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结构的演进特征与未来进路——L社区的十年追踪研究(2008-2018年)

治理是新时代中国改革的目标与关键内容,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成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着力点。在城市社区中,多民族社区由于异质性突出对实现治理有更迫切的需求与更高要求。基于此,本文从社区治理结构的角度切入,选取兰州市L社区为案例,通过对该社区2008年、2018年的田野调查,归纳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结构的演进特征,以便为进一步推进此类社区实现治理提出优化路径。研究发现:在治理语境影响下,城市多民族社区参与治理的组织已趋于多元,但社区居民一直游离于社区治理之外,参与治理的组织呈现出弱网络合作关系,制度与资源影响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因此,未来在社区治理主体培育方面,突破的重点是居民参与;为形成多民族社区内各参与组织实质性的合作关系,需加强制度供给和提升组织的资源汲取及互给能力。     

论城中村社区治理

城中村社区有效治理是社会转型的现实需要,是建设和谐社会背景下城市发展必须面对的一个新课题,是现阶段我国城市治理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首先提出城中村社区治理的基本理念等理论,然后分析现阶段城中村社区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和“城中村”社区传统治理模式的现实困境,进而探索城中村社区治理的模式转型及其实现路径。     

嵌入式治理:志愿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分析——以衡阳市为例

志愿组织是推动城市社区多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政主导下的社会治理体系中,作为民间社会力量代表的志愿组织,与政府和基层社区的均衡互动关系是其有效、有序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前提。衡阳市志愿组织在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充分利用自身的“自主性”和“嵌入性”,向上接力政府、向下沉入社区,实现了志愿组织赋能社区治理,助推更为进取和多元的社区治理网络的形成。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理想型构:合作网络治理

治理的本质特征是公民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独立管理或与政府的合作管理,治理体现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型关系.城市社区合作网络治理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政府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第三部门等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采用一定的手段方式,合作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的运行机制.城市社区合作网络治理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民主政治建设、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模式,更涉及到政府与社会二元结构的调整等.     

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治理重心下移与城市社区有效治理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当下城市社区治理正面临着认识不深刻且有误区，缺乏社区治理规划，治理优质资源下沉不匹配，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壁垒阻力较大，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不足等现实挑战，无法有效回应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迫切需求；应当从践行协同协商协作理念，明确共建共治共享思路，科学制定社区治理规划，加强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加大人财物力投入力度，不断提高资源整合利用效率，强化数字治理深度运用，提升科技在社区治理中的含量等多个层面上，不断加强、稳步推进，实现治理重心下移和社区有效治理。     

城市社区善治思考

依据城市社区善治的基本指标,梳理当下城市社区中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企业组织的关系现状,提出社区治理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社区治理权力主体合法性基础缺失,官僚层级的越位、缺位、错位导致社区公共资源分割,社区利益共同体的不确定性致使社会信任缺失,社区社会控制权力的强化与居民社会参与不足。城市社区的善治,要以利益关联为驱动构建多元权力主体协同社区治理的动力机制。     

我国城市社区智慧治理伦理秩序构建的三维进路

城市社区治理是我国社会治理的核心领域，智慧治理充分彰显市域社区治理体系的活力和韧性智慧。社区智慧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法治和制度体系固然是其良性发展的最强动力，但也不能忽视技术理性过分张扬引发的诸多伦理问题。为此应对城市社区智慧治理进行必要的伦理审视，构建基于价值导向、主体行为和治理程序三个基本向度的社区智慧治理良性伦理秩序，其中价值导向是基础、主体行为是关键、治理程序是支撑。具体来说，要坚持以整体性治理思维为引领，树牢城市社区智慧治理的价值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塑造合格的社区治理行为主体；坚持以公平正义为治理之本，优化城市社区智慧治理的程序伦理。     

“无权”到“赋权”: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机制——以H省城市社区公益创投活动为分析对象

分化性社会格局下,社区治理需要改变目前社区无权状态,而当下城市社区公益创投活动是实践这一需要的新探索。在城市社区公益创投活动中,制度赋权、社区赋权与增能技术良性互动、相互交织。其中,制度赋权为社区公益组织发展提供了合法性环境、社区赋权提升了社区社会资本、增能技术使居民的参与更加趋向理性化,他们共同肩负改善社区治理结构微环境、培育基层社会自主性意识萌发的重任,是我国当下社区治理转型的新机制。     

智慧社区时代城市基层治理转型：路径与趋势

智慧社区是数字技术综合应用于基层治理全过程的结果,引发了社会治理结构与治理过程的双重转型。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长期依托街居制,随着管理重心下移,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同时出现结构、功能失调现象。智慧社区的发展一方面重塑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关系,促进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另一方面冲击了以街居制为基础的基层管理体制,驱动街道及社区居委会的结构重塑与功能再造。就城市基层治理过程而言,数字化治理技术的应用推动着由精细化向智慧化、由“人—人”常态互动向“人—机”常态互动、由碎片化治理向一体化治理迈进的基层治理转型。     

多元视角下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整体提升

社区治理绩效高低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现。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8数据分析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绩效总体处在中等偏上水平,但治理绩效在社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社区治理绩效主要受到社区社会结构、社区社会资本、社区组织资源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在可视性和非可视性社区治理绩效上存在明显差异。研究发现,社区社会结构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客观影响会受到社区治理行动主体的调节,同时我国城市社区并没有呈现出西方社会发现的社区分层地位与社区治理绩效之间的显著关系。     

