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者的马克思主义——葛兰西的内在主义探析

葛兰西的内在主义具有直指改变世界的实践意蕴。在对宗教的批判、对历史唯物主义阐释的反思以及实践哲学建构等问题上,葛兰西继承了“内在性”与“超越性”的二分法,力图排除马克思主义解释中的神秘主义要素,展现出独特的内在主义立场,强调“现实的主体内在于政治—历史”以及“现实的主体内在于哲学—历史”。葛兰西的内在主义体现出其具有“行动者视角”。这一视角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既往解释世界的旁观者立场而直指改变世界的行动者立场的本质内蕴得以显明,而这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无疑有着非常积极的启示意义。     

从对立到互嵌：制度与行动者关系的新拓展

制度与行动者的关系是制度学派开展研究无法逾越的核心议题。文章主要从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梳理了老制度主义社会学关于制度与行动者之间关系的主要观点,审视了新制度主义在制度与行动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上对老制度主义的承继与超越,并由此认为：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与行动者关系的阐释更加精致与完善,不仅拓展了理论研究的视野,也增加了现实的解释力,为新制度主义研究的完善与拓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针对我国正处在制度变迁之下这一背景,文章在现实中考察了制度和行动者的关系,以求为转型时期我国如何设计更合理的社会制度提供参考。     

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内核及其对廉政建设制度实践的启示意义

新制度主义在当前制度研究领域居于主流地位,其有别于设计和追求美好制度体制的旧制度主义,并在批判"低度社会化"的政治学行为主义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对新旧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进行梳理发现,存在着行动者从缺席到复归的发展脉络。新制度主义内部存在诸多分歧,但这些基于不同本体论、认识论的分支学派却共同关注于制度中的行动与理念因素,新制度主义之理论内核即为重新发现并诠释制度与行动者间的辩证互动关系。新制度主义对行动者及其理念的关注使其超越了结构与行动、制度与观念二元对立的思维,不仅在方法论意义上具有革命意义,也增加了制度主义进路的解释力度与范围;不仅使制度研究更加接近于真实的制度世界,也在弱化制度刚性约束的同时,增强了个体对制度规范的认同与承诺,最终提升制度实践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内核为分析当前廉政建设制度实践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并对构建新的廉政建设制度空间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戊戌变法与中国近代的政治制度变迁——以历史制度主义为研究视角

在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视角中,制度替换往往发生于旧制度危机日益严重并将发生崩溃的"临界点"时期,决定政治走向的行动集团如果把握了行动的主导权,就可能在制度变迁中成功实现制度创新。1898年的戊戌变法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来突破中国封建王朝路径依赖的惰性,把中国带入民主宪政的轨道。从新制度主义视角分析,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集团是晚清政治舞台上势力很弱的政治集团,其先天不足的因素包括组织涣散、意识形态凝聚力与整合力不足、改革所需的资源匮乏以及臣民文化对变法的阻滞等,这些都决定了戊戌变法不可能完成近代中国制度创新这一伟大历史使命。     

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发展与转型:一个制度主义分析

社会福利研究中不仅存在制度主义理论而且具有丰富画面:包括对再分配资源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要、实现公民权利、社会福利发展与类型规则的研究。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发展基本可以划为发轫期、发展期、快速发展期和重大转型期。通过对这几个阶段的制度分析,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在政治制度发展、经济制度发展和社会福利制度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可发现国家在福利提供责任、社会福利接受人群、社会福利制度类型等方面的变迁;其中有与西方社会福利发展相似之处,也有中国社会福利发展的独特轨迹。     

组织分析制度主义的发生路径、内在逻辑及意义评析

组织分析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关键分析路径与重要研究派别,从文化及认知角度阐释制度的结构性影响,凭借独具特色的合法化制度逻辑,充分解释社会秩序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组织分析制度主义从社会学制度分析传统与卡耐基学派的研究成果中汲取资源,诞生于组织理论分析范式转换与研究议题拓展的理论背景之下,在认知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现象学社会学的推动下,围绕组织同构问题形成文化及认知研究取向的学派身份认同。组织分析制度主义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分析层次保持连贯的理论逻辑,促进制度个体主义、方法论制度主义、认知过程研究等方法更新,持续探索合法性的来源与类型、组织形态变化与制度环境的内在关系、制度变迁的内生性与外生性方式等议题。客观评价组织分析制度主义的学术地位、理论观点与研究特色,需在归纳组织分析制度主义的理论贡献和研究不足的基础上展望其发展前景。     

