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建设的内在逻辑与未来方向

近年来,国家通过减少行政干预、降低准入门槛、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尤其注重推动公共服务类社会组织的成长,遵循的是以政社分离为原则的选择性支持的内在逻辑。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应从引导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满足公共服务需求的单向逻辑,转变为强化社会组织公众参与以实现政社关系有序互动的双向思维,使社会组织在提供服务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民意整合和决策咨询功能的发挥,进而提高政府治理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水平。     

变动的环境组织模式与发展的环境运动网络——对福建省P县一起环境抗争运动的分析

在动员结构与社会运动发展关系的研究中,西方学者比较强调正式组织与运动网络在社会运动中发挥的作用.由于我国运动组织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制度制约,其组织模式与网络关系呈现出独特的模式,其组织模式和网络关系未必是静态的,而是随着运动的发展不断变动的.本文通过对发生在福建省P县的一起环境抗争运动的分析,展现了组织模式从无组织化到维权组织再到环境正义团体发展的可能路径.当一个地方性的环境正义团体被纳入全球化的绿色网络中后,运动网络将不仅限于熟人关系网络,这也表明,运动网络也会随着运动的发展和组织模式的变迁而不断重构.     

从线性到循环:社会资本视域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实践研究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五社联动”机制是助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社区社会组织是“五社联动”的主体性要素之一,是实现社区基层有效治理的重要力量。本研究以厦门市DX村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项目为例,借助社会资本理论,梳理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机制,实现组织的循环发展。研究发现,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分为资本储备、资本形成、资本强化3个阶段,在资本储备阶段进入社区并挖掘地区特色,资本形成阶段以组织内部信任、制度和网络要素的培育带动组织资本的增长,资本强化阶段聚焦于组织的独立反哺,实现资本循环。社会资本视角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重点在于参与带动发展的资本培育理念、多元主体参与的资本构建策略、多维互促的资本形成模式和规范带动运行的资本循环机制。     

社区治理的制度选择、制度困境与制度创新

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成为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热点议题。在探索社区治理的制度选择过程中,从多中心治理模式到合作治理模式再到公民治理模式,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话语权增强,行政力量对社区治理的控制程度逐渐减弱,这是社区治理过程中制度选择的帕累托改进。由于社区的异质化和碎片化特点,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诸多制度困境,“名实分离”问题以及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约束问题严重遏制了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社会组织发展不平衡、服务能力不足和服务机制不健全等现实问题也影响了社区居民的受益水平,因此创新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机制就成为大势所趋。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就是构建社区契约和形成价值理念共同体的过程, 在此期间政府的引导作用不能完全淡出,需要通过“政府购买+ 政社合作”的方式展开社区综合服务,与此同时还要创新机制拓展社区活动空间。社区组织发展的制度创新有利于社会资本建构,社区居民可在非完全信息动态中放大循环累积效应,从而增加社会资本存量的积累速度。     

中国环境NGO的发展与制度创新

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公民社会的成长,作为环境保护领域的非政府非赢利组织NGO,其在准入环节和运行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制度羁绊,在一定程度上透视了公民社会的不完全性。试图从制度分析的层面,探讨中国环境NGO拓展生存与发展权利的路径选择。     

隧道高性能湿喷混凝土配合比设计优选

村域社会治理是我国治理现代化末梢中最重要的一环,本文基于安徽省27个村居的实地调查,探讨了技术、组织及环境对社会治理绩效的联动效应及其驱动路径。结果发现,组织是驱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影响因素,技术、组织与环境能够形成多种高绩效社会治理的驱动路径,同时地域条件的多样性会促成各具特色的地方治理模式。建议各村居要重点发挥组织力量,结合自身特点,逐步构建社会治理体系,实现治理现代化。     

改革开放进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嬗变——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与成长论析

伴随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嬗变，中国公民社会开始发育和成长起来。公民社会的形成并非自然而然，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内外兼备，既要有合格的公民及良好的公民意识，还要有适合公民社会生长的社会与制度环境。现阶段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步伐大大加快，公民社会的雏形已经开始显现，但中国的公民社会还很不成熟，与发达国家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其发育与成长之路还很漫长。中国公民社会形成的路径：一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有利于公民社会发育和成长的制度；二是大力培育公民意识，构建公民文化；三是高度重视社会组织的建设和管理，进一步扩展公民社会的成长空间。     