基于“结构-战略-治理能力”的城市民族互嵌社区治理机制研究

随着城镇化进程国内各民族交往更加频繁,城市民族社区治理已成为推进民族和谐,开展社会治理的重要前沿。民族互嵌社区作为未来民族社区的发展趋势,也将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本文以组织结构理论、战略理论为基础,结合成都市武侯区开展民族互嵌社区治理的经验,构建了结构-战略-治理能力模型(S-SGC),以期从社区治理结构﹑组织战略和社区治理能力等三个方面来勾勒民族互嵌社区的治理机制。研究表明:在社区治理中,民族互嵌社区利用混搭战略,可充分整合内外资源,获得更多的跨界能力与社会认同,这将有利于提升社区的治理能力,为民族和谐、社会共同进步开创新局面。     

新时代社区教育融入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超越

在城市空间中，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是解决社区教育发展难题与优化社区治理机制的有效方案。历史地看，转型期社会时空压缩的复杂境遇呼唤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的有机融合，同时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在追求社区居民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上的共通性，亦为二者的互融互进提供了可能性。然而，在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迈向交集的现实中，由于社会结构性因素掣肘，诱发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陷入了定位不清、场域分离、机制模糊裹挟下的困境，致使社区教育优势难以涵化为社区治理效能。基于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的事实，需要从厘清目标结构、识别内生动力、优化机制体制方面进行建设，进而推进社区教育深度融入社区治理。     

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探析

在现阶段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社区生活和工作的城镇化背景下,须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当前,社会组织已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仍存在着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不高、力度不大、绩效不理想等问题。对这些问题,须针对性地予以解决,以提升城市社区的治理能力。     

创新基层社区治理与服务 促进社会活力与和谐——以合肥市蜀山区家家景园社区为例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社区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所在。文章以合肥市蜀山区家家景园社区为对象,调查其在基层社区创新治理与服务方面的成效。结果显示,社区坚持以深化网格化管理为基石,以盘活社会组织为聚力,以创新沟通平台为枢纽,在基层社区治理与服务管理方式上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并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但在社区的工作机制、培育社会组织和队伍建设等方面还需进一步完善。     

论城市社区多元自治管理模式

我国社区组织管理目前仍然是政府管理模式,这种模式排斥了社区居民与非政府组织等民间机构的参与权。因此,我国社区组织管理应当向多元合作治理模式转化,成立有政府、公民与非政府组织等民间机构的代表组成的社区自治组织模式。我们应当在相关理念的指引下,为建立城市社区多元自治管理创造条件。     

志愿组织嵌入基层协商治理的行动逻辑与策略——以广州S社区为考察对象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由社区居民构成的社区志愿组织与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多元治理主体就社区事务进行积极协商，有利于基层治理动力的内生与强化，有效拓展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空间。以广州市S社区志愿服务队为例，基于嵌入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系统考察社区志愿组织助推基层协商治理的行动逻辑及其策略选择。研究发现：社区志愿组织通过认知嵌入培育协商治理意识，通过关系嵌入编织协商治理网络，通过结构嵌入建构协商治理机制，通过资源嵌入筑建协商治理保障，合力推进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为理解社区志愿组织助推基层协商治理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     

基层社会区域化党建的治理转型运作探索——以南京市华侨路街道为例

时代的变迁,要求执政党在基层社会对党的组织体系和运作方式进行改革和转型.南京市华侨路街道探索以街道大党委制、结对共建、社区党员议事会和党员服务站为执政党在基层社会对党的组织体系和运作方式进行改革和转型运作的主要方式,在社会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为促进党的治理转型,首先是实现党内治理改革,包括推进“条块党组织关系”法治化、制度化和规范化进程,要求大党委委员由基层党员选举产生,改革社区管理体制等,在此同时,要加强党外合作治理     

我国社区网络治理的障碍与对策探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由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变成为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过程正逐渐发育为一个相当典型的网络化结构,迫切需要打破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从而使社区问题的非政府解决方案成为可能.因此,应从网络治理的视角解析当前我国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探索如何通过资源共享、合理分工及相互合作把传统社区中的唯一治理主体——城市基层政府——和其他利益主体融合到一个横向联系的网络中,共同对社区事务进行治理.     

城市社区“企业”的角色重构——基于治理理论的探究

治理理论是新保守主义政治观中继保护型民主理论之后政治学知识再生产的选择,其与城市社区建设的融合形成特色的社区治理理论。城市社区治理的三大主体之一——社区＂企业＂一直为人们所忽视和抛弃,成为社区治理的核心缺失部分。通过分析治理理论与社区＂企业＂的融合,重构了物业管理企业在社区中的角色,即坚持业主委员会主导下的社区治理主体。这种新的分析角度,相信对未来社区治理的研究会有很大裨益。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发展演变与制度创新

社区治理是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公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由行政型社区向合作型社区和自治型社区的发展过程,是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调整在城市社区发展中的一种反映,它代表着我国城市社区发展的方向。建立在合作主义基础上的新型政府与社会关系、社区制逐步取代单位制以及城市街道制体制的改革,代表着我国社区发展与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