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处理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在飞速发展的当代世界,各国的执政党经常会遭遇各种意想不到的危机,对现行政府和执政党会造成巨大的压力。因此增强危机处理能力是新时期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迫切需要,因为我国正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本文从六个方面探讨了新时期如何大力增强危机处理能力,从而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论新时期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与强化执政权威

执政权威的塑造和强化是执政党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一定意义上,执政党执政能力的强弱和执政权威的塑造与强化成正相关变化,执政能力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权威的强化必须加强五个方面执政能力建设: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加强利益综合;建立利益保障机制;反对官僚主义和坚决惩治腐败;培养、提高国家认同意识,推动祖国统一大业。     

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升党的竞争力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升党的竞争力,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内容,也是各国执政者必须重视的首要问题.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升党的竞争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根本指针,以强化执政意识为基础和前提,以加强"五种能力"建设为重点,以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为关键,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为手段,以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为保障全面推进.     

推进社会制度化建设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随着我国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进一步推进社会制度化建设 ,已成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而党的自身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则是关键。     

简论邓小平关于执政党如何提高执政能力问题的理论贡献

邓小平关于中共作为执政党如何提高执政能力问题的理论探索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的关键在于提升执政党干部的文化科技素质 ;二是政治体制改革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     

“三个代表”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党的十六大要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三个代表”为指导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 ,应对国内外形势的挑战 ;以“三个代表”为指导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 ,改进党的执政机制 ;以“三个代表”为指导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维护稳定，构建和谐的社会发展环境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稳定有序的社会，维护社会稳定，保持社会安定团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途径，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前提。如何确保社会长期稳定，取得一方平安。重要的是正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和规律，妥善解决本地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积极化解各种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重要的是要不断提高各级政府构建稳定社会的能力，     

执政文化与执政能力

执政文化是贯穿于执政系统和执政过程中的一套赋予意义和秩序的思想、观念、原则、态度、情感、评价等心理倾向和价值取向,是执政思想和制度的凝聚。执政能力是指执政党掌控国家政权和运用国家机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本领。执政文化和执政能力紧密相联,是执政主体的内在素质和外在水平的两个方面。提升执政文化素质,是提高执政能力的应有内容和必然要求。目前,一些执政者综合性执政文化素质不高、导致执政能力不强的问题比较严重,必须加强执政文化建设,提高干部的执政思想文化和执政法制文化素养,增强执政能力。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政党自觉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主题,是执政党自觉的体现。同时,贯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实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完成“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也离不开执政党自觉。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只有通过增强自觉性,体现和保持先进性,才能使党始终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经济发展

保持稳定的社会环境，是推进改革、加快发展的基础。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站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把社会稳定工作做好，为更快更好地推进改革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各级各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     

从美国网络化社会合作治理经验看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美国社会管理体制网络化合作治理的经验在于:以政府再造过程为动力原点,社区自治为平台,非营利组织体系为经纬线,建构从公民个人到社区组织,从地方政府到联邦政府等多重社会主体,扎根于基层社区,联接于非营利组织网络,以基层社会需求为重心,平等合作,形塑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的多重网络,以替代官僚制支配、控制之下,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单一化、垂滴式的模式.对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启示在于:以政府重塑的过程,向基层社会授权,推进民间组织生长,建构中国的网络化社会合作治理格局.     

中国共产党执政法制化路径选择

依法执政主要就是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执掌和行使执政权力,实现执政方式的法制化。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要形成依照宪法、法律和党规党法行使执政权的行为方式及其习惯,要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健全党内民主制度,逐渐实现执政方式的制度化程序化。     

乾隆朝殿试策问考题研究——侧重与当时社会治理的关系

清代乾隆朝共进行了26次殿试。殿试形式为策问,策问考题涉及治国方针、官风吏治、民生、漕运、水利河工、儒学、士风士习、民风民俗,书籍修纂、边备军事、对外贸易等内容。乾隆朝殿试考题,既有考核人才的作用,也有借此寻求社会治理之方的功能。此外,因乾隆朝统治前、后期形势的不同,题目尽管围绕社会治理而言,但重点却有所区别,反映出了当时国家的社会控制能力减弱、乾隆帝对吏治败坏的忽视与无为等诸多问题。而乾隆帝通过殿试策上传递出的这些侧重与偏好,与当时的士习官风,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     

