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多民族地区网络政治传播的失序与治理

边疆民族地区网络政治参与制度的供给迟滞于制度的需求,使得网络政治传播游走于失位、越位的政治空间,造成网络政治传播的失效与失序。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中,多元网络社会思潮的涌现、网络政治谣言的频发、虚假新闻信息的泛滥,引发了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信任赤字,成为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失序的重要影响因素。在阻止极端思想传播,截获并分析网络政治谣言和虚假新闻信息的同时,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还需要主动适应网络政治传播的新形势,积极拥抱新媒体,执行战略性传播,加大对官方门户网站和政务微博的建设,不断拓展微信政务平台,使其成为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新平台。     

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谣言的现状及问题反思——基于“打击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研究

文章通过对网络谣言与政治沟通内涵的分析,指出公众参与和信息沟通分别是政治沟通的理念与机制,阐释了二者对于网络谣言治理的意义,由此揭示出政治沟通与网络谣言治理之间的逻辑关联.以政治沟通理论中的信息沟通与公众参与为视角,结合具体案例展开分析,对地方政府“打击网络谣言”的现状作出检讨,并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地方政府网络谣言治理的根本出路.     

网络政治谣言的治理困境、成因与路径选择

网络的日益普及,为政治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更加宽广、便利的平台,对政府的舆情引导、信息管理,媒体责任道德及民众的信息甄别等多个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络政治谣言的泛滥,对社会政治文化、民众政治心理、社会政治稳定甚至国家政治安全都会产生负面影响。政府应通过自身主导作用的发挥,与公民和媒体联手,提升自身公信力、疏通官民沟通渠道、完善监管与法律体系、重塑媒体责任、引领公民政治参与素质提高,使网络更好更多地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服务。     

网络谣言的政治诱因:理论整合与中国经验

在中国特定政治生态下,网络谣言除了和情感、理性有关,更与现实社会矛盾的累积、底层情绪的积压以及制度化参与渠道不足有关。它表现为一种特殊的集体求知、政治表达、社会动员和政治监督方式,甚至有时候还是弱者反抗的武器。谣言的治理应该跳出谣言本身,不仅需要参与主体理性的提高,更需要政治和社会环境的改善。     

网络谣言场域中的话语协商——以7·23温州动车事故为例

7·23温州动车事故的发生催生了大量的网络谣言,网络谣言的传播过程实际上是谣言场域建构的过程,政府、媒体、受众在这一场域中展开话语协商.大众媒介尤其是网络媒介既是网络谣言传播的渠道,同时也是网络谣言的“介入者”,其介入行为对网络谣言产生了相反的双重作用,这是大众媒介扮演的多重角色导致的结果;网络谣言的受众参与行为包括了传谣和辟谣行为,其共同点在于试图以谣言为话语来解答问题争取权利;政府在事故解决方面所存在的缺陷成了网络谣言爆发的导火索,然而,政府又针对网络谣言给民众进行了“预防接种”,并成功设置了“安全阀”,维护了整体的社会稳定.     

网络谣言的传播及其治理

进入网络时代,网络成为谣言生成和传播的重要途径与载体。网络谣言传播具有匿名性、时效性、多因性、蛊惑性、双重性和重叠性的特点。网络谣言的传播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危及社会稳定、不利经济发展、有损他人利益、削弱核心价值观、降低政府公信力、弱化公民信任感。认清网络谣言的传播特点和负面影响,有利于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治理网络谣言应及时公开信息、依法治理造谣传谣行为、加强网民的宣传教育、加强网络建设和管理。     

社会治理视域下网络谣言消解模式探析

现阶段网络谣言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因素,本文在反思网络谣言消解方法的基础上,探究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实际,认为社会治理与奥尔波特经典谣言传播模式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通过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打破各种障碍,促进信息自由流动,减少谣言产生的模糊性,降低谣言形成的重要性,从而以此建立符合信息社会发展实际的网络谣言消解模式.     

网络流言对政治传播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

网络流言正在对政治传播系统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网络流言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政府应该从正反两方面认识网络流言.政府要采取不同的态度区别对待网络流言和谣言,善于利用网络流言的舆论监督功能了解民情,及时监测舆情,把握先机,避免流言向谣言转化.在实际工作中要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落到实处,有效应用政务微博等新媒体实现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推动公民政治参与的良性发展.     

新媒体时代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研究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推动着深刻的社会变革,并改变着公众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因而拓宽了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近年来,现实社会中的群体性事件多数由网络群体性事件扩展而来,而网络空间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公众表达意见和诉求的行为机理具有特殊性。当前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变革阶段,属于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期,因而对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治理面临严峻形势。在深入剖析网络政治参与的多重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以新媒体时代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发展趋势为基础,推进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保障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权利,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是当前社会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网络政治参与主体的特征--基于多项式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大样本的网络问卷调查构建了多项式回归模型,从人口统计特征、网络基本使用特征、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特征和对网络政治参与效果的态度四个方面,对中国网络政治参与主体的结构与特征进行了探讨。这些特征主要是:参与主体为年纪轻、高学历、高收入、高素质、赋有理性的群体;现实社会中职业声望与网络话语权并不完全匹配,甚至是对立的;社会化媒体成为网络政治参与的主要工具,特别是微博在网络维权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主要目的是自我实现。     

