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演变中政治认同的图式变迁

弱国家—弱社会、强国家—弱社会、弱国家—强社会、强国家—强社会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四种模式。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演变中政治认同的图式变迁,在弱国家—弱社会到强国家—弱社会、强国家—弱社会到弱国家—强社会、弱国家—强社会到强国家—强社会的动态图景中,政治认同呈现封闭型到权威型、权威型到放任型、放任型到开放型的图式演绎,而强国家—强社会的关系模式是政治认同生长的最佳生态。     

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国家与社会的二律背反与良性互动

人类的政治实践表明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有其限度,主要表现为国家阻滞公民社会的成长、经常背离公共利益、存在合法性危机,社会未必通向民主政治、极易导致两极分化、容易滋生个人主义等。把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坚持国家本位抑或社会本位其结果只能是"零和博弈",因此,从"二元对立"走向"良性互动"成为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遵循"强国家、强社会"的构建理路,从推进宪政、加强国家能力建设、树立权界意识、协调国家社会关系、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增强社会自主性等方面入手,努力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关系模式,才能使国家与社会关系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真正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虚拟社会治理

国家与社会关系均衡化发展,是虚拟社会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支撑.无论是代表“强政府、强社会”模式的数字利维坦,还是代表“弱政府、强社会”模式的网络乌托邦,均属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失衡状态在网络空间的具体表现.国家中心主义行为逻辑的网络实践造就了数字利维坦,过度推崇理想化网络公民社会的作用则有可能产生网络利维坦,然而盲目地追求一方力量独大,将导致国家与社会关系在虚拟社会中失衡.因此,应通过推进治理框架下的理念重塑,推动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再平衡,提升网络公民社会的公共理性,完善网络空间公共事务的参与秩序等途径,才能化解虚拟社会治理中的潜在风险,促使虚拟社会走向治理和善治.     

现代主体性：西方社会组织体制建构的逻辑基础

在流变的现代性视野中,西方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是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流变为主线的社会系统的组织化过程,是“人的主体性”、“社会自主性”、“国家自主性”三者共同建构的结果。社会组织体制作为一个整合的秩序结构,评判其建构合理性的根本依据是看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公民对主体性的追求。作为内生逻辑,西方的社会组织体制主要表现为一种内生自发的秩序,由社会内生组织结合生成的“强社会”成为重要的建构主体。作为外生逻辑,国家的制度安排使这一过程具有可控性和规定性。西方经验表明,“国家自主性”与“社会自主性”可以并行不悖,未来社会组织体制的建构趋势是按照“强公民—强社会—强国家”的理路形成新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游走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草根志愿组织的行动策略——以广州启智队为例

国家出于社会控制的需要对民间组织实行的双重管理体制,使得那些运转独立、具有自治性的草根组织,为获得形式上的合法化,也自愿被吸纳进官办组织体系之内.它们实际上属于草根组织的范畴,在我国为数众多,影响力也较大,其运作方式和行动策略与官办组织和其他草根组织都不同,但却很少引起学者们的注意.运用资源依赖理论,以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辖下的启智队为例,分析了其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关键资源和掌握这些资源的组织,以及为了使资源最大化,同时减少对这些资源的依赖以提高组织的自主性所采取的各种行动策略,包括通过合作建立双方的相互依赖关系、社会资源内部化和强化内部资源的整合和利用等.这些行动策略的显著特点是游走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左右逢源,并在生存与自主之间取得平衡.它很可能是合法草根组织可以选择的一种核心策略.启智模式也预示着我国由"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转变的可能前景.     

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综述：解释模式与发展启示

在我国,国家与社会在传统社会中是紧密结合的;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全面控制和主导社会;在市场经济时期,国家不断放权,社会越来越多地承担公共职能。针对不同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模式。他们结合了我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发展,试图从“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转变,构建本土化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未来发展是一个双向建构的过程,只有两者分工合作、互相监督的同时,进行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才可能实现,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才可能形成。     

关于深化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社会改革的全球化背景、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社会体制改革历程和社会体制改革发展经验表明,当前中国社会体制改革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目标模式问题。从实现马克思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的人类社会理想出发,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应确定为"自治社会体制",实现这个目标模式需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当前的社会体制改革处于"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转变的关键阶段。实现这个转变,目前亟待从观念、方法、主体和机制等方面解决一系列制约社会体制变革的重大问题。     

演进中的苏南现代化模式:路径依赖与未来转型——一个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苏南现代化模式向来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并经常引发争论,甚至遭到质疑。近30年来苏南现代化进程所取得的成就,似乎并不符合正统经济学和政治学的逻辑。而基于新政治经济学维度的考量则表明,苏南现代化进程虽经历了从“苏南模式”到“新苏南模式”的演变过程,但并没有改变市场化和政府主导的路径,整个苏南地区基本上是“强政府弱社会”的局面。如果继续维持这一局面,苏南现代化模式可能进入路径锁定状态。根据现代化的特点、现代政府的发展特点和文化历史传统,未来苏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应该是一种既能保证社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又能充分发挥政府作为社会总体利益的代表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统筹、协调和控制的“强政府强社会”模式。苏南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要实现从“强政府弱社会”向“强政府强社会”的转变以及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的转型,必须采用改革基层政府体制、建立不同利益主体的协调机制、推动和规范民间组织的发展以及培养建立在公民权利义务基础上的社会资本等多元并举的变革策略。     

后回归时代澳门特区政府的综合管治能力

澳门回归以来,特区政府的宏观管治环境发生了历史变迁;相应地,澳门的管治模式也由澳葡政府时期的"弱政府-强社会"模式向高度自治下的"强政府-强社会"模式转变.管治模式的制度转型,要求澳门特区政府发展和提升自身的综合管治能力,包括政府治理能力、社会治理能力、经济调适能力、区际协作能力和中央政策的选择性代理能力.对澳门政府综合管治能力的现状与问题进行全面评估,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就如何提升特区政府的综合管治能力提供若干政策建议.     

