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绰的玄言诗及其历史地位

孙绰玄言诗中存在两种状态 :玄理 ,玄境。玄理状态的玄言诗谈说玄理 ,淡滋乏味 ,是其主流 ;玄境中山水这一小状态的玄言诗较多地描写了美的自然。孙绰是东晋玄言诗的代表诗人 ,在中国玄言诗、山水诗乃至整个山水文学、整个诗歌发展史上都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     

以情体道情道同化——略论晋代玄言诗的美学取向

晋代玄言诗的美学取向,崇尚以情体道（玄理）、情道同化,既是对儒学的以理制情、“以情从理”的传统思维范式的有力反叛,又是与六朝尚情重情、畅情求美时代美学新潮迥然异趣。玄学思维和玄言诗的价值标向,在强调以情体道、情道同化中使情感作为人的自由本质真正返归自身,进入“神超形越”的人生审美境界,以达到情感自由和精神解放的最终目的     

风骚各领的山水华章--谢灵运、谢朓山水诗比较

谢灵运的山水诗是他不遇于世的象征,其山水形象多客观性,缺乏完美的意境,语言精工妍丽,用典广博晦涩,以求悟玄理为审美指归;谢朓的山水诗是他向往隐逸又不能忘情于利禄的人生追求的外化,其山水形象主观情意较浓,重视意境的创造,语言清新自然,用典旨意较显豁,玄理色彩冲淡,以审美创造为指归.     

论鲍照山水诗的形象特征和美感倾向——兼论南朝刘宋山水诗的发展轨迹

鲍照的山水诗近年来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 ,但仅限于论及晋宋之际玄理与山水的关系时间或涉及其山水诗 ,但对之缺乏深入全面的研究和评价。本文从其山水形象的主要特征、美感倾向以及鲍照对谢灵运山水诗的继承和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论玄学笼罩下的早期山水诗

早期山水诗萌芽于曹魏时代,在晋代逐渐发展和成熟,开启南朝一代新的诗歌风貌,标志着人与自然的进一步沟通与和谐,一种新的自然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玄言诗孕育了山水诗。玄学使山水具有清越之气,老庄思想使人们向往自然。随着情理的消长,山水逐渐与情感相结合,逐渐完成了对玄理的清洗,并且随着玄佛的融合,使山水诗具有了境界之美,并朝着世俗化和抒情性的方向发展,逐渐使山水诗成为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论孙绰的文学贡献

孙绰在文学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精通诗、赋等多种文体,其后期玄言诗由玄理转向玄境,推动了中国诗歌意境的发展;其山水诗赋、模拟民歌之作对南朝山水诗、宫体诗等诗歌思潮的兴起起到了首开风气的作用;他的文学思想对南朝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谢灵运山水诗新探

长久以来,人们常常低估谢灵运山水诗中理语的价值,将其看成"玄言的尾巴".这种从简单进化论的角度出发的观点,有待进一步商榷.事实上,如果考察谢灵运山水诗的实际创作,可以发现谢灵运山水诗中的理语并非尽是玄言亦非诗歌的尾巴.尽管这些理语受到玄风的影响,然而其实质却并不在于谈玄说理,或装点门面,而是对文人孤独情绪的表达.这也是决定谢灵运此类诗称为山水诗而不是玄言诗的关键.因此,以更实际的态度认识谢灵运山水诗中的理语是对谢灵运山水诗做出全面、客观评价的重要步骤.     

东晋玄言诗的类型及其对山水田园诗的影响

玄言诗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一群有着特殊审美趣味和人生观念的文人所创作的一种文学形式,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东晋是玄言诗发展的至盛时代,内容上已经不再是对玄理的一味陈铺,而是把一些自然景物引入玄言诗中来作为喻象,尤其是东晋后期"融玄于景"这一类玄言诗更是把玄理融入到自然山水中,开启了山水诗的先河,其类型和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玄言诗与山水诗的同质异构性——以魏晋清谈为考察场域

魏晋玄言诗和山水诗之关系并不像传统所谓的"山水诗是从玄言诗蜕变而来."如此看法是因片面理解"庄老告退,山水方滋"的具体含义之结果.若以魏晋清谈为考察场域,二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皆是玄学清谈内客的书面体现,即刘勰所谓"因谈余气,流成文体".二者是同时存在的,具有同质异构性.同质性即二者皆为"谈玄悟道"之结晶,无论是创作主体、创作目的、还是创作环境,都具有同一性.其异构性主要表现在:1.山水诗以具体形象"山水媚道",玄言诗以抽象概念"以理证道";2.山水诗情、景、理三合一,玄言诗纯理性客观说理;3.二者叙事、写景、说理在诗中比例有别.由于山水诗的文学功能符合了中国人重感性、重主观、重传统的民族心理特点,其最后完全挤走曾经共存过的玄言诗也是必然的了.     

