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底层写作身份认同的悖论

近年来,底层写作成为文学评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游走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边缘人是底层写作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学术界对其研究也比较深入,但主要集中在苦难叙述模式方面。本文主要从身份认同的角度,以具体文本为研究对象,分析底层走出乡村却走不进城市、走进城市却无法回到乡村之间的矛盾。当代中国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使得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内的两个生存空间而具有不同的属性,城与乡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不可靠的,从而产生了一群无根的漂泊者。     

如何讲述故乡与时代 ——秦羽墨散文集《通鸟语的人》笔谈

青年作家秦羽墨的散文集《通鸟语的人》,以湖南永州的蒿村为聚焦点,展现了温情与残酷交织的乡村生活。作品将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淡泊与躁动、历史与未来进行比照,揭示出乡村生活的隐忧与痛楚,反思了现代性进程中的乡村苦难。     

论阎连科乡村小说创作中的地域文化色彩

阎连科乡村小说基本上都以河南伏牛山系的耙耧山脉为背景,耙耧山脉构成了阎连科的小说世界。阎连科以他沉郁的笔触深情地表现着一代又一代耙耧山村民苦难而又顽强的生活。小说对苦难尤其是对权力苦难的叙述、对耙耧山风俗民情的描写和河南方言土语的运用等都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     

在城乡的边界处游走与书写——阎志诗歌论

阎志的诗歌写作,早期资源在于对童年记忆的追溯以及对乡村生活的演绎,但这种怀旧美学似乎建立在无法融入城市的现实障碍上。当诗人遭遇了城市生活的残酷后,乡村书写与童年记忆更是加剧了其笔下诗意的张力。与此同时,诗人又不得不直面现实的城市生活,他试图从细节中寻找真相,也在不断地领受与改变中调整自己的写作方向。阎志诗歌中有着浓郁的悲剧色彩,但其所独具的乡愁意识既复杂又丰富,让他在强烈的使命感和广博的延伸性中达至更高远的精神境界。     

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试论阎连科苦难写作

从出生到死亡,苦难陪伴着人类的成长.在现当代描写苦难的乡土作家中,阎连科是不可绕开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其作品中的苦难是无法抗拒的“天灾”给人们带来的不可避免的苦难,是无力抵抗的“人祸”给人们带来的心灵上的折磨.阎连科的苦难叙述,与作者自身的生活经历、身体状况和对生命的感悟密不可分;阎连科进行苦难写作并不是执着于对苦难本身的叙述,透过苦难写作,是人们对于美好人性的执着追求,是在面对苦难的一系列抗争和努力背后的“不抛弃、不放弃”,是仍然要怀着“希望之心”活下去.     

大自然的歌者——论济慈的自然取向

济慈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人物。出于对工业文明的厌恶以及个人生活的苦难使得诗人对大自然尤为关注,他试图在自然中寻找在城市里消逝的美。诗人在诗歌里赞美、歌颂大自然的美和旺盛的生命力,但是却没有单纯地沉浸于自然的美景中而是利用在自然中汲取的力量乐观地面对人生的苦难。     

论埃米莉·勃朗特诗歌的思想特征

埃米莉的人生是苦难的,她对苦难的感触是深刻切骨的。她是为苦难而创作,因而她的诗歌是苦难的,也是自由的。表达苦难、向往自由是她诗歌的思想特征。这一思想特征缘于她不幸的生活际遇、消极厌世的人生观和孤独自省的心理品性。     

九叶派诗歌的城市书写和空间现代性

九叶派是中国新诗发展的中坚力量,相较传统诗歌,其诗歌的空间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城市书写的探索中：在空间意象选择方面,九叶派诗歌偏重城市空间,在描绘乡村时也更倾向于社会性意象;在空间体验中,相对于古典诗人推崇的隐士身份,九叶派诗人扮演了城市漫游者的空间角色,深入体验城市空间,观察城市人群,表达了城市生活带来的荒凉、焦虑和孤寂。     

苦难比幸福更美——简述艾青前期诗歌中“苦难”的力量

艾青是一个从苦难中走出来的诗人,在艾青的早期诗歌中,苦难意象是诗人反映社会现实、表达心灵情感的主要途径。细读他的诗篇,处处都能看出他直面苦难的勇气和反抗绝望的意志。一系列的苦难意象蕴含诗人丰富的情感,其苦难意象显示了巨大的美学魅力。本文通过阐述他苦难意象产生的背景———艾青个人的苦难经历以及异域文化对他的影响,分析艾青诗歌的苦难意象以及由此产生的反抗精神。     

城市叙述

介绍了城市叙述的过程 ,认为城市叙述构成了城市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 ,它往往表现在音乐、视觉、宗教和文学中 ,呈现着反城市化 /城市化的对立状况 ,体现了人类在建设城市的历史过程中 ,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全面反省。对所谓“反城市化浪潮”提出质疑 ,认为那只是“城市乡村主义”的动力。     

论王亚平诗歌的主题意蕴

作为左翼诗歌的代表性诗人,王亚平继承和发扬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以“捉住现实”之笔书写一个时代真实的苦难、抗争与理想。他的诗歌巧妙探索了主题与情感、艺术的关系,对当下的诗歌写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饱含着泪水哀歌驱动着生命勇行——艾青早期诗歌苦难意象的蕴含与审美思考

