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公羊学派兴起原因浅探——兼与艾尔曼教授商榷

清代常州公羊学派是晚清康有为、梁启超等晚清公羊学巨擘的先驱。它既是清代考据学的反动,也是清代考据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兴起是常州庄、刘两族的汉族士大夫意识对汉学复兴、＂文化＂满族等思想趋势回应的结果。庄、刘两族的长期兴盛则为常州公羊学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宗族保障。     

姚鼐与理学和考据学

姚鼐与理学和考据学刘守安清代统治者极重理学,视程、朱理学为治国之根本,康熙皇帝称程、朱理学“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清实录》）。但明末以来,一个实学思潮在思想文化方面逐渐发展。入清之后黄宗羲、顾炎武、毛奇龄、阎若璩等注重对六经、孔孟之本意进行考索,...     

从林纾的翻译探析晚清民族主义话语建构

“民族主义”是晚清“救国保种”背景下的根本性话语架构,而翻译话语在晚清民族主义话语建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晚清翻译家林纾的影响巨大,其与魏易合译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正出版于晚清民族主义巨型话语兴起之际,在多个修辞层面呼应了这一时代主题。译者在翻译文本中倡导尚武爱国的民族精神,植入国族共同体想象,与时代话语场呼应和互动,帮助开启晚清民众的国家意识和新民思想,参与民族主义话语建构,再现晚清社会的时代追求。译本体现了晚清译介对社会意识的建构作用。     

论清代考据学的学术宗旨

对清代考据学派学术宗旨的认识关系到对清代考据学的评价。从清初的顾炎武、阎若璩等 ,中期吴派、皖派、扬州学派到晚清的俞樾等无不以由小学以通经明道作为他们的学术宗旨。这一宗旨是考据学区别于宋学的最显著的标志 ,它说明考据学家们不是为考据而考据 ,对批判程朱理学、促进学术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同时也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曾国藩理学思想中“理”与“势、欲、气”的关系

理学在晚清虽已式微,但虔诚信仰者不乏其人.清代名臣曾国藩治学博采众长,但以理学为宗.其论理势承袭王夫之,讲究理势合一,明理因势;其论理欲追随程朱,强调存理去欲,循礼治欲;其论理气则兼收程朱、张载、王夫之思想,主张气以理宗,理因气丽.     

清代书院的道德教育及其对当代思想道德教育的启示

清代书院类型主要有四种:以科举考课为主的书院,以讲习理学为主的书院,以博习经史词章为主的书院,以学习西方近代科技知识为主的晚清西学书院。清代书院的教学宗旨都突出了德育的要求,并且各有一定的特点;清代书院还十分重视具体教学制度对学生德育的功能,如在选拔教师时,注重考察其德行表现;注重祭祀制度对学生的德育功能;注重学规章程对学生德行的塑造作用。考察清代书院的道德教育,对当前高校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晚清时期曾国藩“淮南子学”研究述论

作为晚清时期的一代儒臣,曾国藩对汉代道家论著《淮南子》兴趣浓厚,并且颇有研究心得。曾国藩对《淮南子》的研究主要采取文献校理和思想感悟两种方式。前者包括对书中文辞的校勘、释义、溯源,以及对原注的修正补充,反映出清代乾嘉学风对曾氏的深刻影响;后者则表现为曾氏对该书的思想解读和精神体悟,展现其作为晚清重要的政治家对《淮南子》思想的独特认知。总体来看,曾国藩对《淮南子》的研究尽管内容有限,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但在清代"淮南子学"史上仍不失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延安《解放日报》启蒙话语的流变与反思

延安《解放日报》作为一种特殊的启蒙典范,是对晚清民国以来中国启蒙运动的继承和发展。这种启蒙话语以"革命"为话语导向,以政治启蒙、思想启蒙和科学启蒙为基本构成,并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产生了特殊的话语变奏。延安《解放日报》的启蒙话语冲突和流变,凸显了中国启蒙运动和追求国家现代化过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论曾国藩与理学复兴

“同治中兴”的思想依托是所谓理学复兴，其代表人物大都“一宗宋儒”。曾国藩是所谓“中兴名臣”，又是理学复兴的主要倡导者。他以程朱理学为其思想灵魂，博采众长，对高谈性命，崇尚空疏的理学作了新的阐发，并使之与经世思想相结合，为这门自康乾以来陷于封闭的政治哲学注入了某种活力，从而适应了“同治中兴”的需要，对晚清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廷相怎样批评理学的“讲求良知,体认天理”?