反腐模式转型之社会向度--基于多元治理视角的理解

中国社会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期,社会力量参与反腐倡廉建设是新时期立足于社会发展现实,实现反腐工作科学化、规范化、高效化的探索,也是我国当前廉政建设亟须重视的现实课题。社会组织、网络力量、公民精神等社会因素迅速成长,构成了我国现有反腐模式得以再次转型的社会向度。反腐模式转型过程中“社会”的嵌入将形成多元主体、多元手段及多元监督的反腐格局,这对创新反腐模式、推进反腐工作意义深远。     

中国民间公益事业的近代化历程

中国民间公益事业的前身不是小共同体公益,而是社邑这种特殊形式.中国内部是小共同体公益继承、突破大共同体公益兴起;外部,西方式现代公益模式渐入中国,形成了被认为是西方传统的公益模式与公民社会公益共存的独特局面.同时,近代中国多元的政治力量支持不同的制度因而形成不同的公益组织,它们的发展各具特色.中国民间公益近代化具有多元影响,呈现多元特色.     

汕头创建文明城市中社会组织参与研究——基于政府失灵与志愿失灵的比较视角

文明城市创建的"复合型事业"本质决定了社会组织参与的必要性。以汕头市社会组织在交通志愿服务中的参与为研究对象,基于政府失灵与志愿失灵的理论比较视角,社会组织怎样参与交通整治?参与过程折射出怎样的地方政社关系?如何让社会组织在创文中发挥更大作用?从政府对政社关系的认知、创文动员架构及政社互动过程来看,社会组织仅被看作是"填缝剂",始终处于被领导的地位。鉴于创文运动式治理模式及地方社会治理的"沙漏型"结构所隐含的治理困境,地方政府应进一步认清社会组织的作用,在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上为其提供发展空间,从而使文明城市创建事业顺利进行下去。     

社会力量参与学校国防教育的思考——基于军民融合的视角

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石和关键环节,需要社会各种力量积极参与。基于军民融合的视角,成立区域性学校国防教育协会,通过整合本区域中具有良好社会责任且热心、热爱国防公益事业的社会力量参与学校国防教育;遴选教育投资公司或者素质拓展公司,积极鼓励、引导其成为国防公益企业组织参与学校国防教育;动员和组织有关社会力量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役部队和民兵组织编组单位参与学校国防教育;发挥高校人才优势和学科优势,将国防教育内容融入具体专业课程教育之中,形成全课程、多领域的协同育人机制;发挥新媒体的大众传播功能,推动学校国防教育创新等,这些都是社会力量参与学校国防教育的路径选择。要按照管理严格、开放有序、可控可用的原则,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国防教育。     

政府与社会组织共治合作的路径选择

新型社会治理将关注点放在如何加强建制性权力、形成国家与社会合作互动的过程上,将建立政府和社会共治合作关系作为提高治理能力的关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逐渐形成了协同式的合作关系,而改革的深入则进一步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扩大社会力量的参与,在降低社会参与门槛的同时积累民主治理所必需的合作、规范和互惠,这将成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共治合作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路径选择。     

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参与乡村公共决策的代理路径分析

在乡村治理中,农民参与能力的强弱决定着参与决策的实际效果。通过对农民参与能力的分析,以农民参与能力为中心,基于几何分析的方法,积极探索农民参与能力与借助代理之间的关系,形成了村民导向型、共同协作型和代理导向型等三种主要的关系模式,并以此为指导,从农民、政府和制度环境三个层面构建农民参与乡村公共决策的互动模式的路径和方式,引导农民理性有序参与乡村公共决策,促进乡村治理的良性发展。     

白族本主信仰之实质与结构特征探析

白族的本主信仰,是白族社会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下形成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宗教;其底层是原始社会的土地神或社神崇拜,在社神的基础上不断叠加而形成;在白族社会实现和谐有序的内在需求之下,众多体现白族社会价值观念的杰出人物被塑造成为本主神;本主信仰的实质或最终目的,是建构白族民众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及其对自己的自信,帮助其实现各种人生福祉,同时实现社会的有序、和谐与永续发展.本主信仰与白族传统社会的发展在总体上是相适应的,并且作用巨大.     