网络化政治参与的特点、双面效应及其应对

研究了网络政治参与具有平等的参与主体、自由的参与空间、低成本的参与手段、虚拟的参与身份等特点，指出改善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手段、激发公众的参与热情、扩大政治参与规模、提高网民的政治社会化程度和促进政府工作的廉洁高效是其积极方面；政治参与的信息不可靠、引发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危机和新的社会不平等是其消极方面。因此，要从参与机制、参与者素质、参与文化和政府作用等方面来完善和推动我国的网络化政治参与。     

网络虚拟社会的协同治理问题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和自媒体时代的来临,规制网络失范,实现网络空间的法治化,是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当前社会治理中日益重要的一环。网络虚拟社会与“言论自由”与生俱来,治理网络虚拟社会实质上就是保护和平衡言论自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社会管理的思维惯性和国家威权主义的作用,网络虚拟社会各方主体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单边主义思维特征和行为模式,已经成为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的障碍。针对网络虚拟社会的多主体性、非中心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必须抵制单边主义的思维倾向,引入协同治理思维和理论,建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的协同治理体制。     

浅析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下的政府治理理念创新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时期,更多的公民通过网络参与政治生活,这对于我国各级政府治理理念提出了新要求。通过对网络政治参与的特点解析和参与动因分析,提出了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下政府治理理念创新的路径选择：政府合理地扩大其管理半径,提高其管理效率;有更强的回应力,回应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和需求;政府自身角色的转变,处理好网络话语的主导权;政府信息公开,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内涵及其体系构建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是指根据网络虚拟社会以及人们在网络虚拟社会中的思想行为特点和规律,为了实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传播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完成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任务所采用的方式、办法或手段的总和,包括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原则方法、具体方法和操作方法.     

试论网络谣言的一般特征及治理机制

从网络本身的开放性、社会结构的转变、社会信息管理方式落后、市场经济体制衍生问题、网民整体素质较低等几个方面,分析了网络谣言出现的原因.结合网络推手“秦火火”“立二拆四“薛满子”等网络“大V”制造谣言的实例,分析了网络谣言的一般特征,表现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破坏性强等.提出了对网络谣言治理的具体建议：要依靠健全的法律体系、不断创新社会信息管理方式、加快政府信息公开力度、提高网民素质等方式,共同营造良好的网络信息传播环境.     

试析网络政治参与下的民粹主义

随着计算机的迅速普及,网络给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民粹主义在民众的网络政治参与中抬头,为我们的社会和政府敲响了警钟。     

谣言引发集合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扎根理论

运用扎根理论对谣言引发集合行为的案例材料及谣言文本进行分析, 构建谣言引发集合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通过分析发现, 谣言传播后, 参与集合行为的主体分为相信谣言者, 不相信谣言者, 不知道谣言者。谣言文本特征、社会公众因素、政府作为信息源的状况、情境因素是影响相信谣言者参与集合行为的因素。预测他人行为对自己的影响、从众是不相信谣言者和不知道谣言者参与集合行为的原因, 这是谣言产生的间接影响。     

网络商业谣言的成因探析——以湖南隆回金银花事件为例

从湖南隆回金银花事件可以看出网络商业谣言的传播实质上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信息传播过程。这一过程包括若干不可或缺的要素,而要素间的制约/影响关系又是与特定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网络商业谣言从生成到传播扩散至一定规模,与社会环境、媒介环境、受众基础有着很大的关系。市场竞争激烈而商业道德缺失的社会环境是网络商业谣言产生的温床。金银花产品自身的鉴定问题增加了事件的模糊性,导致自身易发谣言。受众恐惧心理和科学常识缺乏等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谣言的传播。而媒介既是网络商业谣言的传播渠道,也是治理网络商业谣言的有力工具。     

网络议程设置与政治参与:基于一项调查实验

互联网时代给议程设置模式及大众行为都带来了深刻影响。利用调查实验方法,可以探究不同类型议程对网民政治参与行为的不同影响。总体来看,网络议程讨论仍然集中在事件属性本身,泛政治化倾向尚不严重。其中,国际性事件最容易引发政治参与,并主要通过集体式的讨论方式实现;社会性事件容易增强网民的社会式参与,机制主要是对社会矛盾和政府治理议题的关注,而对其围观式的讨论方式也容易带来制度外参与行为;政治类事件与政治参与的关系模式更复杂,触发点也更多元。总之,互联网时代,政治参与影响要素更为多元,议程设置、议题属性、讨论方式等都发挥着不同作用,对政府网络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网络政治参与:和谐社会政治参与的新形式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以民主法治为基本特征之一,网络政治参与作为和谐社会政治参与的新形式,正是以民主的方式成为政府政治决策和公众民意表达相互沟通的直接平台。公民通过网络进行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参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对于保持社会持续、稳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网络技术和传播手段的不断发展为网络政治参与奠定了良好基础。作为一种新型的政治参与形式,网络政治参与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也促使我们积极思考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