其人与笔两风流绿水青山伴白头——清代诗人袁枚山水诗论

袁枚以性情为主 ,力倡性灵的论诗主张是其山水诗创作的理论根基。袁枚的山水诗内涵丰富 ,江浙山水、黄山风光、两广秀景构成他山水诗的三大主题。以情写景、风格多样、语言质朴、句式灵活是其山水诗独具的艺术特色     

东晋玄言诗发展述略 ——东晋玄言诗研究之一

东晋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流行于其间百年诗坛的基本上是那些被称之为“玄言诗”的诗歌。玄言诗的百年发展史可分为以郭璞、庾阐为代表的早期玄言诗，以孙绰、许询诸人为代表的中期玄言诗和以殷仲文、谢混为代表的晚期玄言诗。这3个阶段由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到大振玄风，再到山水新情，恰好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过程。     

中国山水诗的产生与永嘉山水

先秦两汉是中国山水诗的孕育期。《诗经》中已经出现描写山水景物的诗句。《楚辞》中山水景物的句子大大增多;渐趋于具体;景与情进一步契合交融;借景物以象征自我心志和人物、事件。汉代赋体的景物铺叙更加细致,更加具象化。魏晋则是山水诗的催生期。曹公父子感怀、宴游、游仙诸诗标志着山水诗阵痛的到来。文章认为魏晋时期中国山水诗有三大催生因素：江南明媚秀丽的山水景物诱发了诗人的灵感;隐逸、隐居山林之风盛行;五言诗的日臻成熟。而山水诗最终完成于谢灵运的永嘉山水诗,其特点是将山水作为自觉的、直接的、特定的审美对象,将山水情化诗化,而又极貌写形、刻画入微。     

儒家诗教观与魏晋诗风递变

先秦儒家诗论确定了以诗为史、以诗为教、以诗言志(情)三重功能指向,汉代偏重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强调诗歌的政教功能和知识性价值,忽略个体情感价值和主体精神;魏晋诗歌继承了先秦两汉儒家诗学观,又多有变创发展,以诗为教的诗学功能得以弱化,代之以诗言志(情)的提升,并促进诗歌知识性价值与抒情性价值的融合。在创作领域也将《诗经》由政教经典作为文学范本加以借鉴吸收,使《诗经》比兴手法得到丰富和深入发展。     

《世说新语》的情理世界与"情志"说

《世说新语》一书生动、形象地反映了魏晋时期人们的情理世界,其时人们率性任情,蔑视礼法,把"情"抬到空前的高度.魏晋人重情有其思想背景,即魏晋玄学的兴起,促使当时的思想家普遍陷入对"情性"的理性思考,最终改变了前人"性善情恶"、"以性制情"的观念,而这无疑对魏晋六朝的文学理论中的"情志"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论文详细分析了从"诗言志"到"诗缘情"所经历的彼此消长的一段历史进程.     

玄言诗的产生、发展和流变——读《支遁诗文译释》（代跋）

玄言诗虽然产生于正始时期,却经过了西晋时的寂寞。东晋士人的偏安心态和审美情趣的变化,是玄言诗发展的内在动因;东晋高层决策者的倡导、爱好是玄言诗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佛教的传入、佛教般若学对东晋玄学的渗透等都与东晋玄言诗的发展大有关系。以体悟玄理（包涵老庄玄学和佛学理论）、剖析玄学义理为宗旨的魏晋玄言诗,却并不都“淡乎寡味”;后来的诗人将吟诵山水引入玄言诗中,从而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并最终发展成为全新的山水诗。     

论魏晋玄学的逻辑发展

汉初儒术"独尊"之时就标志着魏晋玄学所产生的土壤已开始被孕育,魏正始年间王弼的"贵无论"玄学标志着魏晋玄学的初步形成。整个魏晋玄学围绕着"有"、"无"之辩,"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展开和发展,郭象"独化论"玄学是其发展的高潮,到东晋中后期玄学发展趋于尾声。晋末"佛玄合流"是对魏晋玄学的佛教哲学化发展,而隋唐时期的"重玄学"则是魏晋玄学的道教哲学化转向。     

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的过渡:汉末社会批判思潮

两汉经学思潮的兴盛引发了汉末一系列流弊,在汉末社会批判思想家们探讨本末颠倒和名实相乖等流弊的过程中,本末观的思想方法凸显并逐渐清晰,最终成为魏晋玄学本体论建立的基石.老子思想在汉末的被激活和被吸收,是联接两汉经学转为魏晋玄学的又一关键环节,而这一环节,我们亦可从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中找到清晰的痕迹.     

对魏晋玄学"自由"精神的一种政治学诠释

学界对魏晋玄学精神的概括,素有"自然"、"自觉"、"自由"三说,其中尤以"自由说"影响较大.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所谓魏晋玄学的"自由"精神,乃是一种旨在减少外在强制压力的"消极自由",或曰"防卫性自由",是魏晋士人试图摆脱皇权专制束缚的一种政治追求.然而,在现实专制政治挤压下,魏晋士人的"自由"追求不得不从政治层面转向心理层面.     

魏晋浮竞世风与诗歌新变

“浮竞”风尚促使魏晋诗坛形成了以“丽藻”为主要评价标准的审美观念,也促使诗坛“求丽”的倾向持续流行,并最终在西晋时期形成“繁缛”的特征。伴随这一过程,魏晋诗坛展现出三点新变：第一,“赋”成为诗歌创作的主要手法,促使诗歌日渐靡丽;第二,形成“先辞后情”的审美标准,“为文造情”现象突出;第三,文人乐府诗的格调得到提升,并实现了“化俗为雅”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