从参与到赋权:社会组织促进平等就业主体资格的演进

社会组织是促进平等就业的建设性力量,其法律主体资格的缺失会阻碍社会组织协助促进平等就业。为此,需要从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两个层面,全面梳理社会组织在促进平等就业中的法律主体资格的确立与发展过程,总结现行立法对社会组织的主体资格获取、主体范围界定等方面的制度支持与不足,并以此为基础提出赋予社会组织促进平等就业的法律主体资格的建议,为构建政社协同、多元一体的平等就业促进主体体系提供有效的制度支撑。     

中国政社合作的“发展型协同共治”模式--基于云南省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的探讨

政社关系的建构是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关键性议题。对云南省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政策的演变进行了实地调研与深入剖析,揭示出中国政社合作的“发展型协同共治”模式,即政社关系的基本定位是基于对地区发展需求的共识,相关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取决于政府部门间协同和基于社会服务的共治二元关系的建构。要探索更具可持续性的中国政社合作关系框架,须在云南“发展型协同共治”模式的探索上加强制度创新,改变旧有的管控思维,建立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软性体系。     

媒体与平台的依赖关系：一个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

新闻媒体对互联网平台的依赖关系持续且深入。制度视角能帮助考察平台新闻业中行动者之间关系的塑造过程,进而更批判性地分析媒体与平台的关系现状。在制度视野中研究新闻生产,其观照对象经历了从政府到平台的焦点转移。进入平台社会后,社会学制度主义侧重分析算法技术、数据指标等制度的实践和影响,媒体的平台依赖是组织同构、制度压力影响和新的合法性机制建构的过程。而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制度的形成和演变,不同类型、不同时期的媒体与平台的互动存在路径依赖和关键节点,其行动路径和不对称权力会影响未来的平台依赖表现。为提升制度视角在新闻业与平台关系分析中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还需要在概念界定、分析重点、解释路径、社会情境等方面做出更细致的探讨。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与推进路径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本质上是企业满足各利益相关者合法利益和期望的政策与实践的集合,企业是否履行及如何履行社会责任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中国企业在消费者权益层面、员工权益层面、商业信用层面、社会公益与慈善层面、资源与环境保护层面的社会责任缺失是由于企业在思想观念、责任市场、制度环境和组织行为方面的路径依赖造成的。为防止中国企业社会责任陷入恶性的路径依赖,必须打破这种非良性的路径依赖,实现路径替代。因此,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充分利用媒介和NGO组织的监督和宣传职能,引导企业家树立社会责任理念,培育责任市场,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环境,有序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建设。     

行政借道与浮动生长: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的双重逻辑

社区基金会的产生与发展是我国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一种尝试。在中央和地方制度驱动下,政府成为推动社区基金会生成和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旨在通过社区基金会的“社区性”与“公益性”优势回应社区治理难题。区别于传统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模式,政府对社区基金会采取借道的行动逻辑,而社区基金会在发展实践中则逐渐形成浮动式的自主生长逻辑。借助“行政借道组织”的分析框架发现,政府在助推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时形成压力驱动、功能补位、制造绩效的行政逻辑,而社区基金会则通过组织外形化、造血式发展、依附式嵌入等策略参与社区治理,二者形成共生互补型关系。这种共生互补型关系的内在机理在于:政府与社区基金会之间的目标契合作为生成内驱力(利益机制),朝向社会化的合作供给与服务机制作为发展内驱力(社会机制),以及政府主导下的组织借力与治理创新作为成长内驱力(吸纳机制)。社区基金会的健康发展,将有利于助推第三次分配机制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进程。     

中国“三农”问题：制度变迁与组织演替

制度是组织的＂内核＂,组织是制度的载体和行为角色,制度内核不同,其经济绩效不同;有效组织是制度变迁的关键和主体,而制度环境制约、影响组织的发育、成长和发展。基于上述制度与组织关系的视域构建一个＂三农＂问题分析框架,考察＂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组织演替的关系,发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挤压,涉农内生组织逐渐消亡、异化,外生组织入侵、占位,导致制度变迁主体缺失,组织演替丧失连续性和动力源泉;违反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律,导致涉农制度变迁滞后和非均衡;涉农制度变迁与组织演进在制度的＂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中被＂锁定＂,失去良性循环和互动。结论指出：＂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制度变迁与组织演替的交互作用问题,其根源是制度变迁与组织演替关系异化,运行机制和内在动力遭到破坏,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组织创新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