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流行的一种哲学和学术思潮,影响了宋、元、明、清时期的思想文化界。由于封建统治者推崇理学,以桎梏人们的思想,实行文化专制主义,造成了种种弊端。从南宋起,即有若干进步的思想家为解救因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而引起的严重危机,曾宣传功利之学,反对侈谈心性,鞭笞了理学家的腐朽与无能,但因缺乏应有的理论高度,     

冯从吾与明代关中理学

冯从吾是继吕柟之后明代关中理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他在关中书院的讲学不仅重新振兴了自弘、嘉以来关中地区的讲学之风,而且由于其讲学以心学为主,注重对良知心体的体认,从而使整个明代关学呈现出一个由程朱理学到阳明心学的发展转变过程。但冯从吾既处于晚明王学修正运动思潮中,而他本人亦对当时流行的"无善无恶"说和王学末流脱略工夫的做法极为不满,故又主张以宋儒之工夫来致良知。冯从吾这种会通朱、王,强调本体、工夫合一的方法奠定了清初关学发展的基本趋势。     

近十年清代史学史研究的特色

清代史学处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终结时期,深入研究、把握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的史学,对于认知和建构整个中国古代史学体系是十分重要的。近十年来,学术界在清代史学史领域里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成绩斐然,成果突出。具体表现在对清代史家个案研究全面化、对清代史学历程的总体和分期研究、对清代史学流派研究的深入、清代民族史学研究的初步开展四方面。     

清人的饮食风俗

清人的饮食风俗,是清代社会生活风俗体系的基本“元素”与重要构成部分,而清人的饮食结构与方式、百姓的饮食生活、它们的发展与演变,既是体现各历史时期物质与精神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更是展示清人社会生活风貌演进变革历程与轨迹的活“窗口”。     

关学、实学与心学

:广义的关学指从宋代张载到清末刘古愚的关中理学 ,主要特点是注重实践。关学由张载奠基 ,李二曲将其发展到理学与实学想结合的新阶段 ,刘古愚在实学精神的指导下 ,将近代科学技术及相关思想引入关中 ,传统意义上的关学即告终结。清代关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实学与心学的结合     

兴衰已逝,遗韵长存--湖湘学派及其历史分期

湖湘学派是南宋时期活跃在湖南地区的重要理学派别。从其创始人胡安国 ,中经五峰胡宏、南轩张、胡大时等 ,直至 12 78年南宋灭亡为止 ,表现为五个明显的发展阶段 ,每一阶段又具有明显的不同特点。总体看来 ,性本论是其理论基础 ,“春秋大义”是其坚守的一贯原则 ,经世致用是其一贯的学风。湖湘学派在湖南地区形成了长久的影响 ,在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文化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章太炎论清代学术

在章太炎的学术史视野中,清代学术是被关注的重点。在回顾以经学为主体的清学史时,其所采的研究视角大体是公允、平实的,对各派学术、前辈大师的评价表现出近代学者所具有的科学精神。与此同时,时代因素又使得他的探究具有浓重的现实关怀意味。章太炎论述清学史的著述大体可分为两类,即对清学总体特征、流派分布、传承系统等问题进行讨论的通论和对一些清学具体问题或某些学者予以评论的专论。从时间上说,他是近代学者中最早系统阐释清学史者,其见解基本是原创性的,对后人产生了广泛影响。     

制造荣耀——乾隆帝与《萨尔浒山之战书事》的历史书写

作为后金（清）崛起的重要战役,萨尔浒之战被清朝历代皇帝所追述,而对于其战争场景的文学表述却各有侧重。《萨尔浒山之战书事》（下简称《书事》）是一篇乾隆帝为记述大清开国皇帝努尔哈赤萨尔浒一战以少胜多的追忆文章。文章以乾隆帝《书事》为中心,通过比较萨尔浒之战亲生经历者的追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清帝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皇帝康熙的追述（《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从文体选择、文章结构和文本内容三个方面,可以窥探乾隆帝在《书事》中看似平常的战争描写背后关于维护正统地位、理顺君臣关系、警示子孙及八旗将士的政治诉求。     

清词史论纲

不到三百年的清词，名家辈出，词派纷呈。其分期，前人或“三变”或“三期”，然可商之处尚多。如果综考词风的转变、领袖词人的出现、时代风会、各类批评等诸多因素，可将清词的发展演变分为三期六段，能较明晰地把握其发展历程。     

明清南京地区疫病流行及相关因素研究

梳理明清时期南京地区疫病情况,共有82个年份发生疫病,集中在明崇祯年间、嘉靖年间、万历年间和清光绪年间、乾隆年间、道光年间;明代好发于夏季,清代好发于夏、秋两季,以单一季节为主;疫病多集中在上江两县,明嘉靖三年(1524)和清光绪十九年(1893)疫病流行区域最广。清末南京地区发生最多的疫病是霍乱,其次为疟疾和痢疾。影响明清南京地区疫病发生和流行的主要因素是气候异常、旱灾、饥荒、水灾、地震及战争等。提示在健全完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时,必须重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语境化研究和反现代化叙事——本杰明·艾尔曼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述评

美国中国学界向来重视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尤其是处于转型阶段的清代学术思想史,更是颇受青睐,著作甚丰。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就是专攻这一块的著名学者。他的《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和《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从新的视角出发,为我们展现了清代思想史不同于传统研究的另一面。他既反对只从内在理路出发看思想的变迁,又不赞同把思想史局限在政治史的框架内。为此,他倡导“语境化”研究,强调思想史的社会根源和本土背景。此外,艾尔曼反对“现代化叙事模式”,认为要从开端出发探寻历史,并要注意知识的地方性生产机制。所以,我们在今后的思想史研究中,要积极吸取美国中国学家的有益成果,把我们的清代思想史研究推向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