社会管理创新中的若干理念辨析

新的社会管理格局的构建需要新的理念支撑。"公民社会"的提法缺乏历史与逻辑的理据,甚至具有一定的虚构性。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是一体两面的,它有助于实现对公权力的制约,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取向是建立法治社会。"强政府、强社会"的理念不仅要求提高政府的管理能力,更要求提升其服务能力,同时还要求建立自我管理和服务能力强的社会。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方向应当是构筑"强社会、强政府"。自治民主具有独立的内在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弥补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缺陷,社会管理创新应当保障和促进各种社会组织和团体的自治。     

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路径探析——基于国内基层管理创新的典型模式分析

基于国内基层管理创新的典型模式分析,提出了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路径：即第一阶段从“强政府弱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状态转变;第二阶段从“小政府大社会”向“强政府强社会”的转变;第三阶段从“强政府强社会”向“好政府好社会”转变,经过这三个阶段发展,可以达到政府和社会的理想状态,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奠定基础.     

生态法则与道德法则的平衡-兼论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意义

人类文明的发展不仅仅是社会历史的演进,而且还是人与自然关系变化的过程.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生态危机的背后隐藏的是基本价值的危机,即生态法则与道德法则的失衡.为了寻求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们重新认识到了以天人同源、师法自然、无以人灭天、天人不相胜为核心的道家"天人合一"思想在现代社会所具有的意义.     

“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政党、国家和社会是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变量,三者之间关系的良性变迁和动态平衡是政治发展的实质和内在要求。"强国家-强社会"模式是国家-社会关系中的最佳状态,能够充分发挥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到国家治理过程中。中国治理的基本主题是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如何应对社会快速变迁产生的大量社会问题,这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理念转变和治理主体多元化。因此,"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耦合性决定了后者的构建要以前者为目标导向。为此,根据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选择,在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政府转型是关键、社会组织培育是基础,将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国家治理中,以形成一个高效、有活力的网络化治理结构。     

国家与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研究

国家与社会的结构直接决定着公共治理的模式.我国现正处于国家与社会结构从一种"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的结构模式转变.相应地,我国的公共治理模式也在逐渐地变化,即逐步朝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民主化、治理过程高效化、治理目标科学化的方向转变,而在公共治理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的不少问题还需要我们去思考和解决.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立法转型研究

改革引发了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迁,市民社会的兴起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更是这一变化的重要内容和总体特征。“强国家—强社会”模式,应该是建构中国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正确选择。社会变迁呼唤立法转型。在“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之下的理想的立法模式应该是:保障公民立法参与以保证立法民主;实行立法听证,构筑博弈平台以实现充分的利益博弈;立法主体本着公平正义的理念积极介入以保证法律的公正和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     

对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深层思考

任何国家或民族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都客观上面临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自然历史过程。而以国家"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来回应这一自然历史过程,实质是以国家自觉、社会自觉、人的自觉来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为此,厘清人们的能动性选择与事物自然规律及属性之间的一些理论问题,很有现实意义。     

社会网络视角下我国农户家庭借贷行为研究

运用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logistic模型、tobit模型分别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户家庭获得借贷的可能性及贷款额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对我国农户家庭借贷行为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其中,强社会网络关系对农户家庭得到贷款的可能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获得的贷款额度并不显著;而弱社会网络关系对农户家庭得到贷款的可能性及借款额度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分别考察社会网络对不同渠道借贷活动的影响时发现,在正规渠道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弱社会网络关系,非正规渠道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强社会网络关系。     

韧性治理：后疫情时代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常态化治理路径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以来,各国应对方式主要表现为“强国家,弱社会”式刚性治理和“弱国家,强社会”式柔性治理两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采取自下而上的柔性治理造成风险应对失效,而我国采取自上而下的刚性治理模式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然而,“流动性”与“精准性”的风险社会治理内在矛盾使刚性治理存在治理风险。为了应对疫情常态化治理的要求,在柔性治理和刚性治理之间存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韧性治理机制。通过韧性治理自发性、自适性、主动性的动态治理模式,进行政府韧性、社会韧性、公民韧性和环境韧性建构,可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流动性、随机性、复杂性和不可控性。     

从一元治理到三元治理：西方企业宏观治理范式转型

西方企业宏观治理是超脱于企业内部权力架构的一种治理形式,是在企业之外的治理模式.西方企业宏观治理范式的演进遵循了库恩关于"范式"更替的科学逻辑,历经了三次转型,分别为范式缺失到"市场一元论"或"国家一元论"范式的确立,从市场或国家的一元论范式到国家一市场的二元范式的转变,再到国家一市场的二元范式向社会-国家-市场的三元范式的演进.西方企业宏观治理范式转型,解释了企业治理宏观演进的历史必然,意味着西方企业宏观治理研究不断走向成熟.     

经济转型中的国家选择分析

经济转型中国家选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家应该以合作、协调、互动的心态来引导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最终走向自主性国家。自主性国家是后发市场经济国家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