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工业组织权威变迁及其对劳企关系的影响

企业内部的组织权威既是保证企业管理效率的重要因素,也是对企业员工的激励和约束产生深刻影响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国有工业组织权威结构从从国家主导的“神圣型权威”向企业支配的“效率型权威”转变;企业管理者与普通员工的权威关系从“身份报酬型权威”向“行为报酬型权威”转变;普通员工对企业管理者的权威认同从“价值合理性权威”向“工具合理性权威”转变.国家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市场化改革导致的国家与企业关系的变革,以及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制度实践,成为国有企业组织权威变迁的合法性制度基础.同时,国有工业组织权威变迁对建构和谐的劳企关系产生了明显影响和挑战.     

论中国哲学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合意识

中国传统哲学主张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合,提出了"正德、利用、厚生"的生存统合、"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人生统合、"德力俱足"的政治统合和"格物穷理尽性"的道德统合等四种统合方式.这些统合方式具有以人为本、以德为主、以行为机、以合为思的共同特征.中国哲学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合意识,对于人类在21世纪正确处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市场经济下的理性精神探析

理性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但随着启蒙理性走向工具理性,理性不可避免地走向自己的反面,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导致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并引发价值观上的冲突.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高扬人的理性,有效解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减少工具理性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当代公民法治认同与法治政府权威提升研究

法治认同实质是一种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文化心理基础。当代公民法治认同的现实基础在于认同是一种利益期待,法治为公民提供一种正当、现实的利益保护。法治树立权威的正当性基础在于民众对法治的内心响应与理性权衡,法治凭依政治属性和政治向心力能最大化凝聚人心、形成共识、树立权威。法治政府权威提升既需要一种内在的情感认同、价值引领,更需要一种外在的实践规范、制度保障;先立法、后行为成为一种法治常态与法治认同,为提升法治政府权威打造了畅通的制度实践路径。     

经济思想史上对价值理性的工具性解释

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经济理性分为两种,一是工具理性,一是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是指人类在追求功利的动机驱使下,借助科学、技术、知识等工具以达到预期效果最大化目的的本能和意识。价值理性则不同,它是指人类行为中与功利目的相关性不那么紧密的观念崇尚和价值标准,强调动机的纯正、手段的恰当以及敬畏和自律等,难以完全用现有的知识系统加以实证的、有逻辑性的表述。试图对价值理性作工具性解释不成功,且不可能也无必要,甚至还会产生负面作用。不同的价值理性能引导人们运用分析工具对同一种经济现象作出不同的判断,形成不同的对策,进而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理性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双重解读

人类的理性可以划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形态。在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解读中,由于工具理性的越位,导致理解上的偏颇。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进行科学界定,是人类理性面临的重要任务。工具理性对客观制度性责任的把握和价值理性对主观伦理性责任的把握,由于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侵犯而割裂。客观制度性责任的主观化和主观伦理性责任的客观化,开拓了理性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双重解读的根本途径。     

国有企业与职工的和谐发展:问题与路径

国有企业发展与职工发展,是相互促进、不可分割、良性互动的。促进国有企业与职工的和谐发展,是发展的本质要求,是国有企业承担的特殊历史使命。但是,在发展的动力、目标、主体、路径等方面,企业发展与职工发展还存在很多不和谐现象。为了促进企业与职工的和谐发展,我们应该把"以职工为本"作为国有企业各项事业发展的根本价值指导,在国有企业与职工之间建立"双向认同"的企业文化,完善国有企业领导的任命和考核机制;国有企业应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制定符合自身特点和要求的"职工发展计划",更多起承担起对职工发展的职责。     

在政治权威与理性权威之间——关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方式的思考

多元文化样式的相互冲突以及多元价值谱系的相互激荡,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我国,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无庸置疑,但近年来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认同危机。个中因由很多,而我们过去在主流意识形态主导方式上过分强化政治权威,而忽视理性权威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应该根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科学性,在主导方式上避免纯政治化的方式,强化其理性权威的建构,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真正成为中国民众的社会共识和精神支柱。     

制度建构的理性构成及其困境

现代社会的制度建构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们的理性设计和价值选择,是由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共同构成的,具有双重的价值取向.也正是由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相互伴生又彼此对立的关系,给制度建构带来了诸多矛盾和困境.对此,必须加以密切关注,以共同维护现代社会的同一性与和谐发展.     

论行为理性对"何然"的建构

行为理性是人类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理性完整形态应是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行为理性的统一.行为理性对"何然"的建构,是以工具理性对"实然"的把握和价值理性对"应然"的确立为基础的.以行为理性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人类理性的完整形态,使其在"实然"、"应然"与"何然"的三个层面上展现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实现了作为完整形态的理性对真、善、美的追求,使理性达到了在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合规范性的统一中,把握人与客观世界及人类社会自身和谐发展的最高境界.     

