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嘉史家的"实事求是"理论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史家对传统史学作了一次全面考察和重新诠释,开创出以“实事求是”为治史观念的史学思潮。它不仅表现在考史特征和具体方法层面,更重要的是规范其治史的指导思想,体现在史家撰史品德、史学求真性质、史书编纂原则和历史评价标准各方面,应当属于史学理论的范畴。     

《诗品》"汉都尉李陵诗"考辨

从史书材料、五言诗在汉代创作情况、对锺嵘和刘勰相关观点的辨析、与《古诗十九首》比较等六方面对《文选》所收李陵诗逐一考证,可以得出结论,《文选》所收三首“李陵诗”应当是李陵作。     

唐代史注家的史学批评意识

唐朝学者传承魏晋南北朝学人注史之风,先后有《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李贤注、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等四部杰出的史注。这些史注达到了唐代史注的高峰,史注家们既关注史书内容的真实性,也关注史书的体例体裁。史注家们的批评意识体现出唐代前中期开阔的学术气象。     

经、史并重的吕学特色

本文论述南宋"吕学"区别于"朱学"、"陆学"基本特色:经、史并重.吕氏以经为史,对史官、史籍给予很高评价,在治史方法多有"心解",并乐于任史职,修史书.而吕氏"史学"始终在"义理之学"原则指导之下,主张切入现实,于时世有所补益,体现其学术的务实精神,本文结合<十论>略作分析.     

我们可能生活在泛学术大师的时代

我首先赞成这样一些大致公认的观点,即对学术大师（这里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大师）的定义、评价和认定,应当经历一个较长阶段。学术大师一定是对学术史、学科史（包括工艺史）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们是我们在回忆和研究学术史、学科史时绕不过去的人物。他们对这一学科,     

集众家所长 述史学源流——评《中国史学名著评介》

<正> 在中华民族长达4000多年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中,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典籍。对这些史籍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素为治史者所重视。由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仓修良主编的、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三卷本),将上迄《尚书》,下至《中国文化史》的近90种较为著名的历史典籍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评介,内容包括中国史学史上各种史书体裁的代表作和各类有影响有特色的史书,成为一部集众家所长、述电学源流的杰作。该书的选材较为广泛和具有代表性。中国的史书体例繁多,内容广博。因此,把各种带有不同特色的史书作一系统评介,会大有助于人们对中国史     

《三国史记》夫余史料解析

朝鲜史书《三国史记》涉及的26条夫余史料,对夫余历史研究的价值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利用这些史料研究相关的夫余王,如大致推测带素的在位时间、夫台与尉仇台的关系等;二是《三国史记》采自朝鲜古籍的相关史料,可与中国正史中的一些史料互为补充,它对夫余王系研究具有一定价值;三是这些史料对夫余与周边民族关系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试论《史通》对明代史学的影响

刘知几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其史学理论名著<史通>影响深远,就明代史学而言,这种影响表现在史家修养、史书繁简、史书体裁、史馆修史、史书评论等方面.明代史学家发展了刘知几的"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说,提出了诸如"史才五长"等理论;对于史书体裁、史馆修史等方面,明代史学家基本上赞同刘知几的史学观点.     

欧阳修编纂史书之义例及其史料学意义

欧阳修修史以《春秋》为圭臬 ,并从中抽绎出三条基本义例 :一是微言大义 ,春秋笔法 ;二是文约事详 ,简而有法 ;三是不没其实 ,据事直书。尽管其中不乏主观性和非确定性因素 ,也有因此而造成的忽略史实、割裂史料等问题 ,但这些义例对于史料运用和史书编纂的积极影响还是值得肯定的 ,在史料学上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朱国祯《皇明史概》考析

朱国祯的《皇明史概》是一部兼采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体的明史著作 ,在史书体裁上有所创新。它对明代政经大事、典章制度、边疆外国有较完备的载录 ,其中“大事记”符合明中后期社会政治特征的史事选择 ,使这部史书的史料价值不容忽略。史书中体现了朱国祯正国史、去隐讳 ,资借鉴、彰忠义的史学思想 ,反映了重时势、重事实历史观与天命史观的矛盾。     

唐传奇的叙事成规

本文依托现代叙事学关于虚构叙事在于特定语言成规的思想,分析了唐传奇建构的两种叙事成规:"个人化观点"和"情节化修辞".前者是对史书全知观点的蜕变,后者是对史传编年实录和六朝小说粗陈梗概的飞跃.唐传奇叙事成规的形成,在中国叙事史和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重审经史关系：经学视阈下的汉代史书编撰