艾青的早期诗歌中,苦难意象是诗人反映社会现实、表达心灵情感的主要符码。一系列的苦难意象蕴含着诗人丰富的情感。其苦难意象显示了巨大的美学魅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苦难意象映照的是社会生活的本质,是人们弃恶从善的发动机,是产生崇高情感的催化剂。总之,艾青早期诗歌中的苦难意象是真、善、美的高度统一。     

中国现代黄河诗歌中的苦难抒情

中国现代黄河诗歌中的苦难抒情,主要集中在20世纪初期至中期,苦难在这一时期显现出复杂的面貌。一方面,黄河泛滥使黄河流域内人民的生存和生产受到威胁,另一方面,民族战争和阶级压迫使底层民众的生活更加艰辛。代表诗人葛葆桢目睹黄河灾害后,悲愤诘问咆哮的黄河;郭沫若聚焦战争中的黄河,借黄河与扬子江对话狂呼战斗;艾青浸染着土地的忧郁,用火热的心消溶着北方人民的苦难。三位歌者诗歌中的苦难抒情,最终落在对光明的执著,以及对扫除苦难的力的期盼上,其中涌动着具有生命活力的民族精神。     

文化转型视野中张抗抗的城市叙述--兼谈当下知青作家的集体流浪及其遭遇的文化尴尬

张抗抗20世纪90年代以来创作的作品将原来的“北大荒”视角转向城市,逐渐偏离甚至抛弃对苦难的审视和对历史的追述。从文化转型的大背景来看,叙述视角的转轨是时代转换和城市文化提供的崭新审美空间对作家的选择,也是从城市“出走”的张抗抗对城市必然的回归。文化上的流浪感、准备仓促导致的写作资源的断裂和内驱力的不足,使得张抗抗笔下的城市在紧张刻意的叙述状态下显得变形和失落。文章基于此分析和探讨了张抗抗城市叙述中的硬伤,与城市在地理上的契合以及在心灵上横亘的距离。     

“今天”：俄罗斯式的对抗美学

诞生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今天派，从命名到写作，都受到了时代巨大的影响。他们通过语言的革命进行政治对抗，发出了一代人的声音。他们对激情和苦难的强调，是对体制话语的一次有效反拨。因此，今天派的写作是一种政治美学写作，这与俄罗斯诗歌具有相似性。今天派以俄罗斯诗歌为资源，借翻译体对抗权利的声音，完成了一个时代的使命。但是随着体制生活的解体，苦难的消失，今天派更换了背景，那种对抗式的写作失去了意义，他们的写作已经汇入到世界诗歌的潮流中。     

心灵的回归与安息——解读钟求是的长篇小说《零年代》

钟求是的长篇小说《零年代》展示的是关于城市、乡村两个世界的逃离与回归的主题,小说情节曲折深湛,思想内涵厚重深长,叙述风格冷静不动声色,语言幽默从容情真意挚。小说以对人生的敏锐思考、对生活的深刻揭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心灵回归的故事,点出了一个让人心灵颤动的故事,指示了一个让人心灵回归的家园。     

穿着合适的鞋走出苦难——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论

本文试图通过对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的研究发现作家苦难叙述的三种表现形式,力求发掘苦难叙述在陈应松文学创作生涯中的地位及其独特的文学价值,探讨作家本人对苦难叙述的思索,并由此引发出对陈应松艺术生涯的一些疑问和思考。     

“超越二元”：另一种城镇化的可能与乡村振兴——基于山西省镇中村的个案观察

在乡村振兴和城镇化的张力下,如何寻求一种摆脱二元对立、超越西方中心与城市中心主义的乡村振兴之路,乡村生活城镇化为此提供了一个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的起点。乡村生活城镇化不是简单将城市的模式复制到农村,而是根植于农村发展的自觉性。近年来笔者所在的家乡Y村出现了一些生活方式上的变化:"煤改气"工程的实施,村社"大喇叭"的公共传播与微信群里的非正式讨论,乡村"慢跑团"等,一场立足于乡村生活的城镇化正在山西Y村发生。其背后体现的是对农民身份认同的主体意识;对农村生活方式进步的自主努力以及对城市生活与文化价值的融入接纳。这些生活方式城镇化的特征和表现为超越城乡二元逻辑的城镇化,提供了思考视角。     

苦难与改教 : 河南三地乡村民众 改信基督教的社会根源探析

社会转型期,在充满不确定性和社会风险的状况下,原子式个人必须独自承担社会风险与苦难.苦难,是河南乡村民众人生的危机和生命转折,成为他们反思自我、发现宗教之功能与意义的主要契机.由于佛道衰微及基督徒传教的主动性强,处于社会底层的乡村民众接触基督教进而改信基督教的可能性较大.但面对社会苦难,乡村基督教所能提供的只是赋予苦难以意义,并互相帮助以减轻个体所遭受的苦难.面对造成社会苦难的原因,基督教所能解决的是极其微小的部分.换言之,政府有更大的空间与社会资源来帮助乡村民众应对社会苦难.     

大地情结和敬畏生命——论徐俊国的生态诗歌

在中国当代生态诗人中,徐俊国的身影较为独特。他曾长期生活在胶东半岛东部一个乡村里,躬耕于野,与大自然耳鬓厮磨。在梭罗、利奥波德、雅姆、希尼、陶渊明等作家的熏陶下,他形成了一种明晰的生态意识,相信万物有灵,孕育出浓郁的大地情结,尊重生命,敬畏生命,对当前日益紧迫的生态危机深怀忧虑。他的大部分诗歌是典型的生态诗歌,他对前现代乡村的生态歌咏在中国当代生态诗歌中占有一定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