论企业形态与企业分类

企业形态与企业分类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企业形态是历史地形成的,企业分类则是人为地划分的;企业形态是企业主体法立法的基础,企业分类则是企业促进法立法的基础。由于对企业形态和企业分类的认识混淆,在理论上,学界存在着对怎样划定企业主体法和企业促进法、一般企业法和特别企业法,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争论;在实践中,则既存在企业法律调整不到位,又存在企业法律适用的矛盾、重复。区分企业形态和企业分类的意义就在于只有企业形态才能被确认为企业法律形态。     

企业文化创新与企业竞争力提升

本文认为企业文化创新可以有效解决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有关问题 ,包括以科技工艺创新达成环境保护与竞争力提升的双重目标 ;以企业文化创新促进高薪资与高竞争力的良性循环 ;以企业道德创新推动伦理维度与经济维度同时获得优异绩效 ;以竞争观念创新实现与竞争对手、相关企业间的双赢。深入分析表明 ,文化成本是约束企业家进行文化创新的重要因素。政府在激励企业进行文化创新时不仅自身必须进行文化创新 ,而且需要加强法制建设和政策调整     

企业服务补救与企业价值提升的关系研究

实现价值最大化是企业经营管理所追求的目标,成功的服务补救对实现这个目标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将在对服务补救、服务补救的成本与收益、企业价值等问题探讨的基础上,制定基于提升企业价值的服务补救效益评价机制,对正确评价服务补救效益,研究服务补救与企业价值提升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立体的企业与立体的企业产权理论

传统的企业理论所描绘的是不完整的企业图象,尤其是企业契约理论虽然很彻底但只描绘出企业的一个平面.而企业特别是在现代环境和条件下的企业是一个立体组合,我们需要立体的企业理论来指导中国企业的建设和发展.企业是一种产权组织,企业产权的实质是剩余产权.综合创新的立体企业理论阐述企业契约-生产合约、企业团队-监督控制和企业应对-创新制造等三个层次的企业运营理论以及相应的企业契约剩余产权、企业管理剩余产权和企业创新剩余产权等三个层次的企业产权理论.     

论外资企业和我国企业法制的协调

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制的形成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长期来独立于我国的内资企业法律制度且渐行渐远,频繁的法律冲突违背了法制统一的内在要求,也阻碍了我国现代企业法制构建的进程。将外商投资企业融入我国企业法律制度的统一管辖,不但亟需,而且可能。在法制统一的前提下,中外合资企业仍然可以保留某些特殊的规则。     

不确定性与企业的对策研究

不确定性是企业不可能避免的一个问题，它一直不断地带给企业机会和危险，它也具有可以确定化的特征。作者探讨并提出了企业在不确定性影响下如何规避可能的损失并获得极大化利益的应对方案。     

企业的模仿与创新

在市场竞争空前激烈乃至近乎残酷的今天,模仿与创新成为使用频率极高的两大词条。其中,随着知识经济的诞生,尤以创新为甚。从本质上讲,前者强调知识的横向拓展,即在全社会得以传播的过程;后者则侧重于知识的纵向延伸。正是通过这种知识同时在广度与深度上发展延伸的交叉网络的关系,社会发展才得到巨大的推动。     

企业文化创新与企业价值观实现——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实证分析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激烈的竞争中,企业必须构建和创新企业文化。有特色的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生命。内蒙古北方重汽在"产业报国"价值观的指导下,创新有特色的企业文化,盘活了国有资产、增强了企业竞争力和员工的凝聚力。由此可见,企业文化创新对实现企业价值观有重要作用。     

企业政治的形成及其解构:一个企业管理的新视角

作为企业运行的基本层面之一,企业政治很少被纳入企业管理理论研究的范畴。本文尝试从企业政治及其形成的要因入手,揭示了企业政治与企业文化及企业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基于企业管理的视角,提出了解构企业政治的基本方法与思路,以期更深层次的思考与研究。     

论公司章程的法律性质

对公司章程的法律定性涉及到公司法的性质与理念的认识、公司章程的生效及解释、股东权益的保护等方面,但目前学界对此莫衷一是。本文通过对几种代表性学说的述评,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即新折衷说:认为以公司章程调整的法律关系来对公司章程的属性进行分类。公司章程调整的法律关系中股东与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用契约说来调整;公司章程中关于公司治理机制、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公司章程细则)部分用自治法说来调整。这一分类定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