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风险的制度因素分析

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和控制,必须抓住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目前我国存在的金融风险实质上是制度性风险,而产权制度是形成制度性风险的根源.在深化产权改革,建立起我国市场化金融制度的同时,也要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推行有利于金融风险防范的新的金融制度,并注意金融制度的适用性问题,以免引起新的金融风险.     

转轨时期银行风险的生成机理与表现形式

转轨时期政府安排的金融约束制度造就了垄断的国有银行体系。它使国有银行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遭遇了严重的信用风险,也给银行业带来了系统性风险。在菜单成本效应下,国有银行贷款占社会总贷款的较大比重和国有银行资产中较大的贷款比重使贷款市场的风险具有系统性特征。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引进外资银行和发展民营银行,以打破贷款市场的垄断格局等措施,是避免系统性银行风险的制度性应对措施。     

公司治理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影响的实证研究

运用我国14家上市银行2001年-2010年的年度数据,将我国上市银行分为股份制银行、国有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三类,将银行风险分为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建立面板模型,利用Eviews 6软件实证分析了公司治理对我国上市银行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高管薪酬与三类银行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均呈负相关的关系,表明高管薪酬越高,银行风险越小;对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来说,股权集中度与银行信用风险负相关,表明股权集中度越高,信用风险越小;对于国有银行来说,股权集中度与银行风险正相关,表明股权集中度越高,银行风险越高;董事会规模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分析,也出现的相同的情况,对于股份制银行来说,董事会规模与市场风险负相关,表明董事会规模越大,市场风险越小;对于国有银行来说,董事会规模与市场风险正相关,表明董事会规模越大,市场风险越大;对于城市商业银行来说,董事会规模与市场风险的关系并不显著。     

我国建立商业银行贷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探讨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在市场化、多元化金融体系逐渐形成,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的今天,金融机构所面临的信用风险、经营风险和市场风险日益增大.为切实保障广大储户的切身利益和金融业的正常运作,有必要通过建立存贷款保险制度,为商业银行撑起一把保护伞.     

县域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推动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我国金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国有银行对县域金融的“抽血机制”,经济运行中信用缺失等问题,制约了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力度。提出了设立金融监管机构,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展非国有银行机构体系,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完善信用担保与保证制度;进一步拓宽农村经济发展的融资渠道以及改善社会信用环境等政策建议。     

金融抑制、路径依赖与中国渐进改革中的制度性公共风险

在渐进改革的逻辑框架下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金融抑制措施保证国有企业获得大量社会资源。金融抑制不仅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和效率损失 ,更重要的是通过转型期风险的转嫁机制而自我强化 ,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质。改革过程中的特殊制度安排使制度性公共风险得以大量积累 ,并开始逐步向财政领域集中。防范和化解制度性公共风险的根本途径在于放松管制 ,建立起市场对公共风险的分摊机制     

浅谈商业银行的风险及其控制

我国商业银行业主要面临着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和金融创新风险。造成风险的主要原因在体制和经营管理上。采取措施防范、控制金融风险是当务之急。     

政策性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风险防范机制探析

当前我国政策性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信用风险分散机制、信用风险转移机制、信用风险补偿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针对此问题,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论证并找出了构筑政策性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风险防范机制的对策措施。     

防范与管理金融衍生工具的信用风险

金融衍生工具是一把"双刃剑"。它在防范风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诸如信用风险这样的风险。一般来说,金融衍生工具的信用风险主要发生在场外交易中,可分为现实信用风险和潜在信用风险,其成因在于价格波动的随机性和信息不对称。因此,应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减少系统性风险、强化信息披露的同时,实行信用限额管理,并提供信用支持防范信用风险。     

林权抵押贷款风险管理研究

近年来,作为集体林权改革的配套制度,林权抵押贷款得到了初步发展。同时,高风险性等原因制约了林权抵押贷款在全国的推广。林权尚未成为一类被广泛接受的抵押品。以贷款流程为主线,结合云南等地林权抵押贷款风险状况的调查数据,分析了目前林权抵押贷款面临的法律风险、信用风险、抵押林权风险3大风险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和政策建议。通过优化制度设计和金融创新,合理界定林权的可抵押范围,建立审慎有效的信用风险管理程序,完善林权抵押评估、贷后管理、信息共享和交易流转机制、森林保险和风险补偿机制,可以有效控制信贷风险,实现林业和金融的持续协调发展。     

