迁说"等,对古今语音内部的发展规律作了深层的探索。段氏第一个系统地把古诗押韵和文字的谐声系统结合起来进行上古音研究,他能以发展的观点看待语音的历史,为古音学研究开启了比较科学的研究思想和方法。     

段玉裁异部假借考察

段玉裁提出古异部假借转注说,承认了异部假借的存在。通过分析段注中1 200组假借字组在其古音十七部中的韵部归属后发现,其中存在176组异部假借字,占比15%。异部假借字组间的语音关系符合段氏的合韵说及异平同入说理论,这为假借字语音关系的分析和阐释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     

不校校之还是断以义理？——论段玉裁与顾广圻之争

清代乾嘉年间有几段著名的学术论争,其中之一就是段玉裁与顾广圻的论争。段、顾二人原本情谊笃厚、近于师生,但却在周代学制问题上发生分歧,往来笔伐以致决裂。本文试图通过对二人相交过程及论争详情进行梳理,寻找出段顾之争的原因与影响。     

段玉裁假借理论与实践的再认识

段玉裁提出了假借理论的“三变说”,其所认同的假借包括字假借和部件假借、音同音近相假和形近相假、本无其字假借和本有字而代之的假借、引申假借和真假借、转移假借等类型,并在《（说文解字）注》中多有发挥。段氏的假借所包含的内容无疑过于宽泛,但他提出了大量假借事例,用假借为训诂,跳出了字形,运用因声求义的方法解读词义,这些做法无疑是可取的。     

段玉裁古音学的理论建树

段玉裁的古音理论是个集大成的体系,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对古韵演变规律的认识,包括古韵分期论、音转说、音变说、古声调论等;一是对古韵分部基本前提的总结,包括古韵至谐说、合韵说、同声同部说等。该体系的建立,对清及后世的古音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述评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主要成就有五项：一、增删改订,做了大量恢复许书原貌的工作;二、阐释义例,增强《说文》的可读性;三、分析六书,剔发出某些深刻意蕴;四、因声求义,丰富语言学理论;五、训义细密,推动训话学的发展。段氏形、音、义三者互推求的理论与实践,在我国传统小学历史上有继往开来之功;其对于词义引申的分析,几乎面面俱到,则为此前所未见;其将“主动·被动”、“以动兼名”等语法概念纳入引申,也充分表现出先知的睿识。段氏的缺点主要是有时在没有充分根据的情况下擅自改动《说文》。     

段玉裁氏族与清代经学及文学

在清代镇江府的文化版图上,金坛段玉裁氏族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段玉裁幼时跟随父亲读书,后师承著名考据学家戴震,在朴学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就.段玉裁及其子女均能文,段氏外孙龚自珍既是著名的今文学家,又是颇负盛名的诗人.段玉裁氏族在清代学术文化史上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     

镇江金坛段玉裁家族文学创作考论

清代朴学大家段玉裁在学术文化方面造诣极高,同时亦有文集<经韵楼集>传世,从中可以看出其文学成就亦高.段氏之女段驯亦能文工诗,段氏与仁和龚氏联姻后,壮大了家族力量,诗礼传家,一门风雅.段氏外孙龚自珍幼年从外家学习<说文解字>,后转从刘逢禄习公羊之学,转益多师,形成了新的师承关系和学术渊源,并将一己之思想、情感皆付诸文字,对中国近代思想界启蒙和近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段玉裁诗经学论略

乾隆朝诗经学总体特征为宋学渐弱而汉学渐强,嘉庆朝诗经学则汉学渐微而宋学复兴.段玉裁诗经学著述之成就许为乾嘉诗经学之代表,当无不可,甚或为"诗经清学"之健者,亦非夸词.段氏<诗经小学>与<毛诗故训传定本>为其诗经学成就之杰构,无论校订文字或经义阐释均为后世之法则.     