经史关系问题是中国经学史与史学史的关键问题,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持续了整个古代社会并延续至今。学界一般认为,经学对史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思想方面。事实上,经学对史学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体现在史学思想的形成上,也体现在史书编撰的过程中。以汉代史书编撰过程为例,经学的繁盛为汉代史书编撰准备了文献资料和著作形式,不但为史书提供了大量的史料,还促进了史书体例的创新,丰富了治史的方法。     

1919年应作为中国現代經济史的起点——和郭庠林、赵德馨、茅家琦等同志商榷

应当以政治和经济統一的观点来进行经济史的分期赵德馨同志提出: “整个社会經济史应以生产方式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根据(标准)”。“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史是一門专史,它的对象是社会經济整体的发展过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統一的发展过程,虽然不可能也不应該离开阶級斗爭、民族斗爭和其他社会現象,但是它的主要內容和任务是叙述和分析經济发展过程的。这是它和近代通史的主要区别。从这里我們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史的分期标准,应当是国民經济变化的重要表現,和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准是有区別的。”我基本上同意以上观点,这一分期的基本观     

20世纪《辽史》《金史》《元史》研究及其影响

<辽史>、<金史>、<元史>是二十四史中颇具民族特色的三部史书.它们集中地反映了十至十四世纪中期中国北方的契丹族、女真族和蒙古族兴起发展并建立多民族北方政权及全国政权的历史进程.然而这三部史书因为成书仓促,存在的问题较多,自元末明初问世以来,多为学者们所诟病.     

两晋史书种类略论

两晋史书的发展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史书不仅成为独立部类,而且种类日渐繁多。既有上承秦汉史书种类的谱牒书、起居注,又有开启新的史书种类的地方志等。其兴盛与亡佚也反映了两晋史学的发展演变情况。     

朝鲜早期史书辨析

通过对朝鲜早期史书的作者、成书年代和内容的详细的统计和考证可以发现古籍中所提及的“古记”、“乡传”并不是某种特定的史书,而是早从三国时期就出现的数量繁多的史书的通称;这些史书又可分为专门史和通史两大类,其中通史系统源远流长,在三国、统一新罗和高丽初期历经三次大规模改造;“旧《三国史》”是否是三国综合通史的问题目前只能存疑。     

魏晋至隋唐的历史文献学

随着史学的发展以及史学跟社会生活关系的更加密切,人们加强了对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和使用,从而推动了历史文献学的进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历史文献学成长起来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史书部类趋于定型,另一个方面是史注取得了巨大成就。史书部类的趋于定型,是史书在数量上迅速发展和种类逐渐增多的要求。史注的巨大成就,表明了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趋势。     

批判《维吾尔人》等三本书在民族问题上的唯心史观

一部好的民族史书,必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揭示民族形成发展的规律,去分析说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联系,把科学性和革命性结合起来评价历史人物,分析历史事件,歌颂各族人民的团结、进步,维护祖国统一,促进祖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昌盛。与此相反,一部坏的民族史书,必然以唯心史观为指导,按照少数人的主观意     

明代宋史撰述兴起的学术因缘探究

明代近三百年历史中,不论官方还是私家均注重对宋代历史的研究.明代的宋史研究始自明初,延至明末而热情不减,在同期旧史研究中,是一种突显的史学现象.探寻其学术背景,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首先,由正统观而引发的旧史重修活动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大特色,明人为明正统而重修《宋史》;其次,明人不满元修《宋史》之芜杂讹缺,为求真求实而进行宋史研究;第三,时代思潮的演进促使明代的宋史研究,由秉承程朱道统致力于考述程朱理学世系而走向经世致用,使宋史研究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展开,迎来了宋史研究的繁盛.     

补充、揭示、互证：钱锺书的“文史不分”观

钱锺书先生认为“文史不分”的内涵在于：“文”对“史”的补充（即以文学的开放性想象来弥补有限史料的空缺之处）、“文”对“史”的揭示（即以文学作品中虚拟的真实来揭示史书的隐晦之处）、“史”对“文”的校正（即以严谨的史学来对过于文学化的历史想象作一定的纠正）,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文”、“史”互释或者单纯“文”对“史”的润笔的作用.这样“文”的作用就得以空前彰显和提高,同时在这种背景下,“史”的精髓与内涵也得以充分挖掘,两者内涵皆获得了一种真实且充实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