制度的虚置与行动者的缺席——基于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问题的分析

对于当前行政问责制的现状,人们普遍提出了异体问责的主张。同体问责是必要的,但同体问责的弊病既是客观的事实,也是制度决定论及想象的结果。无论是同体问责还是异体问责,都面临着制度虚置和行动者缺席的问题。推进行政问责,发展和完善相关的制度安排非常重要,但行动者是能动性的要素,必须要寻找激励行动者的方法,激活潜在的问责者。     

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生成逻辑:制度空间与制度规引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以经济性放权为主线,展现了央地政府间的纵向权力分工关系的互动变化,这种变化虽然也存在因具体治理情境而发生过先放后收的情况,但经济性放权逻辑自始至终在持续,且经济性放权又逐步促成了政治性放权。伴随这一逻辑持续作用而至复杂制度变革,既为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生成提供了巨大制度空间,又通过制度本身的规引作用实现了对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型塑。制度空间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的主动性制度变革创造的制度空间,以及制度移植中多元博弈与制度非耦合状态客观创造的制度空间。制度规引包括正式制度的规导和非正式制度的浸润。正是制度空间的环境条件及制度本身的规引组成了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生成线索。     

精英吸纳机制与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衰——以法国大革命前的捐官制度为中心

以佩里·安德森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绝对主义国家”的研究中十分强调贵族统治者在资本主义过渡阶段的作用,而波旁王朝捐官制度的发展变迁,能够从精英吸纳的角度,更充分地展现绝对主义国家兴衰的过程和原因。由于兼具精英吸纳和财政金融两种功能,捐官制度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不仅遏制了传统土地财富所有者向新兴资本家的转化,还将新商业财富的所有者逐渐改造为团结在绝对君主身边的新贵族群体。然而,连续几十年的王朝战争透支了捐官制度在调控国民财富上的能力,开始出现社会越来越富、政府和统治阶级越来越穷的现象。捐官制度逐渐退化为小吏敛财的保护伞,以及贵族自我标榜、自我封闭的工具,彻底丧失了它在精英吸纳上的作用。在支持和煽动第三等级的过程中,捐官贵族逐渐暴露了自身的脆弱性,致使君主立宪改革演变成了激烈的民主革命,给法国的绝对君主制带来了致命的一击。     

理解制度：对政治学中制度研究范式的再思考——兼论新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差异

制度是政治学的一个主要研究对象。但是制度研究范式在政治学的不同发展时期却有着不同的境遇。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特别注重对宏观静态制度的研究,坚持“制度决定论”;而行为主义政治学却抛弃了制度,把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作为了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对旧制度主义政治学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范式进行合理扬弃之后形成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又将制度研究重新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了制度研究的新范式。     

司法能动与职权主义——以民事诉讼为中心

司法能动不仅存在于作出实体判决层面,其在诉讼程序领域同样也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因为完整的司法权从来都应当包括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将法官的程序性职权排除在司法权之外是对司法权的不当切割.程序性司法能动在我国现阶段有着强烈的现实需要,其重要表现形式是法官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而法官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又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重要指标.在民事诉讼领域,司法能动与职权主义相辅相成.职权主义为司法能动提供了其运行所需的制度空间,法官根据案件具体情形主动调查收集证据的过程就是彰显司法能动理念的过程;司法能动的提出为职权主义的回归提供了契机,其有效运行是职权主义得以发挥实效的关键因素.     