论段玉裁校勘学之特色

段玉裁一生校订古籍数十部,具有丰富的校勘实践,对校勘有着独特的认识,并曾与另一著名的校勘学家顾千里展开过持久的学术论争,留下了十多篇校勘文章,被誉为"理校"的巨人。本文以清代学术为背景,结合段氏的学术理性、知识结构等,探讨传统文化语境下段玉裁校勘学的特色,认为清代学术范式要求他以"求是"为目的,规定了他的校勘目的必然为"定是非",段氏的校勘理念导致了他采用"改字"的处理方式,而段氏的学术素养、创新精神,也将理校推到了一个高度。     

阮元在中朝关系史上的若干事迹考述

清代大学者阮元与金正喜、柳得恭和朴齐家等朝鲜著名学者均有交往,堪称清代对朝鲜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中国学者之一。朴齐家、金正喜、李尚迪三代朝鲜学人,都深受阮元的影响,在经世致用之学或考据学方面留下了许多重要著述,并对阮元的学术成就和思想在朝鲜的流播以及发扬光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蒙元政权的儒化历程与程朱理学的官学化

元代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它以漠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最终建立了一个大一统帝国。为了巩固大一统帝国,蒙元统治者尤其是忽必烈主动认同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推行汉化政策,由此赢得了中原地区民众对其政权的文化认同。蒙元政权对儒学非常重视,在金、辽、西夏汉化的基础上,主要推行南宋地区所流行的程朱理学,而摒弃辽、西夏、金所推崇的章句注疏之学。蒙元政权经过长期的努力,尤其借助金朝儒士大夫向以元大都为核心的北方地区传播,最终确立了理学在学术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成为元朝的官方意识形态。     

元代科举与程朱理学关系探析

元朝建立之后,蒙古贵族长时间停开科举,士子通过读书应试博取科举功名入仕的通道被彻底阻断,士子们读书、研究的功利目的因此减少了,这为元朝科举以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作为考试标准奠定了学术基础。与此同时,士子们学习儒学、程朱理学的热情显著下降,导致读书人的数量明显减少。理学家不仅是元仁宗恢复科举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程朱理学成为科举考试内容的设计者。科举恢复以后,程朱理学的官方思想地位得到稳固,这对程朱理学的发展有直接的推动作用。然而,士子们为获取科举功名而学习程朱理学,与真正潜心研习程朱理学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尤其是部分士子将程朱理学视为谋取利禄的手段,使程朱理学失去了发展的内在动力。     

辛亥年袁世凯出山史实考述

辛亥年袁世凯出山已被人们进行过不同的解读:有的认为由于清廷没有满足其条件而不愿出山,有的认为袁世凯一出山就怀有异志,等等。其实,袁世凯自始至终没有拒绝清廷,相反他一开始便作出积极效命的姿态,为此还作了充分的谋划。     

元明清时期傣族法律文化的变迁

元明清时期傣族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作为社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傣族法律文化,在这一历史阶段也发生了变化,法律文化性质由早期的奴隶制性质向明代以后的封建领主制变化;法律形式从习惯法向成文法发展;法律文化多方面内容和特征也就随之发生了变迁。     

元代南北文化交流对丹溪医学的影响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丹溪医学的源流发展进行探讨,分析丹溪医学形成、发展的历史社会背景,认为元代南北文化交流,以及金代北方医学与南方探究“天人之理”的朱熹理学二者的结合,是丹溪医学形成的重要因素。通过丹溪医学,能清晰地感受到元代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气息,其背后折射出来的是社会文化的内涵。     

论元代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及其与汉文化之关系

元代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以其显赫的地位与权势,深受汉文化之影响,结交和提携了一大批汉族文人学士,召集了“天庆寺雅集”等,对元代蒙汉文化文艺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其进行研究,在整个元代蒙汉文化关系及元代艺术史研究方面具有学术价值。     

晚清政局下的张謇与袁昶

张謇和袁昶是晚清史上的两位名臣。自1880年两人初识到1900年袁昶被杀的20年间,他们合作共事,对晚清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言论和主张既影响了东南督抚,又影响了朝廷中枢,在变数不定的晚清政局中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相知相交、合作共事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元朝、清朝治理云南边疆民族思想之比较

作为先后在中原历史舞台上出现的两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元、清统治者在治边思想上有着相似的地方。但由于所处时代以及面临的时代问题不尽相同,元、清统治者在对云南边疆的认识及治理思想上亦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受治边思想的支配,就使元、清两代在经营云南地区的具体做法上既有相似之处即清对元的继承,也有清朝基于时代的发展而具有的一些独到之处,表现出历史发展的阶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