净额支付系统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的测量与评估

净额支付系统是银行间支付的重要途径。净额支付系统的运行大大提高了支付的效率,满足了金融资金流动的需要,然而净额支付系统在提高支付效率的同时,也使整个金融系统面临严重的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面对以上风险,若要制定合理、有效的防范措施,对风险的定量分析必不可少。我国支付系统建成不久,风险防范措施还不完善,尤其缺乏在风险测量和评估方面的研究。在对净额支付系统清算规则进行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净额支付系统中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的测量与评估方法。     

论金融衍生产品信用风险的来源

事实上，作为虚拟资本的特有形式，金融衍生产品是用来交换经济风险的一类特殊契约，其信用风险与身俱来。金融衍生产品运用不当，可能导致新信用风险的集中和突发，甚至引发骨牌效应。所以，只有深刻理解金融衍生产品的运行机制，才能认识到其信用风险的内在根源；只有全面分析金融衍生产品的契绀陛，才能了解到其信用风险的外在成因。这两者其实是从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角度来阐述金融衍生产品信用风险的来源。     

论转型期中国股市制度性风险及其控制

基于一级市场产权关系的不清，中国股市来自股价、政策和过度干预等方面的风险，总体上蜕变为一种制度性风险。化解这方面的风险，最主要的是要加快股市产权制度创新，构建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股市微观基础，同时亦要在分离国家所扮演最大股东代表并对股市实施宏观调控的双重职能中，规范政府行为。惟其如此，才能有力地削弱制度性风险在中国股市风险中的强势地位。     

行为金融对信用风险管理提出的挑战分析

文章通过对信用风险管理理论的研究发现,信用风险管理的发展越来越考虑投资者对风险的心理感受;同时行为金融完全从投资者的心理感受出发,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存在转移,资本结构对公司价值有很大的影响.这对建立在有效市场理论上的原有的信用风险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低下的成因及对策

目前，我国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不高的深层原因在于，经济制度创新不力；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完成，特别是产权制度的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滞后，金融法规不健全。因此，提高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必须从经济制度、体制改革、产权制度、法制建设等方面着手，理清产权关系，完善金融体制，健全金融法制。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分析

笔者从我国国有银行产权制度现状出发,阐述了我国国有银行产权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并说明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提出了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的优化方向。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安排,强调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要充分保证国有控股水平,并形成国有商业银行国家的最优持股比例模型。     

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的防范与对策研究

按照巴塞尔银行业委员会的估计，在商业银行所有风险中，由于操作风险所造成的损失已经发展到仅次于信用风险的地位，举足轻重。笔者认为，不仅如此，在我国当前的商业银行经营环境中，如果能有效地规避操作风险，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几乎很难转化为实质性的风险损失。根据笔者在实践中的观察与考察，几乎找不到没有操作风险而使得信用风险和市场风脸能转化为损失的例子，     

论构建中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及对策

我国商业银行存在潜在信用风险 ,发生危机甚至破产倒闭已成为可能。关闭发生支付危机的金融机构 ,引发人们对有效保护存款人利益的关注。由于现行的国家信用担保与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相悖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迫切需要新的存款保护替换方式。构建中国存款保险制度需从保险基金分帐户管理、差别费率、有限理赔和规范商业银行市场退出机制入手 ,使其具备对市场经济主体的激励可容性     

KMV模型在中国互联网金融中的信用风险测算研究

随着互联网金融风潮的兴起,各大金融机构和电商都在积极抢占市场。现阶段中国互联网金融的核心是金融规则和对风险的控制,尤其是对信用风险的控制更是有待探索的难点问题。本文采用真实的金融市场数据,模拟了应用信用风险度量（KMV）模型测算公司信用风险状况的全过程,分别求出样本公司资产价值波动率σA、违约距离（DD）和预期违约率（EDF）。通过对测算结果的检验与分析研究,证明了将KMV模型应用于互联网金融中对企业信用风险的评估,在现实中拥有一定的可行性,并为将来研究如何形成规范化、流程化的线上信用风险评估体系打下基础。     

加入WTO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加入WTO对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既是机遇又是挑战。WTO的加入会激化金融业的竞争，我国中资银行的存款、贷款业务会受到影响和冲击。而且，外资银行还会争夺风险小、利润高的国际结算业务。面对这种形势，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在微观层面上，必须提高国有银行竞争力，促进中资银行的公平竞争；在宏观层面上，必须完善宏观金融法规，加强对金融行业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