关于半总统制体制的类型和稳定性分析

伴随越来越多新兴民主国家在政治转型时实行半总统制,如今半总统制体制日益成为比较政治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学界从不同角度对半总统制加以定义并进行类型分析,其中魏玛共和国是历史上的典型案例。魏玛共和国的经验教训和各国的政治实践表明,一国的权力关系结构和制度设计关乎该国政治运行的走向,权力关系结构过度分散和政党政治的过度分化不利于政治的稳定发展,尤其不利于民主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政治的稳定发展。     

社会资本、治理结构与家族企业代理问题

传统委托代理理论对于家族企业代理问题的研究忽视了家族企业成长的动态性和代理目标的多元性,而且缺乏对家族企业外部代理问题和相关治理的关注。本文从治理范围和治理方式两个维度,将家族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分为四种类型,并提出了家族企业的社会资本治理模式。在社会资本治理模式下,家族企业应对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采取不同的委托代理安排:在企业内部,对于家族经理人员,用"价值观治理"来超越个体的"权威治理";对于非家族经理人员,通过泛家族化构建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长期信任。在企业外部,应当通过扩展的家族企业网络来降低代理成本,提高组织的交易效率。     

社会稳定问题预警研究初探

以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为关切的社会稳定问题,在微观层面上因为政策过程不完整、政策导致的利益分配差异化而形成,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问题的问题域.户籍、政策稳定程度是政府界定问题域的基本维度,前者限定了与社会稳定问题密切相关的公共品提供的范围和程度;后者限定了既有社会稳定问题和现有社会稳定问题的性质和范围.社会预警指标体系设计应关注预警层次、指标定义、主观指标、逆向指标、指标相关性等问题,相应的信息系统还存在缺乏整合、覆盖面不足的问题.     

论社会变革中的政治社会化治理机制

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政治社会化是社会政治生存环境与个体政治生存需要的统一,以秩序性统治或治理为终极价值关怀。现代社会变革呼唤着政治社会化的有效治理。跳出时下政治社会化研究的微观情结,以政治控制场域为限度,从营造良性的宏观环境和建构高效的具体治理模式的视角,探讨社会变革中的中国政治社会化治理机制,有利于推进我国公民政治社会化进程以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     

当前中国社会抗争研究:基于抗争性质、动因与治理的分析

当前中国的社会抗争有其必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成因,在性质上是基于利益博弈的底层抗争,具有内在结构和正反功能。社会抗争的生发原因和动力机制是抗争政治研究的重点。学界在借鉴西方概念和范式的基础上,进行了诸多本土化的理论尝试和经验解读,适应了中国社会抗争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特殊性。以上两个方面的最终落脚点是社会抗争的治理,使抗争达到有序化、有益化的效果。为此,要在治理的理念、主体和内容上进行总结和反思,尤其在当前中国的党、国家和社会关系下,必须探求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抗争之间的关联,建构以政党为中心、国家和社会多元共治的治理社会抗争的政治逻辑。     

再论政府能力及其提升的路径选择

政府能力结构体系包括社会发展能力与政治统治能力两个方面,政府能力是它们二者的合力。社会发展能力内含汲取社会资源能力、增加社会资源能力和配置社会资源能力三大要素;政治统治能力则内含合法化能力、公共行政能力和政治冲突调控能力三大要素。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就必须寻求政府能力两大体系之间及其内部诸要素之间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共同发展、平衡发展。唯有如此,政府才能跳出跛脚式发展的怪圈,走出中国怪像和中国政治怪像的困境。     

中国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有效治理的理性路径论析——一种基于公共理性的研究视角

近年来一系列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频发,暴露了我国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尤其是基层治理模式存在着较严重的问题.我们应在深刻反思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基础上,把各地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个案经验汇聚成制度化成果,从地方治理体制、机制上积极探索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理性路径.走向现代公共治理是有效应对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公共理性之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多元社会主体制度化参与公共治理过程,并在完善公共治理的基础上,构建"地方公共治理、跨区域的府际合作治理、官民合作治理、社区公民治理"四者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的"大治理"模式,是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公共理性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