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事”新说

“指事”定义“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中的“识”历来被理解为“认识”,造成定义语义重复,分野不明确,分类也颇多分歧。“识”当作“分别、分辨”讲,“视而可识”是说可以从形体上将一组关系字分别开来,“察而见意”是说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出字的意义指向。这样理解,指事字的范围和分类都比较明确。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胡锦涛“两个趋向”论断及其政策实践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大提出的“两个趋向”论断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既是对我党一贯以来的“农业是基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同时也是对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之后宏观战略走向的思考,更是对新时期我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坚定。“两个趋向”论断从打破平衡发展到回归平衡发展,突出强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标志着过去我们“城乡分割”、“城乡分治”的体制和政策的终结,城乡统筹发展的新体制、新政策的开始。在“两个趋向”论断下的指导下,我党在新时期主要通过落实农村减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积极的公共财政政策三个方面来推进城乡协调发展。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一种经济伦理学观点

从经济伦理学角度来探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客观地思考“以德治国”的意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些争议问题。文章探讨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含义及二者的关系, 分析了经济伦理学兴起的原因,论证了经济伦理研究和实践能够与“以德治国”相互促进。     

从“独白”到“交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

面对当前新的形势和新的使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面临范式危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从“独白”走向“交往”的转换迫在眉睫。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的理路应当是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从“成材”走向“成人”、从“教材”走向“文本”、从“理论世界”走向“生活世界”。     

“乡下人”的自由主义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艺术创作既表现出与其他自由主义作家共通的一面,又体现出其作为“乡下人”的鲜明特色。对文学作为艺术本体的坚持实与其强调“偶然”、“情感”、“原料”的思想认知系统与信仰世界相关联的,同时也是其作为“乡下人”自由主义立场在创作上自然而然的表现。     

“经济人”假设存在论新思考

对“经济人”假设的讨论可谓是老生常谈，但“经济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继续生存时频频遭到来自不同领域的批判又迫使对“经济人”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经济人”假设能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生，在当前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文章从“经济人”的存在入手，分析“经济人”存在的合理性，批判“经济人”的泛化，最后提出“经济人”存在的合理方式。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先唐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兼论文学文本的“不可靠性”问题

在中国古代特殊的学术环境中,文学文献多数脱胎于经史文献。经史与文学文本都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特征,这使“原始文本”不断衍生出多层次的“次生文本”,从而造成了文本的“不可靠性”。但是,文本的“可靠”与“不可靠”是相对的。对文学而言,“完整性”与“碎片化”,恰恰是文学文本产生的主要动因。文学文本的研究有其特殊规律,“不可靠性”并不妨碍文学研究的进行。     

“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研究

“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是“新批评”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一定的契机下,中国学者开始译介“新批评”,主要集中在艾略特、瑞恰慈作品的翻译与介绍上;通过展示早期译介的基本状况,对“新批评”引入中国的文化语境及译介策略进行反思。     

理论创新的伟大典范——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到“三个代表”的思想

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是继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 ,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面对国内外的理论与现实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挑战,使这种主导思想遭遇了尴尬的现实局面。分析纷繁复杂的理论界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要求我们必须在学术性与思想性的辩证观下,坚持这种主导思想毫不动摇。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了党与社会主义休戚与共关系的学说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与邓小平理论关于党与社会主义休戚与共关系的学说,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和保持党的先进性的辨证统一关系。邓小平理论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主要是从客体方面规定了党的目标和任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要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侧重于从主体或人的方面规定了党的性质和特征。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若干基本范畴

从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角度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重要的视角。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系内容、核心、始点、精髓、主题、主体、三个规律、真理与价值等基本范畴的特点入手,阐述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与邓小平理论的"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关系,有助于使人们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也有助于把握其真谛,释疑解惑。     

论“三个代表”对“两个基本问题”的新突破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 ,在社会主义基本问题上对邓小平理论做出了重大发展 ,在党的建设基本问题上对邓小平理论做出了突破性的发展 ,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阶段、新意境。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 体系,它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为理论前提,以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为依据,以中国共产党人的 创新精神为内在动力,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试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它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如“发展变化”、“民本”和“自强不息”等重要思想。在根本上,它体现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般特点,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新发展。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章入宪的战略意蕴--兼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新形态,被写进党章和宪法之中,实现了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反映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体现了党对"三大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揭示出依法执政思想与依法治国理念的有机统一.在当代中国,确立并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中的根本指导地位,就是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具有重大的政治战略意蕴和深远的历史意蕴.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探源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它继承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继承了弃旧图新求发展的实践特性,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从列宁思想建党原理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基础。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地回答了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 ,是对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建党学说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