医生对患者的信任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基于制度主义与文化主义的视角

医患信任是医患双方的相互信任关系,以往更多关注的是患者对医生的信任（简称患者信任）,忽视了医生对患者的信任（简称医生信任）。基于深圳市8个行政区共37家医院的抽样调查数据,呈现了医生信任的现状。研究发现：医生信任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制度主义视角上,公立医院、越高等级医院的医生对患者拥有较高的信任水平;日均工作时长、职业倦怠对医生信任具有显著的消极效应。文化主义视角上,一般人际信任以及对媒体医患报道的信任均可提升医生信任水平;开放主义和自我超越价值观对医生信任也具有积极影响。这些发现意味着提升医生信任既要重视制度主义因素,如降低工作量、提升职业效能感等,也要重视文化主义因素的长期积累,如提升整体社会信任水平、提倡积极的文化价值观等。     

韩国由权威主义向政治民主化转型的回顾与思考

80年代末韩国实现由权威主义向政治民主化的转型 ,这是韩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权威主义统治日益腐败的结果 ,而民主化运动的不断高涨则是促成政治转型的最直接原因。从韩国政治转型的过程中可以得出两点教训 :一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 ;二是发展中国家在选择自己的政治模式和发展战略时 ,必须根据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现状建立和发展适合自己的民主政治形式     

人大代表述职制度实施的要素分析——以W县为例

人大代表述职是在法律规范的原则性要求下,实现选民监督人大代表的制度性创新活动。在对实施该项制度比较成熟的W县进行实地调研后发现,人大代表述职制度的成功创设与实施至少有三个要素：行动者、制度资源和权力关系。其中,行动者特别是作为制度发起者和设计者的人大常委会具有主动拓展行动空间的强烈意愿,在已有的法定权力和制度资源中,人大常委会能够寻求到行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并能妥善处理人大常委会与党委和“一府两院”的权力关系,从而获得了必要的支持和配合。     

行动者为导向的发展社会学研究方法——解读《行动者视角的发展社会学》

行动者为导向的发展社会学研究方法,试图从微观角度入手,通过理解个体动机、目的与兴趣来研究和解释宏观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目前,行动者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在西方学术界得到广泛应用,其中荷兰社会学家诺曼·龙(Norman Long)基于长期的实践研究与理论思考,完成了<行动者视角的发展社会学>著作,提出"行动者为导向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运用行动者为导向的视角,可以使我们很好地洞察社会构建和重构过程,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小范围内相互作用的社会设置或场所是如何与更宽泛的结构网络、资源场域、关系网络发生互锁的.这一研究方法提供的是一种解释"特定社会形态是如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活世界中形成并运行"的概念以及方法论框架.     

制度变迁的运作机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考察

历史制度主义从历史观和制度观的双重视角理解制度变迁问题,把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变迁看成一个整体的演化过程。运用过程分析方法,考察历史制度主义理论视角下制度变迁的运作机制,可以分为作为制度存续历史过程和宏观背景的稳定阶段、向阈值临界点位移的变迁前奏阶段、遵循路径依赖进行变迁的正常时期和制度意外断裂的异常状态。然而,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对制度变迁的解释也存在一定限度:一是如何处理宏观结构与微观细节的关系问题;二是案例总结的归纳方法缺乏普适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     

听证事实主义及其局限性——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听证事实主义强调法院的裁判要以法庭听证的事实为依据,强调审判的直接性和亲历性,因而被广泛认同。但是,听证事实主义在当代,既有制度环境上的局限,也有来自生物智能的挑战。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修改时应当认识并注意克服这些局限性。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政制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野

在历史制度主义论域中,在旧制度因环境变迁和危机恶化而发生断裂或崩溃的"关键节点"时期,掌控创制主导权、决定政制走向的往往是政治博弈场域中的强势行动集团。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中国政制变迁史上打破了王朝循环的路径锁定状态,把中国政制强行拉出了帝制轨道,引入宪政共和的探索之路。但是辛亥革命未能有效地确立民主共和、完成现代宪制的路径塑造。究其原因,就在于以同盟会为主体的政制创新行动集团属于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弱势行动集团,其行动资源的匮乏、组织结构的溃散、意识形态的虚弱,决定了其无法在专制文化积淀深厚的近代中国成功地创建现代宪制、巩固民主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